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今天咱们有针对性地从各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具体如下。
一、政策建议
1．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特色化
加快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创新与特色化，助力数字普惠金融下沉。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迅速发展，人们普遍享受到了其带来的便利性，其在支付、理财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但是在保险、贷款、投资等方面发展仍旧不够充分，从产品数量上来看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尚未满足社会对其的发展需求。
一方面而言，应加快人们对目前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认可，普及普惠并不断推广数字普惠产品，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相关产品的下沉及发展；
另一方面而言，应加快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创新化与特色化，开发针对于低收入者、小微经营者等相关人群所需要的产品。
并在保证风险的前提下尽量降低产品门槛，使得数字普惠金融真正的发挥其普惠作用。
2．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
因地制宜推进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普惠金融因其成本等原因。
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形势，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突破了地域、成本的限制，使其在全国发展迅速，但是各地域均保持其不同特色。
首先，对于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而言，由于其本身金融业务发展较为迅速，数字普惠金融的边际效益较低。
因此，应当着力于做好传统金融的补充作用，在渠道上、数字化、便利性上进行互补，在产品上加大创新力度，使的数字普惠金融的边际效益发挥到最大；
对于中等发展程度的地区而言，应加大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推广。
尤其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上着重下力，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得到充分的发展，以此来促进当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对于发展程度较差的地区，应该着重提高其数字化程度。
尤其是在数字金融的普及教育程度上，在数字化信息化程度的普及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广度和深度的发展。
3．统筹全局发展注重顶层设计
注重顶层设计，统筹数字普惠金融各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
在推动本省份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与周边地域协同发展，共同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从宏观层面，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相关制度、发展政策等的制定。
加强顶层设计，从宏观层面把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中观层面，加强各地区之间的政策沟通与交流，避免出现各邻近地区之间竞争性关系，加强合作，促进整体发展；
微观层面，要加强对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者的引导，并加强对区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支持与保护，共同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4．全面开花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推动各地区协调发展，加快边远地区经济建设和开放程度。
推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使得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乡村振兴、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同样应该注重各方面。
整体来看，各方面的因素均有利于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进一步，分层次来看。
对于第一梯队，应当着重推进人才培养，引进高层次人才，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
对于第二梯队而言，人才的培养、市场开放程度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对于第三梯队而言，市场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则是其发展的重中之重。
因此，因地制宜选择发展重点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5．防范风险完善法律制度建设
防范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风险，完善法律和制度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风险。
因此，一方面，要不断加大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立法程度，根据目前的市场乱象及薄弱点，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数字普惠金融市场秩序，引导数字普惠金融规范市场发展；
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建立完备的不同层级的监管体系，并且畅通监管反馈渠道，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二、结论
通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以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综合以上所述，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较为迅速，地区差异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时间上，各地区发展较为迅速，尤其是在2011-2013、2016-2018两个时间段内，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空间上，我国各地区发展差异明显，其中，以东南沿海省份、北京、湖北为第一梯队，中部除河北以外省份为第二梯队，西部东北部地区为第三梯队。
城乡收入差距：
2003年之前处于不断上升阶段，自2010年起迅速下降，从2.95下降至2018达到最低点为2.48；
从空间上来看，西北如西藏、甘肃、青海、内蒙等，西南如云、贵、广西等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在时间与空间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一致，根据城乡收入差距所计算出的泰尔指数结果一致。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不同层次下效果不同：
全国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具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广度、数字化程度在较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由于其丰富的数字化金融产品在农村渗透度不强而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发展、教育程度、经济开放程度、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均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分梯队层面上：
以中部地区为代表的第二梯队城乡收入差距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较为显著，无论是整体指数还是广度、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有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
而以东南沿海为代表的第一梯队和以西南、西北部地区为代表的第三梯队显著性均较差。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受本身地区发达的金融业影响，边际效应较小。
而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由于其本身经济发展较差，数字普惠金融对其影响程度较小；
控制变量上，西部地区与全国层面差距较大，仅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开放程度较为显著，但是其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程度远超其他地区。
第三，从莫兰指数和吉尔里指数上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对于邻近省份而言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对于本省份而言，回归结果与上文相一致，即数字普金融有利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对于邻近省份而言。
则抑制了邻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较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显著竞争效应导致；
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相关因素对于本省份的影响与上文一致，而对于邻近地区的影响均不利于其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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