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大力财经

作者 | 豆沙包

通用汽车的 40 亿美元 “回家计划” 意在将部分电动车和关键零部件生产从墨西哥迁回美国，不仅涉及产能转移、本土制造比例的提高和数十亿美元的资本开支，更是一场围绕关税、就业和技术转型展开的战略豪赌。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拜登政府“清洁能源+本土就业”政策的积极响应，实际上却透露出通用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的应激性反应。在中美博弈背景下，墨西哥原本是“全球化避险地”，但如今面对新一轮电动车关税壁垒，通用也不得不选择“退而求其次”的保守路线。

“回家计划”的每一步，都可能对北美汽车产业链、劳动力市场乃至全球车企的布局策略产生牵引效应。它不只是通用自己的选择，更可能是一场倒逼全球汽车产业去“重新定义效率与主权”的预演。

01 核心决策：通用 40 亿美元回流投资的三重棋局

燃油车产能“回流”：避关税、控风险、稳现金流.通用此次“回家计划”的首要落子，是燃油车型的产能回迁。原本设于墨西哥的雪佛兰 Blazer，将整体迁至美国田纳西州斯普林希尔工厂，Equinox 虽仍保留墨西哥生产线，但将增设堪萨斯州费尔法克斯的美国产能，构建“双基地”布局。同时，原本用于电动皮卡生产的密歇根奥赖恩工厂也将被重新调整为燃油 SUV 与皮卡的主力基地，预计 2027 年投产。

这一系列调整背后，通用释放出清晰信号：在关税政策与全球供应链波动双重压力下，传统燃油车的“回流”是为了锁定现阶段利润来源，抵御短期政策冲击，避免“未转电先失血”的现金流风险。

本土化红利：就业、政策与合规的三重协同.通用计划在 2027 年实现美国年产能超 200 万辆，新增 3000 - 4000 个本土就业岗位，平均年薪可达 6 万美元。这不仅响应了美国政府“制造回流、就业优先”的政策基调，也可在 IRA 法案下获得供应链本地化补贴。

根据测算，如果维持墨西哥生产且无法满足本地化率要求，通用可能面临高达 50 亿美元的关税与补贴损失。因此，通过产能回迁、供应链重构，通用试图用制造换合规、用就业换护城河。

资本开支加码：从“造车”走向“造能力”.通用2025 年预计资本支出维持在 100 - 110 亿美元之间，至 2026 - 2027 年则将加码至 120 亿美元，增幅超过 15%。这笔新增投资将主要用于自动化设备升级、本土零部件配套设施建设，以及未来柔性产线的能力储备，实质上是从“投资造车”转向“投资能力”。

这意味着，通用并非仅为避税或抢政策窗口而临时调整，而是将“制造再国家化”作为中期战略，提前为全球供应链潜在割裂做好缓冲准备。

02 通用为何此时“掉头”：从电动化押注到燃油稳牌

就在几年前，通用还高调宣布“All in 电动化”，誓言 2035 年全面停售燃油车。但如今战略急刹车、将资源重新倾斜至燃油车型，不是对电动化的放弃，而是对现实的低头。

Ultium 电池平台虽是通用电动战略的核心，但量产效率低于预期，动力系统与热管理技术仍未形成压倒性优势。在电动车竞争红海中，通用既没有特斯拉的成本控制力，也缺乏比亚迪式的垂直整合能力。

2024 年以来，北美电动车市场增速明显放缓，中端消费群体对电动车的接受度滞后，库存周转天数拉长，经销商多次反馈“电动车卖不动”。雪佛兰 Bolt 停产、Equinox EV 延期交付，这些都在悄悄改变通用的战略节奏。

通用正在用行动承认：电动化是一场长期战，不再是可以通过资本“速战速决”的增长引擎。

墨西哥虽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制造重镇，但随着美墨贸易摩擦加剧、关税豁免标准收紧，加之拜登政府“清洁能源本土化”的政策倾斜，使得继续依赖墨西哥产能变得代价高昂。

尤其是在 IRA（《通胀削减法案》）框架下，享受清洁能源补贴的企业必须在关键材料、本地组装等方面满足严格的“美国制造”门槛。而墨西哥生产的车型一旦无法满足本土零部件占比要求，将面临关税叠加和补贴门外的双重打击。

与其等待政策靴子落地，不如提前布局，主动脱钩，通用选择的正是这条更具确定性的路径。

在过去几年，大量车企误判补贴退坡后的需求弹性，高举高打铺设产能，却在2023-2024年迎来了销量与毛利的双重承压。

通用此时回撤燃油牌，不仅是对制造布局的再平衡，更是在资金、资源、组织能力等方面，为电动转型争取喘息窗口。换句话说，这不是放弃电动化，而是为“重新上车”做储能蓄力。

03 驱动因素：关税政策与战略防御

随着美方对进口整车及零部件加征高达 25% 的关税，通用在墨西哥的低成本制造优势正迅速被侵蚀。据估算，单辆车因关税产生的额外成本可能高达数百美元，这对于毛利率本就承压的传统车企而言，无疑是致命打击。

面对如此强烈的政策压力，通用不得不重新梳理全球产能布局，选择“回流本土”作为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主要策略之一。

通用汽车 CEO 玛丽・博拉本人也罕见公开表态支持这一政策方向，称“本土化生产是抵御全球贸易波动的护城河”。这一表态并非单纯的政策配合，更反映出通用在电动化尚未大规模变现前，对稳定盈利模型的强烈需求。

本轮“回家计划”背后，不仅是政策压力和市场逻辑的结果，也深受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与工会力量的牵引。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长期以来呼吁制造业回流，并积极支持加征进口车关税。通用此举无疑是对工会长期施压的回应，有助于缓解劳资紧张关系，争取更多谈判空间。

特朗普政府撤销加州 2035 年禁售燃油车的法规，也为通用在本土扩大传统车型产能提供了制度基础。一边是对燃油车未来的战略回旋余地，一边是对本土工人就业的政治回应，政策协同与劳资博弈成为左右通用“回流战略”的双刃力量。

近年来，疫情、地缘冲突和原材料价格波动频发，让全球制造企业对“供应链安全”重提重视。通用在墨西哥的几家大型工厂，其长期角色和产能分配未来变得更具不确定性。虽然官方尚未公开表态，但拒绝透露相关工厂的战略定位本身就已释放出“瘦身预期”。

在美国本土进行燃油车和部分电动车的生产，不仅能显著降低跨境物流成本，还能有效缩短交付周期、应对地缘或政策突发风险。这不仅是关税避险的短期权宜之计，更是对整个企业链路安全的系统性再布防。

04 行业影响：从“再国家化”到“供应链重构”的深水区

通用的“回家计划”并不是个例，特斯拉早已宣布扩大内华达超级工厂产能，福特也重启密歇根新厂项目，美国本土制造正从“成本最低”逻辑转向“安全优先”逻辑。

IRA 法案只是开端，从芯片补贴到电池税收减免，美国正试图重建本土制造全链条，确保关键产业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样的趋势下，车企不回流，就意味着在政策补贴和监管合规上“掉队”。

对于其他全球车企来说，通用的回流更像是一次“信号释放”：如果你还押注海外低成本产能，那就要为政策波动、自主控制权缺失买单。

大厂回流，最先感受到冲击的，往往是二三线零部件供应商。通用此举意味着对供应链的重新筛选和标准升级：本土零部件、本地化工艺、本地认证流程，将成为进入其体系的门槛。

这对一批此前依赖墨西哥、东南亚代工产能的供应商而言，是一次生死考验。

尤其是在电池、电控系统这类高技术、高资本门槛的领域，通用未来极有可能倾向于深度绑定美国本土供应商。这不仅会抬高入局门槛，也将进一步推高电动车整体供应链的集中度。

通用的回流也打破了全球汽车产业链长久以来的“惯性信仰”：即产品可以在全球任意流转，关税与地缘只是背景噪音。

但现在，每一个产能布局决策，都可能触发政策红线。例如：中国零部件厂商未来若无法进入美国本土整车链条，将面临“边缘化”；墨西哥作为制造承接地的吸引力下降；欧洲零部件企业如何在美企本土化趋势下保住份额，也成为亟待回答的问题。

产业链全球化，正转向地缘化、政治化。这场结构重塑，不只是经济账，更是国家战略、企业策略与技术布局之间的“三重博弈”。

05 通用的“美国工厂梦”能走多远？

通用计划新增 3000–4000 个本土就业岗位，表面上是“制造业复兴”的样板工程，但背后隐藏的，是美国制造长期以来难以回避的老问题：用工成本高、工会压力大、劳动力结构性短缺。

UAW（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在 2023 年曾发起罢工，要求大幅提升薪资、福利和工作保障，通用最终妥协同意加薪 25%。这种博弈将持续影响企业在美投资回报率。一旦劳资关系失衡，运营成本将大幅攀升，直接冲击“回家计划”的经济可行性。

而制造岗位“回流”≠人自动跟上。在电动车等新型产业中，对技术工人的要求更高，美国本土当前缺乏足够具备相应技能的工人，这将限制产能释放速度。

通用的回流计划重启了对传统燃油车的生产投入，例如将奥赖恩工厂由电动皮卡转为 SUV / 燃油卡车，这种“战略摇摆”被外界质疑是否在拖慢其电动化节奏。

面对特斯拉、比亚迪的持续技术迭代，以及苹果、华为等跨界玩家的进入，电动车已不只是整车之争，更是系统能力与生态协同的全方位竞争。通用若过度聚焦本土制造，而忽视全球创新协作，可能在下一轮电动化浪潮中落于下风。

尤其是通用 2023 年曾宣布“2025 年实现 100 万电动车年销量”的激进目标，如今却将资源转向 SUV 和燃油车，不免引发投资者对其战略一致性和执行力的质疑。

美国当前仍处于高利率环境，借贷成本居高不下。企业扩大投资意味着更大的资本支出压力。而通胀带来的原材料、建筑、设备成本持续走高，也将拉长本土工厂的盈亏平衡周期。

通用每年投入 100–120 亿美元的资本开支，在当前宏观环境下极易被放大为“激进押注”。一旦消费市场疲软、汽车销量不及预期，这些投资将成为沉重的负担，甚至可能引发股东层面的反弹。

总结

通用汽车的“回家计划”，表面上看是一次顺应关税环境的主动调整，背后却是一场关于制造回流、电动化转型、资本分配和劳资关系的多线博弈。这项 40 亿美元级别的产能迁移计划，无论从就业创造、税收回馈，还是国家政策导向来看，都似乎踏准了“美国制造复兴”的节奏。但越往深处看，越能发现它并非一条没有代价的康庄大道。

制造成本、工会谈判、技术人才缺口等传统难题依然如影随形；通用自身在电动化战略上的反复与摇摆，也使人质疑其长期战略的坚定性。若“回流”只是为了短期政策避险而非基于长期效率优势，那最终可能不过是一场资本表演，难以真正构建持续性的竞争护城河。

大力财经认为，与其说通用在“回家”，不如说它在“赌一个时代的政策窗口”。但这场豪赌能否换来长期价值回归，取决的不仅是生产线的重建效率，更是对战略方向的清醒认知与一以贯之的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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