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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苏兹曼1996年从爱丁堡大学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2001年获得剑桥大学“史末资非洲研究奖学金”，过去30年间，他的研究和工作都围绕着纳米比亚的原住民部落。2020年，苏兹曼出版了《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Work：A History of How We Spend Our Time）一书。
文 | 张宇琦
和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一样，苏兹曼也认为，当代社会中充斥着大量缺乏意义、无益于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工作，但他更希望为这些劳动形式与制度的根源提供解释。痴迷于无休止的工作，是人类的天性吗？我们能否“借鉴”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重视自由的时间更甚于金钱的积累？在本刊的专访中，苏兹曼不仅为人类早期文明形态和当代人的工作信仰建立起理论上的联系，也分享了自身职业生涯中的挣扎与反思。
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
狩猎采集：人类的前缺性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工作的意义》的序言中写道：“人类与工作的关系其实比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所说的要有趣且复杂得多。”经济学家在理解有关工作的一切时，一般是基于怎样的假设？
詹姆斯·苏兹曼：经典经济学认为，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类有无限的欲望，但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因此，如何通过分配、交换，弥合稀缺的资源与无限的欲望之间的鸿沟，就成了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几乎所有生活在工业化社会的人都会认同，稀缺性驱使我们努力工作。但有趣的是，经济学者们曾经乐观地预测，这种“折磨”不会一直持续。
这其中最有名的预测来自于约翰·凯恩斯，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1930年，他在一篇题为《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的文章中提出，随着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技术的进步，到21世纪初，每个人的基本需求都将更轻松地得到满足，人均工作时长不会超过每周15个小时。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期间，凯恩斯本人因为股市崩盘失去了大量积蓄，所以，他的部分初衷是试图在更长的历史周期中理解经济的波动。无论如何，他相信稀缺性是人类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的最大问题，攻克了这一点，人类就能实现经济乌托邦。
但现实是，尽管自“二战”结束以来，工业化国家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了大约4~5倍，全世界的财富和生产力水平在上世纪80年代就超过了凯恩斯的预测，但世界各地的平均工作时长却几乎一直稳定在每周40小时的水平。
现在大量的工作场景都是人们在办公室里面对电脑（图|视觉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你过去30年的主要工作都围绕非洲南部沙漠中的原住民部落，你最初为何想写书探讨工作的意义？
詹姆斯·苏兹曼：写这本书其实有一部分是出于偶然。我从90年代初开始，常年在卡拉哈利沙漠和朱/霍安西（Ju/’hoansi）人一起工作生活，他们是最后一批以狩猎采集方式生活的布须曼（Bushman）部落之一。我的第一本书《不富余的富裕》（Affluence Without Abundance）记述的就是他们的历史。
的确，很多人将狩猎采集等同于落后的生活方式，甚至不愿视之为文明。但我的观点完全相反，狩猎采集是一条不同的文明轨迹。一方面，现在已有大量证据表明，非洲南部的文明孕育了丰富的发明创造，那里就像是当时人类世界的“硅谷”。比如，弓箭在那里出现的时间远早于其他地区。但更重要的是，从持久和韧性的角度来看，狩猎采集文明极为成功，在漫长的时间里，与土地和不同物种维持着稳定的和谐关系。所以，我起初是想理解，是什么让这种社会的生活方式持续得比任何文明都更长，也很可能超过我们现有的文明。而要对此进行解释，理解人们与工作的关系、对稀缺性的态度是一个关键。
三联生活周刊：狩猎采集部落怎样看待工作和财富的关系？
詹姆斯·苏兹曼：狩猎采集者不是基于稀缺性原则组织经济的。在财富积累、能量支出以及追求想要的东西这些问题上，他们的看法和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世界是慷慨的、丰饶的，工作只是为了满足即时的、直接的需求。也就是说，他们不为未来伤太多脑筋，不会被未来所裹挟。一旦短期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放松下来，认真地对待休闲这件事。根据人类学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研究，狩猎采集部落中，很少有人每周工作超过15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现代社会所谓的“自由时间”。
于是，一个新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如果当时的社会并不崇尚辛勤工作，那我们现在这些视工作为美德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毕竟，直到大约一万年前，所有的人类都还是狩猎采集者。所以，我在书中追溯人类工作的历史时，也想回答这些问题：当我们工作时，是什么让我们感到满足？为什么当我们拥有了如此多的财富，却没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但很多人可能会好奇，我们好不容易才通过技术革命过上了物质更加丰富的生活，为什么要向前现代社会“学习”？而且，一个无法被忽视的残酷事实是，这些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已经在完全消逝的边缘，他们输掉了和现代化文明的竞争。
詹姆斯·苏兹曼：当我30年前刚开始学习人类学时，学者们普遍推断现代智人，即所谓的认知意义上的现代人只存在了4万年，而生理构造意义上的现代人存在了大约10万年。但通过基因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日期向后推到了32万或34万年。这不仅表明智人的生存模式持续时间更加长久，还说明它是灵活有效的，它让人类适应了非洲的气候变化，然后扩展到适应世界各地的不同环境。我认为，优先关注短期的基本需求，把剩余时间花在其他方面，这构成了一种有效的谋生系统。
我们是具有文化属性的物种，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自我管理和组织的系统。狩猎采集社会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人们在小群体中分享资源和技能，得以实现缓慢的规模扩张。这是农业革命之前最普遍的人类社会形式，也是一种文化系统。有些人把它说成是原始的共产主义，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为了囤积的资料攻击对方，这导致积累财富丧失了意义，但它也意味着资源得到非常均匀的分配。那么，这是一个好的系统吗？如果从可持续性的角度来衡量，它是高度有效的，30万年是相当漫长的时期。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在朱/霍安西这样的狩猎采集部落，成员们并没有挣扎在饥饿的边缘，恰恰相反，他们往往营养良好，甚至比大多数农业社会的人寿命还长。
农耕社会的文化遗留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在英文中，“work”和“job”所指的工作有何不同？如果没有工作，人类能够享受闲暇吗？
詹姆斯·苏兹曼：从定义上来说，job更多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概念，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系统要求人们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内扮演一个被job所定义的角色。work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它指的是有目的地做一些事情、消耗能量以实现某种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能量，还是为了让自己满意。事实上，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人们仍然有很多work要做，这两者间的唯一区别是拿工资与否。对一部分幸运的人来说，用来赚钱的工作也是他们所喜欢的。但对更多的人来说，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当下社会为组织经济而发展出的副产品。
如果没有社会规定的工作，人类并不会因为无所事事而陷入痛苦。人类是很有趣的生物。作为一个物种，我们进化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够在一些很平凡的小事中得到满足感。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类型的创造和制作活动中收获愉悦，有人喜欢跳舞，有人喜欢修车，有人喜欢做饭。这也是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在能带来满足感的活动上多花时间，在不愉快的工作上尽可能少花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人类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何时紧张起来的？
詹姆斯·苏兹曼：对我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明确地根植于我们向农业社会的过渡。在30万年的智人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在95%以上的时间里都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相信资源是充足的。然而，在进入农耕时代之后，对资源稀缺性的关注逐渐变成了人性的一部分。
狩猎采集者依靠环境的生长和创造，从中有效地收获了一切，农耕者则承担了生产的真正责任，把环境仅仅看作潜在的给予，设法驾驭环境。
在向早期农业社会过渡后，人类劳动的产量变高，身体也囤积了更多脂肪。但与此同时，社会也变得非常脆弱。你必须把自己和农业的周期牢牢绑定，完成大量的工作，才能确保在来年耕种时，依靠前一年的收获养活自己。更艰难的是，无论这一年的天气如何，你都需要营造足够适宜的种植条件，还要管理野兽、害虫的潜在风险。总之，在过渡到农耕时代后，囤积成了对冲风险的手段，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文化由此诞生。为了生存，农民需要不畏艰苦，因为工作越多，就越有可能管理那些潜在的灾害风险，积累财富乃至地位的重要性也被放大。于是，人们在众多宗教和社会结构中，构建起对劳动的崇拜，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繁荣的逻辑，也不可避免地被嵌入到文化之中。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工作崇拜”只是文明发展过程中自然诞生的价值观，为什么我们会想摆脱它？
詹姆斯·苏兹曼：我们常常忘记，过去所有文明的主要能量来源都是以食物的形式出现的。食物喂养了人，或者牛、马，带动周围的东西“做功”。能量的输入和输出往往是平等的。这也是为什么从前的城市只能聚集小范围的精英，其周围必须有大片的农村。但这种基于食物的能量平衡，在我们进入化石燃料时代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然间，我们可以利用外部的能源，造出可以替代100匹马的机器。你不需要生产更多食物，只需要从地下挖出一些煤，塞进发动机，制造各种零件……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我们得到了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但在文化上，我们仍然相信人类劳动是最重要的东西。实际上，从工业革命诞生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劳动的实际价值逐渐贬值的历史。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机器的工作，资产本身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我们必须主动改变对工作的态度？
詹姆斯·苏兹曼：在我看来，“无意义工作”是一种文化遗留问题。或者说，我们正处于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我们并没有真正适应工业化带来的财富。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不会出于文化的好恶来反对社会组织的方式。但问题是，目前的工作文化有可能吞噬掉我们的未来。我们曾经迷恋于工作和生产力的增长，现在是时候改变了。但想摆脱无休止的生产和全体就业原则，就像试图解开一个死结。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反思的确相当令人不安，它要求我们颠覆自己的过去，抛弃那些养育了自己的生存智慧。
詹姆斯·苏兹曼：我认为大多数人的不安是源于我们的文化属性。自从农业革命开启，社会积累起的能量盈余使一系列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了存在的可能，并且最终孕育出城市。一旦进入城市，工作就成为一个身份问题，这再次说明工作文化的根深蒂固。
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因为抓住过时的习俗不放而陷入困境的故事。那么，有没有什么事可以说服我们，让我们逐渐认识到转变的必要？我想，眼下的气候危机就是其中之一。新冠疫情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反思契机，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自己无法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比如，在英国，我们这里以糟糕的食物闻名，但居家隔离期间，许多人变成了好厨师，在做饭中发现了真正的乐趣。居家工作使人们重新发现，有意义的工作和无意义的工作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全球经济粉碎了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是全球最大的钻石公司戴比尔斯（De Beers）的公关总监。这份工作是如何开始，又是怎样结束的？
詹姆斯·苏兹曼：从2007年到2013年，我曾经在戴比尔斯工作了7年。最初，这份工作也是因我在布须曼部落的田野调查而起。戴比尔斯最大的钻矿就在我长期工作的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他们和当地的部落沟通时遇到一些问题，于是我同意和他们合作，帮助制定道德准则和谈判协议。巧合的是，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我突然意识到我没有任何积蓄。在沙漠边缘和布须曼人共同工作生活了10年后，我只有一辆旧卡车、一些露营用的工具。所以我接受了正式的工作合同。而且，最初我真的相信自己在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时很多企业开始探讨如何利用商业促进社会的发展。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突然之间，企业对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关注大幅减少，只关心利润的增长。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质疑用来说服自己的那套说辞。
三联生活周刊：那7年你一直很痛苦吗？
詹姆斯·苏兹曼：不，那份工作本身并不无聊，我做得也不错，离职时升到了高级职位。其实一旦你把心思放在某件事情上，不难把它变得有趣。但在大公司里，大部分工作，尤其是中高层人员所做的努力，基本都是出于满足野心、升职的目的，而不是用于实现真正有用的、了不起的想法。
那几年，我认识了很多光鲜的大人物，得以四处旅行。我唯一一次到访中国也是为戴比尔斯出差，那时我们了解到，中国对钻石的需求正在快速上升。1980年时还没有几个中国人拥有钻石，但到了2006年，沿海城市超过一半的新娘坚持钻石是结婚的必需品。这正是戴比尔斯公司的成功之处，它发明了“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口号，围绕钻石发明了一套文化价值。但我还是觉得卖钻石没什么意义，它对我们的星球，对我们的未来都不是一件好事。
三联生活周刊：在布须曼部落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对财富和工作的看法？
詹姆斯·苏兹曼：非常深刻，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卡拉哈利沙漠，我目睹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充满生命力的文明如何被扩张的全球经济粉碎。20世纪初，白人农场主夺走了这些布须曼人的土地，强迫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但当纳米比亚独立、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农场主不再需要布须曼人的劳力，他们的生活方式再次被打碎，彻底失去了所有工作。因为狩猎、采集不被允许，他们现在只能居住在棚户区，生活在绝对的贫困中。目睹这一切，深刻地塑造了我对于工作的理解。
实际上，这不仅是狩猎采集者的遭遇，你在非洲南部会非常清晰地看到，殖民主义和工业化的剧烈转型如何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采矿曾经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经济，成千上万的人分散在矿区挖钻石。但现在，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巨大的机器，另一个人在中控室配合就可以完成。在非洲，纳米比亚被认为经济相当繁荣，但实际上，在20岁至40岁的人中，失业率约为60%，因为大量的资本和技术投资并没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经济扩张的过程和当地人的生活是断裂的。
如今在欧美和东亚社会，有大量的服务业岗位被创造出来满足就业需求，即使其中有很多属于“无意义工作”。但在缺乏写作、阅读这些制度化的软技能的地区，服务型经济没有发展的基础，又没有过去时代那种“真正的工作”，所以人人都想成为“网红”，在TikTok上发只有几秒钟长的视频。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安哥拉等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就像是现代社会的寓言。
三联生活周刊：探讨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似乎是《工作的意义》的真正主题。
詹姆斯·苏兹曼：是的，我们基于农业社会的工作价值观塑造社会组织，不仅导致了环境危机，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不平等。现在决定一个人是否能成功的因素是获取资本的途径，而工作时间最长、最辛苦的人往往是最穷的人。从事实际劳动的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为他们劳动的边际效用已经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是最便宜的齿轮。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作为一个全球社会，我们已经经历了根本性的生产技术的转变，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组织社会。
三联生活周刊：你期望这种变革带来怎样的改变？
詹姆斯·苏兹曼：诚实地讲，我认为，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把工作视作必需的世界，最终会有更多的人从事那些对社会很重要的工作。只有我们更好地分配资源，才会有更多的人从事整个社会真正认为有价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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