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中资企业：立法排挤+行政干预+司法围剿

印度近年来对中企的排斥政策呈现系统性升级趋势，具体举措可归纳为以下六类：

一、投资准入限制

‌强化政府审批机制‌

2020年起，要求所有来自陆上邻国的投资需经政府前置审批，导致中国对印直接投资占比从2019年的3.5%断崖式下降至2023年的0.4%‌。

‌定向行业禁入‌

在能源、通信等关键基础设施领域，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企参与项目投标（如电力设备进口禁令）‌。

二、进口商品管制

‌强制性质量认证壁垒‌

对371种涉及钢铁、化工、电机的商品实施BIS认证，判定标准模糊且执行弹性大，直接冲击中国原材料出口‌。

‌电子设备进口限制‌

2023年起对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产品实施进口许可证制度，针对性显著（中国产品占该领域印度进口量的76.9%）‌。

三、数字领域打压

‌大规模封禁应用程序‌

累计禁用300余款中国App，涵盖社交、工具、游戏等多个类别（如TikTok、微信、UC浏览器等），且拒绝提供合规整改窗口期‌。

‌强制数据本地化要求‌

要求电信运营商禁用中国软硬件设备，并以“反间谍”名义对中资互联网企业开展突击检查‌。

四、供应链脱钩措施

‌关税武器化‌

针对手机等成熟产业链，将进口设备关税从12%提升至20%，迫使小米等企业转向本地化组装，但关键技术仍受限‌。

‌扶持替代供应链‌

通过“智能手机生产激励计划”补贴三星、苹果等企业，挤压中国手机品牌市场空间（中国品牌份额从81%被压缩至65%）‌。

五、司法与税务工具化

‌突击资产冻结‌

以“外汇违规”“税务欺诈”等名义冻结中企银行账户，如小米48亿元资金被扣押长达两年‌。

‌选择性法律追溯‌

对2018年前的中资项目援引已暂停的《中印双边投资协定》追责，形成“法不溯及既往”的司法悖论‌。

六、非经济领域排斥

‌人文交流阻断‌

将汉语从教育体系“第二外语推荐科目”中移除，限制孔子学院运营，削弱中企本土化人才储备基础‌。

‌签证政策收紧‌

对中国商务人员实施最长单次停留30天的限制，且审批周期延长至3个月以上‌。

这些政策呈现“立法排挤+行政干预+司法围剿”的多维打击特征，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非市场化手段重塑产业链结构，但其政策内在矛盾（如本土产能缺口达37%）反而加剧了印度制造业对华中间品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