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是一位关心财经的读者，您一定看到过这么一种说法：“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43%，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60%。这个指标反映了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多少进入家庭部门。它几乎决定了一国消费率。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是73%，美国消费率也是70%多。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经合组织中的平均水平是60%，经合组织的平均消费率也是60%多；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中国消费率也只有40%多。”
然而，事实却是在这组数据比较中混用了两种统计口径。中国用的是住户调查的统计口径，而对比的国家则用的是资金流量表统计的口径。如果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口径也换成资金流量表数据的话，其占GDP的比重为60.8%（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4）！比世界平均水平并不低。
资金流量表中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显著高于住户调查得出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前者约为后者的1.4倍左右），这一差异主要由以下原因导致：
一是统计口径与核算原则差异。资金流量表的收入范围包含单位缴纳的住房公积金、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公费医疗等隐性福利；采用权责发生制（应计收入），如财产净收入按“应得利息”计算；包含固定资产折旧（如自有住房服务价值、个体经营户设备折旧）。住户调查仅统计居民实际到手的现金收入，不含公积金等非现金福利；
采用收付实现制（实际到账收入），如利息按“实际收到”计算；不包含固定资产折旧，是净收入概念。
二是覆盖群体偏差。住户调查对高收入群体代表性不足（抽样遗漏或受访者少报收入）；资金流量表整合财政、金融、税收等多部门数据，覆盖更全面。
下面我们就按入户调查的统一口径来比较一下中美住户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
源自美国商务部公开的消息，2024年在美国私营部门就业的所有人员——可不仅仅是雇员，而是所有能拿到报酬的人员，包括企业主、没干活但拿到分红的人员，获得的报酬总额实现了105661亿美元的突破，创新高了。
其中，在实物类商品生产领域的所有人员获得的报酬金额为19213亿美元，而在服务类行业的所有劳动者获得的报酬金额为86448亿美元——可见服务业是美国经济的核心部分。
这个报酬总额不仅仅是狭义上的工资，也不是税前部分，而是最终分配给居民手中的那部分收入。
公开的报告还显示，2024年美国各级政府提供给雇员的收入总金额为18555亿美元。与前文提到的私营部门分配给所有雇员的收入合计后，总额为124216亿美元。
还有第三个部分，报酬以外的部分，即：雇主（在GDP结构中，雇员也叫劳动者，是广义词。企业主也是雇员，个体户也是雇员，房东、政府官员、领取养老金的人员统统都是雇员，即：能拿到收入的人）在2024年给所有雇员缴纳的社保总金额为26203亿美元。其中，雇主为雇员承担的部分为17623亿美元，雇主为社保中“整个社会缴纳的保险”金额为8580亿美元。
2024年，美国全体雇员包括社保总收入为150419亿美元，剔除社保部分后为124216亿美元，按略微超过3.4亿的人口计算：美国2024年的人均收入为4.42万美元，若剔除社保部分的话，那人均年收入为3.65万美元。
美国2024年的经济总规模为29.18万亿美元，人均GDP为8.58万美元。可算出：在收入法GDP结构中，美国经济最终产出中分配给居民的部分占比为51.55%，不包括社保的收入占比42.6%。
2024年，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314元人民币，人均GDP为95749人民币，占比43.15%，比美国的42.6%高了0.55个百分点。
既然中国的经济产出中分配给居民部分的比例要略高于美国，那中国人的内需为什么还如此的低迷，到现在都没有超过美国呢？
第一个原因，富人不消费，低收入人群没钱消费。大家普遍认为穷人节约，爱存在，不爱消费，其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穷人的消费倾向比富人要高得多。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是83.4%，而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只有53.6%；有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平均消费倾向超过90%，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平均消费倾向只有40%。所以，由于我国贫富差距大（基尼系数高达0.47），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4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调查报告》显示，最富有10%家庭占有全国家庭总财富的45.8%，而最贫困50%家庭仅占有全国家庭总财富的15.3%；有钱人毕竟占人口比例低，再加上消费倾向低，总的消费能力有限；穷人虽然消费倾向高，但没钱消费，总的消费能力也十分有限。
第二个原因，与美国中产阶级相比，我国中产阶级喜欢把钱存起来作为风险预备金或者用作未来的某项大的开销。我们日常所说的中国老百姓还爱存款，住户部门存款已超过150万亿元，其实这些存款大部分是富人和中产阶级的钱，穷人根本没有钱可存。中产阶级把钱存起来主要用于预防疾病等风险、子女教育、老人养老等，以医保为例，2024年末我国政府医保支出约为3万亿，人均0.21万元；美国联邦政府医保支出约为1.5万亿美元，人均0.44万美元，两者之间相差15倍，所以中国中产就要留着足够的钱来看病。
第三个原因，美国居民的资产接连创新高了，他们持有的股票、债券以及住房都升值了。底子厚了，美国人又爱透支消费，他的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必然得到巩固了。但中国居民的资产结构中“房地产占据较大部分”，在地产萎靡，居民整体资产下滑的背景下，大家倾向于持币观望，不敢消费了。
综上所述，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比美国低，中国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重）低的根本原因是富人消费倾向低、中产阶级不敢消费、穷人没钱消费。知道了“病因”，促消费的药方自然也就出来了：
一是让富人有地方花钱。放开私人飞机、游艇等高端消费领域，核心逻辑在于通过释放富人消费潜力激活内需、优化经济结构并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具体而言：
（1）释放万亿级消费需求。当前中低空域管制和通用机场不足严重压制了私人飞机市场潜力，若全面放开，仅亿万富豪群体即可催生1-2万亿的直接需求，叠加维护保养、机场服务等产业链效应，整体市场规模可达5万亿。游艇消费同样受限于水域政策，放开后能激活1.8万公里海岸线和数千湖泊的休闲经济潜力。
（2）扭转消费外流与提振地方财政。2023年中国高净值人群海外消费规模达数千亿元，主因境内高端供给不足和价格劣势。通过降低关税、完善免税政策（如海南模式）及消费税改革（征税环节后移至消费地），可引导消费回流并增加地方税收。例如消费税下划地方后，消费旺盛城市将直接受益，激励地方政府改善消费环境。
（3）驱动产业升级与就业创造。富人消费具有高乘数效应，每增加1元支出可带动3-4元经济效益，尤其促进高端制造、设计、服务等产业链升级。私人飞机产业涉及研发、制造、运维等环节，游艇经济涵盖旅游、赛事、定制服务等领域，能创造大量高附加值岗位。
（4）政策关键点需同步推进。破除空域/水域管制瓶颈，扩大通用基础设施；通过税收优化（如降低奢侈品综合税率）缩小境内外价差；培育本土高端品牌与服务能力，满足品质化体验需求。此举本质是引导沉淀财富转化为内需动能，在共同富裕框架下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双赢。
二是让中产阶级敢花钱。要让我国中产阶级敢于消费，关键在于系统性减轻“四座大山”负担并强化收入与就业保障：
（1）减轻刚性支出压力。扩大普惠性教育、医疗资源供给，如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深化药品集采降低医疗成本；完善“保障房+长租房”体系，降低住房支出占比；同步提高养老金水平与医保补助标准，缓解养老焦虑。
（2）稳定就业与收入预期。通过失业保险扩围、技能培训补贴增强职业韧性，防范裁员风险；健全工资增长机制，推动劳动报酬与GDP同步提升，并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如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分红）。
（3）强化社会保障托底。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将灵活就业者纳入保障体系，降低预防性储蓄需求；探索“家庭综合税负抵扣”，针对教育、赡养支出实施力度更大的个税优惠。
（4）短期需政策精准发力（如消费券定向支持文教、健康消费），中长期需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通过“提低扩中”重塑中产消费信心。唯有打破“高负债—低消费”循环，才能释放其万亿级消费潜力。
三是，让穷人有钱花。要解决我国低收入人群“消费倾向高但无钱消费”的困境，需通过增收与减负双轨并进的系统性政策组合：
（1）强化增收机制。就业扩容：针对低收入群体开发适配岗位（如社区服务、生态管护等公益性岗位），实施跨区域就业交通补贴降低务工成本；技能赋能.开展叉车操作、家政服务等市场需求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力与工资溢价空间；财产增收：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与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减轻刚性支出。社保托底：全额资助低收入群体医保参保，提高大病报销比例至80%以上，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降低居住成本；专项补贴：向6亿中低收入人口发放人均5000元定向消费券，用于耐用品、教育医疗等刚性领域，预计拉动GDP增长1.8个百分点。
（2）政策协同发力。财税支持：对吸纳低收入群体就业的企业给予社保补贴和招用奖励，提供最高30万元个人创业贷款及50%财政贴息；分配改革：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推动最低工资标准与GDP增速挂钩，通过税收调节扩大转移支付覆盖面；大幅增加农村老年人养老金收入。
（3）短期以消费补贴和就业帮扶快速激活需求，中长期依托收入分配改革与社保完善，构建“增收—减负—敢消费”的良性循环，释放其高达90%多的边际消费倾向潜力。
综上所述，解决我国消费不足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分类施策：让富人有地方花钱、让中产阶级敢于花钱、让穷人有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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