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明·荆楚印迹 | 石家河进一步破译 “早期中国”密码

长江文明·荆楚印迹
我省已正式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建设,立足国家重点建设区定位,按照保护优先、强化传承、文化引领、彰显特色原则,努力打造全国前列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样板段、长江文化展示阐释核心区、产业融合发展先行区。芒种时节,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兵分多路,实地踏访我省长江沿线重要文化遗址、遗存的发掘、保护和传承。6月28日起,湖北日报推出“长江文明·荆楚印迹”专栏,与读者一起触摸荆楚大地的独特创造,领略长江文化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
实验室建在史前古城发掘现场
石家河进一步破译 “早期中国”密码
自1954年发现至今,近70年间,天门石家河遗址经历了十多轮考古发掘。日前,湖北石家河遗址勘探与发掘项目再次启动,进一步揭示该遗址核心区——谭家岭古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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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人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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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团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6月14日,记者在谭家岭古城田野发掘现场看到,在现场负责人、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晓杨的指导下,前来实习的中央民族大学学生董珺成,正用刮铲轻轻刮掉1989年考古发掘结束回填时留下的草木灰印迹,将新揭露出的建筑柱洞等遗迹进行画线、标记。
李晓杨介绍,1989年的考古发掘,初步发现厚达1.1米的墙体和残存面积达144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因当时只发掘了西墙,该发现存疑。目前李晓杨和队员将当年的发掘区向外延展,在800平方米范围内进行发掘,以确认谭家岭古城是否存在高等级建筑,并进一步揭示古城的结构、布局等情况。
当天气温超过35℃,现场虽有大马力风扇一直吹,考古工作者仍汗流浃背。李晓杨说,“当代田野考古,既需像考古前辈一样下苦功夫,也需借助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合作。”
在距离发掘现场约10米处,谭家岭发掘区科技考古实验室已具雏形,系我省首个建在发掘现场的科技考古工作站。该实验室面积约500平方米,采用垫土、压实,再挖槽、立柱方式修筑,不会对遗址区产生破坏。
“之前实验室科技考古常滞后于田野发掘,该工作站建成后,从发掘现场提取的土样、遗物、遗迹等,可便捷地进入实验室进行科技考古样品前期处理、检测、研究。”李晓杨说,人骨、动物骨骼、丝织品、漆木器、陶器上的淀粉粒等脆弱样品和有机质样品,有望没有损耗、不受污染地进入实验室,有助于保留信息的原真性、完整性,快速出炉的检测结果对仍在开展的发掘工作也有指导意义。
除常规的文物修复器材外,工作站将利用便携显微镜、X-R棱谱仪器、红外照相机、三维建模系统等,开展信息采集,并上传至湖北田野考古数字化管理平台,完整保留遗址信息。
据了解,谭家岭古城与石家河遗址另两处遗址点,此前曾出土玉器共计近500件,包括人头像、龙、凤、鹰、虎、蝉等造型,其中,有“中华第一凤”之称的玉团凤,被认为是凤文化重要源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称,这些玉器数量多、造型精美、寓意深远,可以看出石家河文化与同时期的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多有交流,是文化上“早期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家河遗址2020年列入国家重大课题“考古中国”“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方勤表示,此次借助科技考古手段对其进行深入发掘、研究,多维度揭示“早期中国”的文明基因,对研究中华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都邑性聚落 大型祭祀场所 专业窑场
这里,是长江中游持续千年的文明中心
仲夏时节,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登上石家河古城西城垣最高点,田野里水稻在艳阳下摇曳,一如数千年前,眼前的护城河,见证了先民们耕作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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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遗址三房湾废弃红陶杯遗址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摄)
石家河遗址处于江汉平原北缘与大洪山南麓相结合的山前地带,主体区密布着40多处遗址点,年代跨度为距今5900年至3800年。遗址外围还有30多处附属遗址、聚落。学界认为,石家河遗址群是长江中游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等级最高、附属聚落最多的都邑性聚落。
“城池的修筑,是石家河成为文明中心的重要指标。”行走在残存城垣上,湖北石家河遗址勘探与发掘项目现场负责人李晓杨介绍,石家河古城城垣内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壕内面积则达180万平方米。修筑如此规模的城,在当时绝对是庞大的工程。曾担任石家河考古总领队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推测,“单以城垣来说,至少用了100万立方米的土。”在当时只有石铲等劳动工具的情况下,假定有1000人持续不断地工作,也要花上十年才能完成。
历年考古揭示石家河古城存在大型城址、大型祭祀场所、专业制陶作坊、玉石器加工场所等。其中,在印信台大型祭祀场所揭露了5座人工堆筑的黄土台基,台基周围发现多组套缸遗迹及100多座含瓮棺、扣碗、倒扣缸等特殊的祭祀遗迹,是迄今长江中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
记者在三房湾遗址点看到,数以万计的残次红陶杯,废弃后堆积在此,有的地方堆积厚度达1.5米左右。李晓杨称,此前揭示的陶窑、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等遗存多与制陶有关,还发现数摞陶杯套叠烧结的现象,显示这里存在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大型专业窑场,推测持续生产能力在数千万只至上亿只。
李晓杨介绍,红陶杯一般认为是酒器或水器,在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圈大量出土红陶杯,在山东、安徽、河南多个遗址也有发现。一项最新检测数据显示,多地出土的红陶杯,所含微量元素与石家河当地土壤成分一致。可以认为,红陶杯是在石家河当地生产的“大宗商品”,不仅在长江中游畅销,还影响到中原腹地。
“石家河先民创造的物质财富,远不止红陶杯。”李晓杨说,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磨光黑陶与蛋壳彩陶,制作精美,生产呈规模化、专业化趋势。玉器更是技法精湛,普遍采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已发现的铜器残片和铜绿石,是中国早期冶炼遗存之一。
石家河古城为什么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项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称,石家河古城作为长江中游的都邑性城址,是长江中游持续千年的文明中心,通过不断整合文化与资源,引领着长江中游向前发展,使其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同时,石家河文化与周边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频繁互动、交流互鉴,在它鼎盛时期曾一度强势北扩,将稻作农业、磨光黑陶、城池营建等技术及观念传至黄河两岸,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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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长江文明·荆楚印迹 | 石家河进一步破译 “早期中国”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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