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旧街角的跑车与头巾：我在巴列维王朝末年的那些小碎片
我爷爷年轻时，是德黑兰郊区一间小裁缝铺的学徒。店里挂着褪色的布料，老板总爱吹嘘自己给沙阿身边某个远房亲戚做过衣服。每次他这么说，门口那只瘸腿猫都要打个哈欠。
有一年冬天，天冷得像铁皮屋顶下冻僵的手指。我们全家挤在火炉旁听收音机，那台收音机据说是巴列维时代进口货，上面还贴着掉了半截的法拉赫王后头像贴纸。我妈总嫌它吵，说里面播来播去都是国王演讲和流行歌。
那会儿市中心偶尔能见到一排亮闪闪的小汽车停在路边，有人说那是沙阿收藏里的“古董”，其实多数时候也没人分得清什么叫奔驰500K，只知道司机穿白手套、脸板得比警察还严肃。有回放学路上，我悄悄摸了一下车屁股，被巡逻士兵喝了一嗓子，吓得差点把新买的小面包丢地上。
大人们背地里议论沙阿家的事，总带点羡慕又不敢明说的不安。他们嘴里的“皇宫”像童话故事，但传闻多到让人迷糊——有人信誓旦旦地讲自己亲眼见过国王三位夫人的合影，说每个人都美得跟银幕明星似的，还偷偷模仿她们戴耳环的方法。我二姨曾经试图用铜丝自制一个同款首饰，不出三天就掉了漆，还把耳朵弄肿了。
记忆最深的是1978年秋天的一场雨，那天下午我帮邻居老太太送信去邮局。途中经过老城区一栋灰墙宅院外，有辆被尘土盖住大半的新式轿车停在那里，看起来很不搭调。老太太咂咂嘴，小声嘀咕：“这些豪车哪是给我们看的？等哪天换主人，也许连轮胎都拆走。”
后来听父亲讲起，他小时候城北还有大片属于“皇室基金会”的果园，每年收成好坏，全靠管理庄园的人一句话。他们管果树比管孩子还细致，可到了年底却常常拿不到工钱，只能靠自留地混日子。有一年苹果烂了一堆，大伙夜里偷着捡些回家熬成果酱，据说味道特别酸涩，“只有穷人才吃”。
街坊之间流传一种怪脾气，就是遇到官方来查户口或征税，总有人装傻充愣，把藏的钱塞进破茶壶底下。据老人讲，这种习惯从卡扎尔时代延续下来，到巴列维末期依然盛行——谁也不知道明年是不是又要变天，所以攒钱只能藏家里，不敢往银行存。这种提心吊胆，比涨价更让人难受。
至于女性摘头巾这件事，在村子外婆辈看来就是“大逆不道”。可城市姑娘早就偷偷尝试，各种发型杂志悄悄传阅，有一次表姐带回来一本彩页，上面画着法拉赫王后的高髻造型，她照葫芦画瓢，用妈妈废旧丝袜盘头发，被骂哭了两次才罢休。“女人该遮住脑袋”，但电视广告偏偏全是露额头的大明星，让不少家庭争吵不断。我记忆中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夹生又别扭的一锅粥。
邻居有个退伍老兵，经常抱怨当初为啥没能混进军队高级圈子，说那里分红多、福利好，还有机会碰运气捞上一块地产。他最喜欢念叨礼萨汗怎么从哥萨克骑兵一路爬上来的故事，每逢喝醉必提：“你以为他真懂政治？不过是一身硬骨头罢了。”大家听完笑笑，都知道这些历史人物离我们太远，就像报纸上的照片一样苍白无力。
我的小学课本最后几页印着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微笑挥手，其实没人关心他到底娶过几个老婆，更别提那些价值连城的珠宝和收藏品。有段时间学校组织参观博物馆，据说展厅深处锁着一辆限量版跑车，但只开放给贵宾看，我们普通学生只能隔玻璃瞅瞅陈旧奖章和破铜镜。“皇家财富”对我们来说只是遥远词语，就像夜空中的星星，看得到却摸不着边际。
偶尔还能想起母亲数落父亲“不思进取”的样子，她总觉得，如果当初肯冒险做点小生意，也许现在就不用担心粮票短缺。不知怎滴，她竟然相信有一天沙阿会突然大发善心，把部分产业分给百姓。这种幻想持续不了多久，很快被油盐酱醋消磨干净，只剩下一句句唠叨随风飘散，“活一天算一天”。
革命前夕，小镇市场变得格外热闹，各类谣言满天飞。有商贩私下倒卖国外香水瓶，据称原本来自宫廷女眷化妆台；还有人在集市兜售印花围巾，自夸与索拉雅公主同款。一位老师傅告诉我，其实很多所谓“御用品”都是翻新货，真正值钱东西早已随着权贵一起消失无踪。这些八卦真假难辨，却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历史书更容易让人琢磨半宿睡不踏实。
后来伊斯兰革命爆发，一切似乎突然归零。以前高高在上的名字逐渐淡出生活，人们开始忙碌于柴米油盐，再没有谁关心古董跑车去了哪里，也没有多少姑娘愿意再模仿宫廷淑女梳妆打扮。但老房子的墙角依稀还能找到斑驳残影，比如掉漆门框上一枚刻字徽章，又或者抽屉底部遗落的一枚外国硬币，让人在某个寂静午后忽然陷入恍惚——那些关于财富、权力、美貌与腐败的小碎片，好像并未彻底蒸发，而是在岁月缝隙中留下浅浅痕迹，无声诉说另一个世界曾经存在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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