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停在殡仪馆门口，表舅把钥匙递给我时，手一直在抖，钥匙在掌心磕出细微的声响。他说这车是他刚买的，去年腊月提的，才跑了两千多公里。我接过钥匙，没说话。
他问我，非要放在后排正中央吗？我点头。他绕着车走了半圈，蹲下看了看右后轮，又站直了，把反光镜上那根红布条捋得服服帖帖。那根红布是今早出门前临时剪的，毛边还翘着。
车厢里很静。表舅把骨灰盒从我手里接过去，手心全是汗，包着红布的角都被他攥皱了。他轻轻放在后排正中央的位置，又觉得没放稳，往左移了半指，又往右挪了一点。那几秒，车外的知了叫得发哑，一辆殡仪专车从旁边缓缓开过，窗玻璃上贴着大白花。
我看他停在那儿不动，就催了一句，走吧。
他上了驾驶座，系安全带的声音比平时大得多。后座两侧坐着堂姐和婶子，两个人挨得很近，膝盖叠着膝盖，谁都没碰中间那个位置。
车拐出殡仪馆大门时，表舅把收音机关了。我注意到他关收音机之前，指尖在旋钮上停了一下——其实压根没人开过那台收音机。这个动作是后来父亲告诉我的，表舅那辆车平时上车必放音乐，那天他自己都忘了，手先过去了，又缩回来。
等第一个红绿灯的间隙，表舅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话，声音低得要贴着镜面才能听清。“小时候家里办白事，三轮车拉回来的，路上进镇子买了捆葱。”然后又不说话了，绿灯亮，车滑出去，很稳，没有急刹。
按照殡葬班的流程，骨灰不能再用后备箱拉，那地方装货，出事就在这上头。有些人不信，觉得放后备箱又稳当又省事，锁上车门谁也碰不着。错了。后车厢那地方，常年装的是工具、行李、不知道哪个年头的脏东西，把刚走的人搁里头，跟搁在库房有什么区别。没有这么待亲人的。
后排正中央，红布垫底，人坐两侧单手扶着，这一路才不会晃动——这就是头一条规矩。红布提前裁好，左右反光镜各系一条，素车最好，亮色车往车内贴几句好话也凑合。车里那些花里胡哨的摆件，全得收起来。没有例外。
到第二个路口时，等红灯，路边一棵老梧桐，树皮皲裂，知了在上面叫得人心里发紧。我看见后视镜那根红布条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去。堂姐说了一句，这布条挂到什么时候摘啊。婶子没回答，只是低头看手机。屏幕上是一个微信聊天界面，没打完字，也没发出去，就锁了屏。后来也没见她和谁联系过。那半句话的意思，大概只有她懂。
这条路不能绕道。出发之前，哪儿都不去，不买菜，不接人，不打听近道，不路过你年轻时住的那片老城。径直走，导航多看一眼多算一步，都不算安稳。可以说，那趟路是所有规矩里最“清汤寡水”的：窗外干干净净，车内安安静静，连喇叭都很少响。
到目的地之后，大家下车，先洗手。墓园出口的洗手池边，水龙头刚被谁修过，水流冲出来时带着一股铁锈味。表舅洗完手，把水往脸上撩了两把，又顺了顺额前的头发。他站在水池边没动，看了会儿下水口，再抬头，说，这水还挺凉。旁人说他洗得久，可能吧，我没多看。
外借的车，红包必须给。表舅事后用个红包装了钱塞给车主——那车主到底是谁，亲戚没说，也没人打听。车主当时坚决不收，表舅说你不收这车我不敢还。那红包最后搁在人家家门口的鞋柜上，第二天是被收下了，还是被退了回去，没人知道。
这趟归途，从头到尾没放进后备箱，没放副驾，没放音乐，没吵闹，没绕路，没接人，到了先净手，当天不串门不赴宴，直接回家的。八条里占了七条半，那半条是关于串门，到当天晚上隔壁叫吃饭，婶子回了一句：“今儿不了，家里有点事。”那顿饭到现在也没补上。
后来车停进车库，表舅没马上熄火，坐在驾驶座上，手还放在方向盘上。过了好一会儿，他把反光镜上那根红布条解下来，叠好，放进手套箱。他说，留着，下次清明还能用。
推开车门，车库里的风灌进来，带着水泥地刚洒过水的潮气。我回头看，后排那处红布垫过的地方，还留着一点浅浅的压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