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的斯图加特到美国的底特律，从日本的横滨到英国的考文垂，几乎所有汽车巨头都亮起了裁员的红灯。
近一年来，梅赛德斯-奔驰、奥迪、大众、福特、日产等家喻户晓的品牌，已宣布裁员超过10万人！
昔日辉煌的整车厂，如今成了失业的重灾区。
巨头的倒下，必然砸倒一整片供应链。
全球顶级零部件供应商博世和采埃孚，也已举起裁员屠刀，计划总数高达惊人的2.2万人。
工程师、财务、市场等白领岗位同样难以幸免。
欧洲汽车供应链自2020年以来已流失近8.6万个工作岗位，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数万个家庭的生计摇摇欲坠。
一个汽车厂岗位的消失，可能直接拖垮供应链上七个相关岗位。英国专家发出警告，仅考文垂一地，受威胁的岗位就可能高达2.5万个！
数据显示，电动化、智能化的转型浪潮，在创造未来的同时，也无情地吞噬着过去的就业模式。
13万人，一代汽车人的集体阵痛，业内还能够做些什么？
1. 需求疲软只是导火索
媒体报道多将裁员归因于“市场需求疲软”，但这只是一个浅层的、甚至有些误导性的说法。
传统的汽车工业，其核心价值长久以来凝结在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这“三大件”上。
这些精密的机械部件是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们的研发、制造与组装，构成了汽车产业庞大就业生态的基石。无数工程师毕生钻研如何让内燃机效率提升百分之一，如何让换挡更加平顺；生产线上的大量熟练工人负责将这些复杂的金属部件精准地组合在一起。
这套体系运行了数十年，塑造了德国、日本、美国等国的制造业辉煌。
但显然，电动化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了这一切。
汽车的动力心脏正在从结构复杂、由上万个零件组成的发动机和变速箱，转变为相对简洁的电池和电机。曾经需要庞大团队设计、测试、生产的核心技术被大幅简化，所需的零部件数量和装配工时呈指数级下降。
其结果就是，那些曾经代表着汽车制造核心竞争力的部门——发动机研发、变速箱工厂——正在成为裁员的重灾区。这不是因为这些员工的技能不再优秀，而是他们所维护的技术基石，正在被整个行业系统性更替。
同时，汽车的价值高地也开始迁移了，今天的汽车，其灵魂不再仅仅由机械性能定义，更由代码、算法和芯片来塑造。
“软件定义汽车”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一辆现代智能汽车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动驾驶能力的强弱、人机交互体验的优劣、以及软件更新所能带来的功能进化。
因此，一个顶尖的软件架构师或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师，在当下所能创造的产品差异化价值和未来收益潜力，确实可能超越十名传统的发动机工程师。传统巨头们之所以忍痛大规模裁员，其深层逻辑正是在进行一场残酷的“资金与人才置换”：他们必须从传统业务板块中挤出宝贵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编制，用以投向软件、电驱动、智能座舱等决定生死的新战场。
去年12月，大众汽车发表声明说，已就重组计划与工会达成协议，2030年前将在德国裁员超过3.5万人，并将削减德国工厂的产能。
其最终的目标，不过也是依赖裁员节省的资金，去投入软件和电动化转型，本质上看中智能化的未来。
只不过，这样的转型还伴随着一个目前来看，较为严峻的“成本悖论”。
开发一个全新的、具有竞争力的纯电动汽车平台，其投入堪称天价，动辄需要上百亿欧元的资金。
以大众汽车的MEB平台为例，其研发与产业化投入规模惊人。而在现阶段，除了个别头部企业，整个行业普遍面临一个尴尬局面：电动汽车的单车利润率往往低于同级别的燃油车。
一个巨大的财务压力就摆在眼前了，企业必须在投入巨资押注未来的同时，应对当下盈利能力下滑的挑战。
在这种“投入巨大、回报滞后”的挤压下，削减现有成本、特别是与传统燃油车业务强关联的人力成本，就成了最直接、最快速的财务自救手段。
裁员，于是成为巨头们在转型期维系现金流、支撑巨额投资的最快最可观的选择。
再者，现在汽车行业的商业模式本身也亟需改变。
头部车企早已不满足于“一锤子买卖”的卖车模式。
他们更愿意构建的是一个“硬件+软件+服务”的终身价值体系，即用户购买车辆后，还会持续为自动驾驶订阅、智能座舱功能升级、远程诊断服务等付费。
如此，盈利模式是长久而宏伟的，这足以支撑一个巨大的市场故事去吸引投资者了。
不过，相关的订阅服务收入，还在目前大多数企业的财报中，还远未形成足以支撑公司运营的规模。
它无法抵消传统整车销售业务下滑带来的业绩缺口。
于是，行业陷入了一个“青黄不接”的尴尬时期：未来已来，但尚未完全普及；过去未去，但正在加速衰落。在这个过渡阶段，压缩那些服务于传统模式的、被视为“成本中心”的业务部门，便成了管理层不得不做出的战略抉择。
裁员潮，就在这样的结构下，诞生了。
2. 供应链塌陷更惊心
除却裁员潮直接导致的失业，供应链的“塌陷”显然更触目惊心。
汽车产业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整车厂位于顶端，其下是层层叠叠、数以万计的一级、二级乃至三级供应商。这个体系曾经是工业时代的典范，保证了专业分工与高效协作。
但当塔尖的整车厂开始激进转向电动化与智能化时，其引发的冲击波会沿着这座金字塔向下层层传递，并在每一级被不断放大。最终，处于基座的中小供应商承受了最为剧烈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塌陷效应”，顶部的结构调整，在底部演变成了生存危机。
危机的核心驱动力则是“技术性淘汰”。
以博世和采埃孚为例，它们曾是传统汽车工业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
采埃孚的自动变速箱、博世的高压共轨燃油喷射系统，是内燃机时代技术含量最高、利润最丰厚的核心部件，其复杂的机械精密制造需要大量的高端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然而，在电动汽车时代，变速箱被大大简化甚至完全取消，燃油喷射系统则彻底失去了用武之地。
也就是说，这些巨头赖以生存的技术根基正在被动摇，即便是它们，也不得不进行“壮士断腕”般的自我革命，裁撤传统业务的人员，同时将巨额资金投向电驱动、碳化硅芯片和自动驾驶等新领域。
巨头的转身尚且如此艰难，其身后的无数跟随者更是岌岌可危。
尤其是那些高度专业化的中小型供应商，对他们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在德国、在英国、在欧洲的无数工业小镇里，存在着大量家族式经营的中小企业。它们可能数十年如一日，只生产一种特定的齿轮、一款凸轮轴、或者一条燃油管路，并将之做到世界顶尖水平。
它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传统燃油车庞大而复杂的零部件体系。当整车厂不再需要这些零件时，这些企业既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跨越式的技术转型，也缺乏通往新领域的技术门槛。
对于它们而言，选项往往只剩下两个：破产，或者被收购。
于是，很有可能引发的“失业潮”在这个行业，也不远了。
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贝利说：“一个汽车厂岗位带动七个相关岗位”，那么对应的，一个整车厂工程师的失业，可能意味着上游一家金属加工厂的两名工人失去工作，再进而导致为这家加工厂提供润滑剂的一家本地化工销售公司缩减规模。
这种连锁反应极可能会不断扩大，最终对整个区域的经济生态造成沉重打击。
英国考文垂地区可能面临2.5万个岗位的威胁，正是这种系统性风险的直观体现。
3. 地缘政治成为新变量
一个老生常谈的因素——地缘政治，同样作用于汽车产业上下游，继而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就业环境。
地缘政治与国家产业战略，是一个强大的新变量，持续而深入地扭曲着这场变革的轨迹。
在欧洲，其裁员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令人震惊，其汽车工业俨然是面临着艰难的“被动挣扎”。首先，历史悠久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强大的工会力量，使得人力成本高企，任何结构性调整都伴随着巨大的财务代价和社会谈判压力，让“裁员”本身成为一个痛苦而昂贵的选择。
而且，欧洲车企所面临的空前的地缘政治夹击，更令其雪上加霜。
在市场前端，它们遭遇了特斯拉和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强势冲击，这些竞争对手在电动化与智能化领域起步更早、产品迭代更快，以惊人的速度蚕食着欧洲本土及全球市场份额。而在后方，美国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以巨额补贴和税收优惠吸引着欧洲的先进制造业产能向北美转移。
一前一后的双重压力，导致欧洲本土的制造业投资环境相对吸引力下降，企业更倾向于将新工厂和新技术投资转向大西洋彼岸，这无疑加剧了欧洲本土工作岗位的流失，使其成为这场风暴中受伤最深的地区。
与欧洲的被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市场现在普遍认知下的“调整”。
中国汽车产业到现在为止，还在进行激烈的价格战与淘汰赛。不过，一个好的地方是失业潮更多集中于那些转型缓慢的传统合资品牌和弱势本土品牌。而在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领域，企业对软件工程师、电池专家、算法人才的需求依然旺盛，甚至出现了人才争夺战。
这种境况，实际得益于中国在过去十年间成功构建的完整电动汽车供应链生态系统、一个庞大且乐于接受新技术的本土市场，以及一批极具创新活力与决策效率的民营企业。
中国的产业转型，是一场有准备的“新旧动能转换”，虽然过程残酷，但新的就业引擎已经开始轰鸣，部分抵消了传统领域的衰退。
美国方面呢，他们的策略更多是“选择性收缩”。福特等美国传统巨头在欧洲市场的大规模裁员，是其全球战略重心向本土回撤、并将资源集中于电动化与智能化核心领域的明确信号。
在其本土市场，得益于《通胀削减法案》等强有力的产业政策保护，以及一个能够同时滋养特斯拉、Rivian等新势力和苹果、Waymo等科技巨头的创新生态，美国的汽车就业市场呈现出显著的韧性。
传统制造岗位的削减，在很大程度上被新兴的电池工厂、软件研发中心以及自动驾驶测试服务所创造的新岗位所弥补，形成了“东边不亮西边亮”的动态平衡。
由此可见，全球汽车产业的裁员地图，已被地缘政治的画笔重新绘制。
它不再仅仅关乎企业的技术路线选择或市场竞争效率，更与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补贴竞赛和市场壁垒紧密相连。
欧洲在转型的沉重负担与外部竞争下艰难求生，中国在激烈的内部竞逐中加速新旧交替，而美国则试图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干预来引导并保护其产业转型的路径。
关乎未来出行主导权的这么一个产业变化，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
4. 新生的将是什么？
裁员潮，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存在，整个行业漫长而痛苦的转型过渡期才刚刚开始。
对于数百万从业者和密切关注行业的投资者而言，理解这场变革所指向的未来，太重要了，个中新生的机会或许就在某一个“犄角旮旯”。
对于从业者个人而言，一次性的教育肯定无法再去支撑整个职业生涯了。未来的汽车产业，其核心竞争力将建立在机械、电子、软件和数据的复杂交汇点上。这意味着，企业将极度渴求那些既理解车辆物理结构，又能编程、懂算法、会分析数据的复合型人才。
一个传统的发动机工程师，如果能够掌握电池管理系统相关的软件知识，他的职业前景将豁然开朗；一位生产线上的技术人员，如果能够理解和维护智能机器人及数据分析系统，他将成为工厂不可或缺的资产。反之，固守于单一、且正被技术浪潮冲刷的技能，将面临巨大的失业风险。
“终身学习”与“技能提升”便成了这个时代赋予每一位从业者唯一的“免死金牌”。
政府、企业和个人都需要投入巨大资源，建立持续的教育与再培训体系，这将是平稳度过转型期的社会基石。
供应链上，全球的汽车产业会被两股力量缠绕着，第一个是价值上会发生转移，过去的产业链的价值高地是在传统的发动机、变速箱等机械部件上面的，而未来，甚至说现在开始，将会不可逆转地转向电池、芯片、激光雷达、智能座舱操作系统等新一代核心技术。
第二个，则会越发受地理（地缘）的影响。过去基于全球化效率最优的、高度精细的全球供应链布局，不可避免会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和物流不确定性的大规模影响叠加。
那么，区域化和本地化的供应链会成为首选，尤其是以中美欧三大市场为核心，可能会形成相对自给自足的产业链集群。这种重构既是为了保障供应链安全，也是为了迎合各国政府的本土化产业政策要求。
也就是说，新的制造与研发岗位将更多地集中在这些核心市场内部及周边地区。
从而引发的产业变革，会彻底改写“汽车人”的定义。当我们谈论在未来汽车行业工作的人时，我们所指的不再仅仅是穿着工装、在生产线旁忙碌的机械师和工程师。
在汽车公司的办公室里，编写自动驾驶代码的软件工程师、设计人机交互界面的用户体验设计师、管理车辆全生命周期数据的分析师、以及运营线上用户社群和服务的数字化专员，他们将与机械工程师一样，都是构成现代汽车产业血肉的、不可或缺的“新汽车人”。
裁员潮所冲击的，本质上是“旧汽车人”所代表的、以机械工业为核心的传统就业模式。
而一个更为广阔、要求更多元技能、也充满新机遇的“新汽车人”时代，其实才刚刚拉开序幕。
阵痛之后，新生的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汽车产业生态系统。
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制造业，而是一个深度融合了高端制造、先进硬件与复杂软件的科技密集型产业。
这个新生态系统对人才的知识结构、对供应链的布局逻辑、对企业的商业模式都提出了革命性的要求。
看清这一根本性的终点，我们才能理解当下所有阵痛的必然性，并找到穿越迷雾、通往未来的正确路径。
本文作者 | 东叔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 腾讯新闻图库
编辑/出品 | 东针商略（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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