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网约摩托车”平台上线，工人日报：安全与监管不能掉队

多个“网约摩托车”平台上线，工人日报：安全与监管不能掉队

随着共享经济模式的持续渗透，近期多个“网约摩托车”平台在广东乐昌、湖南桂阳等县城悄然上线，以5元至6元的起步价填补了公共交通空白。这一创新业态在满足低收入群体短途出行需求的同时，也暴露出资质模糊、安全监管薄弱等深层次矛盾。在“摩的一下”“搭摩行”等平台快速扩张的背后，如何平衡民生便利与公共安全，已成为基层交通治理必须直面的课题。

一、市场野蛮生长：安全漏洞与监管盲区并存

当前网约摩托车平台普遍采用“低门槛准入+高抽成”的运营模式。以“摩的一下”平台为例，司机仅需上传驾驶证、行驶证即可注册，平台抽成比例高达10%。尽管平台宣称配置了安全监控系统，但多位司机证实系统仅能发送超速提醒，缺乏实质性处罚措施。这种技术监管的失效，直接导致夜间超速、逆行等违法行为频发。在湖南桂阳的实地测试中，记者发现部分司机存在不戴头盔、违规载客等行为，平台安全规则形同虚设。

资质审核的严重缺位更成为行业发展的致命伤。天眼查数据显示，“摩的一下”所属公司经营范围并不包含客运服务，涉嫌超范围经营。而“搭摩行”虽具备道路旅客运输资质，但其县级运营资质的合法性仍存争议。这种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使得平台在事故责任认定、保险理赔等环节面临巨大风险。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平台为规避监管，刻意模糊“顺风车”与“营运车”的界限，导致执法部门难以界定其业务性质。

二、监管困局：地方政策与行业创新的博弈

现行法律法规的滞后性，加剧了网约摩托车行业的监管真空。我国《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未将摩托车纳入监管范畴，地方交管部门普遍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以乐昌市为例，当地2020年发布的摩托车管理通告仅规定禁行区域和交通规则，对载客行为未作明确界定。这种政策模糊性导致执法部门陷入两难：若严格取缔，将影响数万摩的司机生计；若放任不管，又可能引发重大安全事故。

不同城市的治理策略差异，进一步凸显了监管的复杂性。郑州市2019年明确禁止摩托车载客，违者罚款2000元；而桂阳县则采取“默许+抽查”的柔性策略，仅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这种“一城一策”的治理模式，不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也导致行业乱象在监管缝隙中滋生。某平台负责人坦言，在缺乏统一标准的情况下，企业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应对各地政策差异，严重制约了规模化发展。

三、破局之道：构建分级分类监管体系

破解网约摩托车困局，需建立“政府引导+平台自治+社会监督”的三维治理框架。在准入环节，可借鉴东南亚Grab平台的成功经验，推行“牌照制+积分制”管理。具体而言，要求平台必须取得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司机需通过交通法规考试并取得从业资格证，车辆需安装GPS定位和行车记录仪。对于违规行为，平台需承担连带责任，并通过积分扣减、限制接单等措施实施惩戒。

在运营监管层面，建议建立全国性的网约摩托车数据监测平台。要求平台实时上传车辆位置、行驶轨迹、订单信息等数据，交管部门可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高风险区域和时段，实施精准执法。同时，强制平台为乘客购买意外险，并建立事故先行赔付机制。对于保险理赔纠纷，可引入第三方仲裁机构，保障乘客合法权益。

长远来看，需通过立法明确网约摩托车的法律地位。建议修订《道路运输条例》，将摩托车纳入客运管理范畴，制定全国统一的准入标准和服务规范。在过渡期内，可选择30个县城开展试点，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通过3-5年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国家标准+地方特色”的监管体系，实现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网约摩托车的兴起，本质是数字经济与县域经济的深度融合。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必须筑牢安全底线，完善监管机制。唯有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的双向发力，才能让这一新兴业态真正成为便民利民的“民生车”，而非威胁公共安全的“风险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