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辆“凤凰”其实是假的，一个拼装货。但对我来说，它比单位发的“春燕”金贵一百倍。我甚至不敢把它放楼下，而是每晚扛上三楼宿舍，像个宝贝一样锁在走廊。
可它只属于了我三天。
三天后的一个早上，走廊里空荡荡，我的“凤凰”，连同另外两辆同事的“永久”，全没了。小偷的目标极其精准，专挑名牌下手。警察来了，做了笔录，然后就没了下文。
这件事，才是理解七十年代自行车逻辑的奇点。它不是一个代步工具那么简单，它是一种硬通货，一种流动的社会资本，甚至是一张划分阶层的入场券。
在这场游戏里，有三股势力在博弈：渴望改变命运的个体、掌握分配权的组织，以及潜伏在暗处的掠夺者。
回到1978年，一个农村青年第一次进城，自行车就是他仰望的第一个权力符号。看到同学在校园里骑车，那种渴望不是为了方便，而是为了融入。为了获得驾驭这个工具的“资格”，代价是实打实的皮肉之苦。
借来的车，在荒废的路基上练习。朋友扶着，突然一撒手，你就得独自面对失控的恐惧。前方一堆土，你不会刹车，唯一的选择就是连人带车摔出去。膝盖磕破，鲜血直流，裤子磨出个大洞。
疼吗？当然疼。但你敢停吗？不敢。因为你心里清楚，这辆车是软磨硬泡借来的，这次学不会，下一次机会遥遥无期。稀缺性，决定了你必须用身体的伤痛去换取一张入门券。半小时后，当你终于能摇摇晃晃地独自骑行时，那种征服感，远超知识本身。你掌握的不是一项技能，而是获得了参与城市生活的一种基本权力。
当中专毕业，你被分配到金融单位，成为一名信贷员时，博弈的第二方——组织，开始登场。
组织的力量，体现在它能轻易地给你个人奋斗许久都得不到的东西。一辆崭新的黄石“春燕牌”自行车，直接配发到你手上，成了工作标配。你不再需要去“借”，组织直接赋予你使用权。
于是，黄石大道上出现了一道风景线：十几个穿着制服的年轻人，骑着统一的自行车，浩浩荡荡地上下班。这是一种无声的宣告。自行车不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延伸，它成了组织身份的标签，是体制内年轻知识分子的集体徽章。
但组织的权力也不是无限的。当你骑着这辆“春燕”，在路上被一辆巨大的“解放牌”货车刮倒时，你会瞬间意识到个体在这种工业机器面前的脆弱。好在，另一个组织符号——岗亭里的警察——出面了。他叫停了货车，维持了秩序。这又是一次权力交接：工业生产力（货车）的蛮横，被社会管理权（警察）所制衡。
最有意思的转折就在这里。货车司机是供电局机修厂的，他答应免费修车。当你去取车时，奇迹发生了。你的“春燕”被“升级”成了一辆锃亮的“凤凰”。当然，只有车架还是原来的，但关键的龙头、前轮、车座都换成了凤凰牌的配件。
这是一次意外的资产升级。你用一次小小的事故，意外地撬动了另一个体系内的资源，完成了一次个人资产的增值。这种狂喜，让一个成年人晚上要把自行车扛上三楼，生怕它被碰坏。
这恰恰暴露了你的软肋。你以为你保护的是一辆自行车，实际上，你是在守护你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超越了你当前阶级的身份符号。
然后，第三股势力——潜伏的掠夺者，悄无声息地入场了。
他们不需要组织的分配，也不需要个人的奋斗。他们是这个资源分配游戏里的“暗物质”，靠暴力和信息差直接收割。他们很清楚什么牌子是“硬通货”，永久、凤凰，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资产。你的“混血凤凰”在他们眼里，和纯种的一样有价值。
警察的无力，恰恰反衬出这股地下力量的效率和强大。他们有自己的情报网、销赃渠道，形成了一个与地上规则平行的地下秩序。你辛辛苦苦用血汗、用运气换来的东西，他们一夜之间就能将其归零。
所以，从摔破的膝盖，到单位的“春燕”，再到昙花一现的“凤凰”，这根本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青春回忆。
这是一个年轻人，用身体、用职业、用运气，在一个资源紧缺的社会里，与不同权力体系不断碰撞、交易、最后被收割的完整闭环。自行车载着的不是青春，而是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关于获得与失去的残酷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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