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如今聊起车，很多人最关心的可能已经不是车的品牌或者性能，而是车头车尾挂着的那块小小的蓝色铁皮——京牌。
这块牌子到底有多金贵？
这么说吧，它已经从一个简单的车辆身份证明，变成了一种堪比房产的特殊资产。
回看这十几年，北京车牌的价值演变，其实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城市发展史，里面交织着政策的变动、市场的反应，还有成千上万普通市民对出行的渴望和无奈。
时间倒退回十几二十年前，那时候的北京市民，根本不会为了一块车牌发愁。
在2010年之前，给新车上牌照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要符合规定，买完车去车管所办手续就行，基本上可以说是免费申领。
那时候的北京，虽然也开始堵车，但远没有现在这么严重。
大家对车牌的认知，就是一个编号，一个管理工具。
甚至在那个时候，京A牌照因为最早发放，并且很多都给了机关单位，还带有一点特殊的身份象征。
但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京A、京B、京C，没什么本质区别。
当时的人们普遍没有意识到这块铁皮的潜在价值，以至于有些人家里有闲置的车牌，租给别人用，一年也就收个万八千块钱，双方都觉得挺划算。
可以说，那是京牌最没有“身价”的纯真年代。
然而，平静的日子在2011年被彻底打破。
随着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飞速增长，城市交通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
为了控制机动车数量的过快增长，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摇号”。
从这一刻起，京牌不再是人人可得的公共资源，而是变成了需要凭运气才能获得的稀缺品。
政策刚开始实施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恐慌。
一方面，当时的中签率还不算太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当时对外地牌照车辆的限制还很宽松，办一张进京证，基本就能在北京畅行无阻。
所以，很多人虽然开始参与摇号，但心态还比较平和，觉得这只是暂时的，或者总能摇上的，实在不行就先开外地牌照的车。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13年。
北京市开始收紧对外地车辆的管理，规定办理一次进京证只能使用七天，到期后可以续办一次，同样是七天，而且在早晚高峰时段，外地牌照车辆不能进入五环路以内。
这个政策一出，立刻让很多在北京工作生活、开着外地牌照车的人感到了巨大的不便。
每天上下班通勤是刚需，但现在却要受到时间和区域的限制，这让京牌的价值第一次真正凸显出来。
有需求就有市场，一个围绕京牌租赁的地下市场开始悄然形成。
最初，还只是朋友、熟人之间的互相帮忙，到了2014、2015年，市场上已经出现了明确的报价体系。
根据租赁时间的长短，比如一年、三年、五年，甚至二十年，价格各不相同。
当时一个二十年的长租指标，价格大约在五万元左右。
即便如此，很多人心里还抱有一丝希望，觉得摇号总有中的一天，所以租赁市场虽然存在，但需求量还没有到井喷的地步。
从2016年开始，京牌的价值进入了快速上涨的通道。
越来越多的人在摇号大军中耗尽了耐心，意识到中签的概率微乎其微。
而租用别人的牌照，始终存在一个巨大的隐患：车是自己的，但登记在别人名下。
万一牌照所有者出现债务问题，车辆很可能被牵连查封，几十万的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
这种不安全感，催生出了一种听起来有些荒唐却在当时非常普遍的操作——“结婚过户”。
具体来说，就是需要牌照的一方与拥有牌照的一方通过假结婚的方式，将车辆和牌照以夫妻财产变更的名义过户到买方名下，然后再办理离婚。
这套流程虽然麻烦且有风险，但因为它能实现“人牌合一”，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比租赁更“靠谱”的方式。
当时一套流程办下来，费用大概在六七万元。
如果说之前的价格上涨还算温和，那么2018年至2019年，京牌的价格可以说是经历了垂直拉升。
导火索是2018年发布的一项新政预告：自2019年11月1日起，每辆外地牌照的车辆每年最多只能办理12次进京证，每次最长有效期7天，算下来一年最多只能在北京行驶84天。
这个规定，基本上彻底堵死了长期依靠办理进京证在北京用车的路。
消息一出，京牌市场瞬间被引爆，价格一路狂飙。
原本几万元的租赁和过户费用，迅速攀升至十万元以上。
到了2019年，摇号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两千多人抢一个指标成了常态，个人中签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堪比中彩票头奖。
京牌，也从一个通行凭证，彻底变成了一种昂贵的金融资产。
发展到今天，北京车牌的稀缺程度有增无减。
根据最新的数据，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的中签率已经低至千分之几，这意味着几千个人里才能有一个幸运儿。
排队等待摇号的有效申请编码数量已经超过了二百多万个，按照目前每年发放的指标数量，即使现在停止新增申请，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消化完存量。
这种极度的稀缺，也带来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海量的人群望眼欲穿求一牌而不得，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闲置京牌。
在北京的很多小区停车场里，都能看到一些盖着车衣、落满灰尘的车辆，有些甚至一停就是几年，成了名副其实的“僵尸车”。
这些车主，有的是因为早期政策宽松时一个家庭拥有了多个车牌，有的是因为工作变动或移居国外不再用车，但由于现行政策规定车牌不能像普通财产一样自由交易或转让，这些宝贵的指标资源就被白白地闲置和浪费了。
面对这种困境，市场也衍生出了其他的应对方式。
比如，通过收购一家公司的形式，来获得该公司名下的“公户”车牌。
这种方式虽然成本高昂，但因为公司股权可以合法变更，所以相对个人之间的私下交易要安全可控得多，成了不少有经济实力的人的选择。
还有一种方式是购买一种被称为“小专车”的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这类车不属于普通小客车，可以带牌销售，不占用摇号指标，解决了部分人的燃眉之急。
同时，政府也在积极调整政策，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将更多的指标配额向新能源车和无车家庭倾斜，试图通过绿色出行的路径来缓解供需矛盾。
然而，面对庞大的需求基数，这些措施的效果仍然有限。
一块小小的北京车牌，背后牵动的是一座超大城市的交通承载力、环境容量、资源公平分配以及无数市民最基本的出行需求之间的复杂博弈。
全部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