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底至1974年初，大屯煤指姚桥矿东风井在建井的过程中挖出了煤炭，就是我们所称的工程煤。
一座煤矿，其中的主井、副井和风井是极其重要的设施。主井是提升煤炭所用；副井用于上下人、运料和送风；风井则用于回风，根据煤矿生产规模，有的需要几个风井。
随着时间推移，堆积在东风井工业广场上的煤炭愈来愈多，引起了附近农村村民的“眼红”，由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及靠矿吃矿思想的作祟，尤其是在少数别有用心人的挑唆煽动下，不时有村民进矿偷煤抑或抢煤（包括其它矿山物资），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甚至上百人乃至数百人。仅靠矿保卫组区区几名保卫干部，再加上若干名门卫，显然已无济于事，必须依靠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做劝阻疏导工作。
（建矿初期的井架）
姚桥矿东风井的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它处于苏鲁两省的结合部，风井围墙的东面属于山东微山县的张楼公社张楼大队，其余三面属于江苏沛县杨屯公社张街大队。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有几次请了沛县杨屯公安派出所的民警出面处理，他们到了现场一察看，认为那些村民是山东的，说是不能跨省处理就走人了；我们请了微山县张楼公安派出所的民警出面处理，他们看了现状后说，这是江苏的管辖范围，“俺处理不了”又推脱走人了。按现在的话说，谁都不能且不敢“长臂管辖”，从而激化两省的矛盾。开始，我们也请当地的大、小队干部出面，则先要给予吃饱喝足才行。而矿四周的村民似乎也继承了微山湖畔铁道游击队的“遗风”，惯于玩昼伏夜出、声东击西那套。这真正是苦了我们搞保卫工作的，日夜鏖战，疲于奔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煤炭和其它物资遭受重大损失，心里非常焦急。于我个人而言，在处理这类治安问题时，受到一些村民的辱骂围攻和推推搡搡，对此已是家常便饭的事，我完全习惯了。我们的门卫每天都会遇到类似情况，也已经见怪不怪了。有一次，我骑摩托车经过张街大队时，竟被一些村民袭击，满身遭到烂泥投掷，脸上包括摩托车上污秽不堪，别提有多狼狈了。
（矿井井筒）
根据这些实际情况，经姚桥矿领导研究同意，成立了护矿队。由于人手增多了，情况开始略有改善。但遇到上百村民的大规模进矿哄抢，还是十分吃紧。记得在1975年夏天的一段时间里，进姚桥矿（包括东风井）哄抢煤炭的情况，又开始严重起来。有一天晚饭后，我在保卫组的办公室值班，听到门卫电话报急，说是村民又来东风井抢煤，局面已控制不住了。我立即骑车前往。到达东风井，好家伙！只见村民黑压压的一片，男女老少们拿着袋子和铁耙子正朝着风井大门猛闯，风井的围墙已被挖了几个大洞，有些村民已从洞口钻进来正在扒煤。我迅即将护矿队员和门卫组织好，要求务必把大门守住，同时把已经进来抢煤的村民撵走。我一边反复警告村民，煤炭是国家财产，哄抢是犯罪行为。一边我还不停地关照护矿队员，千万不能把村民打伤了，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否则他们把伤员拉进矿里，又会引发新的矛盾，这是处理起来非常棘手的矿社矛盾。虽然护矿队员们挺身而出，但村民们撵走一批又来一批，气势汹汹，形势一度危急。好在有不少东风井上班的矿工们自发加入到护矿行列，大家头戴矿工帽，脚蹬矿工靴，手持木镐把，把矿灯点亮，很具威慑力，忙活了几小时，总算将村民驱散了，周围暂时平静下来。接着，我安排人手将被敲坏的墙洞补好，涂上速干水泥。此时，已是后半夜了，人感到口干舌燥，十分疲惫，但又恐村民再次进来哄抢，我们就地休息待命。在东风井的一座简易房子的平顶上，上面正好盖着一块大帆布，我们钻进帆布倒头就睡（沛县的夏夜比较凉快），一觉醒来，“不知东方之既白”。
接下来几天我都是这样，白天在保卫组上班，晚饭后就到东风井组织人员护矿，下半夜后就睡在东风井的房顶上。由于我们的“严阵以待”，后哄抢情况有所好转暂告一段落。记得有一次，保卫组的老华也来到东风井，参与护矿的具体事务。老华原是上海市卫生局的机关干部，下放至黑龙江，后来到姚桥矿工作，曾担任矿保卫科长、矿党委副书记等职务，当时他才分配到姚桥矿不久。当他看到村民进矿哄抢的情形后，无限感慨地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里村民的觉悟怎会这么低啊？！当然，这已是五十年前的话了，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如今村民们的素质肯定今非昔比了。
1985年，我考入了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现称“华东政法大学”）。在就读期间，我用法理分析了哄抢行为的特征，并运用犯罪构成理论，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阐述了“哄抢罪”的概念，撰写了一篇《建议刑法增添“哄抢罪”》的论文，登载在1987年第6期“华政”的学报《法学》上。编辑部主任张传桢老师鼓励我说，此论文有价值，是国内第一次提出建议，给哄抢行为设罪的论文。我听后，心里美滋滋的。我想，正是我有了上述难忘的经历，刻骨铭心，才能写出针对性的文章，这真正是实践出真知啊。
（2015年1月第一稿；2024年12月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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