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表哥，大表哥！”他站在我修车铺门口，身后那辆破旧的公交车刚好经过，把他后面的话都盖住了。
我手上还沾着机油，就这么站在那儿，看着他大步走进来。三十出头的人了，眼睛里还闪着年轻人才有的光。
“多久没见了？”我问。
“四年零三个月。”他答得特别快，好像这个数字一直挂在嘴边。
我笑了，递给他一瓶冰镇啤酒，然后用那块永远洗不干净的毛巾擦了擦手。工具架上的扳手发出轻微的碰撞声，车间里的电风扇正呼呼地转着，叶片上积了一层灰。
“我回来开店。”他说这话时，手指轻轻敲着啤酒瓶，“电子产品，手机数码那些。咱们县城还没有像样的数码店。”
我点点头，不置可否。县城里开店的来来去去，十个有九个撑不过两年。他继续说着他的计划，声音有时被车间外路过的大货车盖过，屋角挂着的2018年日历被风吹得哗哗响。
“需要多少钱？”我问，手上不停地修着一个化油器。
“18万。”他声音突然低了下来，“我自己有5万，差13万。”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神躲闪了一下，但很快又坚定地看着我。
“成。”我只说了一个字。
他显然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干脆，愣了一下，然后猛地抱住我，“大表哥，你真是我亲大表哥！”
我拍拍他的背，没多说什么。他身上有股香水味，混着路上的尘土味，不太搭调。
第二天，我把存折上的钱全取了出来，又跑了趟信用社贷了5万，凑齐了13万给他。他千恩万谢，拍胸脯说最多两年，连本带利还我。
我媳妇知道后，好几天没理我。她在饭桌上突然问：“你知不知道你那辆破桑塔纳值多少钱？”
我低头扒饭，“能值3万吧。”
“你借他13万，自己开着一辆3万的破车！”
“那是我表弟。”我说。
“你表弟比你儿子还亲？娃上大学的钱怎么办？”
我没接话，她摔了筷子走开了。碗里还剩半碗米饭，上面放着一块她特意给我留的红烧肉。
表弟的店开在县城最热闹的那条街上，装修得挺气派，店名叫”明日数码”。开业那天我去捧场，店里人头攒动，都是来蹭吃蹭喝的。表弟满脸笑容，西装革履，看起来精神焕发。旁边站着个女孩，应该是他女朋友，染着红头发，画着浓妆，看起来不太好相处。
我没多待，丢下礼物就走了。临走时表弟追出来，塞给我一部新手机，“大表哥，这是新款，送你的！”
我本想推辞，但想着刚开业，给他点面子，就收下了。
那部手机我一直没怎么用，只是偶尔拿出来给车间里的徒弟们炫耀一下。他们笑我是”数字文盲”，我也不恼。
日子就这么过，表弟每个月都会按时还款，有时候隔几天来修车铺坐坐，带些水果零食。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大多是我听他说广东的见闻。他提过几次想让我去他店里帮忙，我都笑着摇头。
生活好像没什么变化，但又似乎在慢慢变好。儿子的大学学费有了着落，媳妇脸上的表情也柔和了不少。
转眼就到了年底，表弟突然失踪了。
先是店里的伙计来找，说表弟已经三天没来店里了。然后是房东，说店铺的租金拖欠了两个月。最后是那个红头发女孩，来修车铺质问我表弟的下落，说他欠了她两万块钱。
我一头雾水，电话打不通，微信不回。县城就这么大，找个人能有多难？可我跑遍了他所有可能去的地方，连个影子都没见着。
倒是在他租的小公寓里发现了一堆药。药盒上印着一些我看不懂的名字，只认得”肿瘤”两个字。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医院的检查单，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数据和诊断，最后一行用红笔圈出来：肝癌晚期。
我坐在他的床边，手里握着那张单子，突然觉得眼前发黑。窗外有小孩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像是在嘲笑我的愚蠢。
公寓里到处都是欠条和催款单。原来他的生意早就不行了，那些按时还我的钱，都是从其他地方借来的。而且他早就知道自己病了，却一直瞒着所有人。
我在他的笔记本里找到了一家上海医院的地址。凭着这个线索，我开着那辆破桑塔纳，顶着大雪赶到了上海。
医院太大了，走廊里的人来来往往，我像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最后是一个护士帮我找到了他的病房。
推开门的一刻，我几乎认不出床上的人是表弟。才几个月不见，他瘦得只剩皮包骨，脸色蜡黄，眼窝深陷。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转过头去，“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我走到床前，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把带来的水果放在床头柜上。柜子上还摆着半瓶矿泉水和一个掉了漆的保温杯。
“你借我的钱，我会还的。”他说，声音很小，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
我摇摇头，“钱的事以后再说，你现在…”
“以后？”他笑了，笑容比哭还难看，“大表哥，对不起，我骗了你。没什么数码店，都是骗局。我就是个废物。”
“你怎么不早说？”我问。
“说什么？说我得了绝症？说我需要钱治病？”他咳嗽起来，一连串的咳嗽声在病房里回荡，“你会借给一个快死的人钱吗？”
我无言以对，只是倒了杯水递给他。他接过水杯，手抖得厉害，水洒了一半在被子上。
“那13万我已经花完了，治病花的。还有很多外债，我打算…”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听不见了。
“你打算什么？”
“一了百了。”
我猛地站起来，把椅子都碰倒了，发出”哐当”一声巨响。病房外走廊上有护士探头张望，我赶紧说没事。
“你他妈的…”我很少说脏话，这次却控制不住，“你要是敢做傻事，我…”
“你怎样？”他看着我，眼里有种释然，“我已经没救了，医生说最多三个月。与其花那么多钱延长痛苦，不如…”
我坐回椅子上，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地上，形成一个歪歪扭扭的四边形。病房里有股消毒水的味道，刺鼻又熟悉。
“三个月够干很多事了。”我最后说。
回到县城，我二话没说就把自己那辆开了十几年的桑塔纳卖了。媳妇知道后大吵大闹，说我疯了。我没解释，只是把卖车的钱和积蓄一起，又凑了8万块钱。
我把表弟接回县城，安排在县医院。虽然条件差点，但好在离家近，他也能见到一些老朋友。县医院的老张医生是我初中同学，答应帮忙照顾。
每天下班后，我就骑着电动车去医院陪他。有时候带点他爱吃的家常菜，有时候就是坐在那里陪他看会电视。冬天的夜来得特别早，五点多钟天就黑了，病房里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声音，照得人脸色发青。
他的情况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下床走动，甚至跟我去医院后面的小花园散步；坏的时候只能躺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一天晚上，我照常去医院。才十一月，天气就冷得不像话。路上骑车冻得我鼻涕直流，到了医院才发现忘了带他最爱吃的卤鸡爪。
推开病房门，发现屋里黑着灯。我以为他睡了，正要轻手轻脚地退出去，突然听见他喊我：“大表哥，进来吧。”
我摸索着开了灯，发现他靠在床头，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这是我欠条，还有那些账的明细。”他把信封递给我，“如果我走了，你替我还了吧。”
我愣了一下，接过信封顺手塞进了口袋，没看。
“你不看看吗？”他问。
“有什么好看的，你自己好起来还不就得了。”我故意语气轻松地说，然后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你看，我给你带了新一期的《汽车之友》，里面有你喜欢的跑车。”
他接过杂志，翻了两页就放下了，“大表哥，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窗外有救护车的警笛声呼啸而过，病房的玻璃窗轻微震动着。
“因为你是我表弟啊。”我最后说。
他摇摇头，“不只是这样。我从小到大，没人对我这么好过。连我爸妈都嫌我不成器。”
我没说话，只是帮他倒了杯水。水杯上有个裂缝，已经用了很久，杯盖上的橡胶圈也松了，漏水。
“我欠你的钱，这辈子是还不上了。”他说，“下辈子一定加倍还你。”
“胡说什么呢，好好养病，慢慢还。”我拍拍他的肩膀，手掌下的骨头突兀地凸出来，硌得我心里一疼。
他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还是个孩子，和表弟在村口的池塘边钓鱼。阳光很好，水面闪着金光。表弟突然钓上来一条大鱼，高兴得直蹦。鱼挣扎着，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然后”啪”的一声跳回水里，消失不见。表弟哭了，我安慰他说明天再来钓。
第二天醒来，我隐约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直到下午去医院，发现表弟的床上空空如也，才突然明白了那种不安的感觉是什么。
护士说他凌晨时突然病情加重，抢救无效去世了。她递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表弟的随身物品：一部旧手机，一本发黄的笔记本，几张零钱，还有那本《汽车之友》。
我站在空荡荡的病房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地上，还是那个歪歪扭扭的四边形。床头柜上的水杯还在，杯子里的水只剩下一半。
回家的路上，我骑着电动车，风吹得脸生疼。路过一家正在装修的店铺，工人们正在往墙上贴瓷砖，发出刺耳的切割声。我突然想起表弟说过的话：“咱们县城还没有像样的数码店。”
两个月后，我在表弟原来店铺的位置重新开了一家数码店，还是叫”明日数码”。我对电子产品一窍不通，只好请了两个懂行的年轻人帮忙。开业那天，媳妇难得地来捧场，还帮忙招待客人。
店铺生意不温不火，勉强能维持下去。我慢慢还清了表弟的外债，那些债主知道原委后，有的甚至免了利息。只有那个红头发女孩再也没出现过。
一年后的冬天，一个陌生男孩来到店里，说是表弟曾经在广东的同事。他拿出一张照片，是表弟和一群年轻人的合影，看起来很开心。
“吴明总提起他有个好表哥，”男孩说，“他说如果没有你，他可能早就放弃了。”
我接过照片，看着上面表弟灿烂的笑容，一时说不出话来。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生命的长度不重要，宽度才是。”
男孩离开后，我一个人在店里坐了很久。外面开始下雪，雪花轻轻地落在窗户上，又慢慢融化。我想起小时候和表弟一起堆雪人，他总是很执着地给雪人戴上自己的帽子，即使那意味着他自己要挨冻。
晚上回家，媳妇说：“对了，儿子下周要回来，学校放假了。”
我嗯了一声，然后问：“咱家那张放亲戚合影的相册在哪？”
“怎么突然想起这个？”她有些惊讶。
“想翻翻。”
她从柜子深处翻出那本布满灰尘的相册，轻轻擦了擦封面，递给我。我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一页地看。最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那张合影：十岁的我，和六岁的表弟，一起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他瘦小的身影几乎被我挡住了，只露出半个脑袋和一只手，那只手紧紧拽着我的衣角。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媳妇在旁边早已熟睡，发出轻微的鼾声。我想起修车铺里还有辆客户明天要取的车没修完，明天得早点去。
一年又一年，日子就这么过。“明日数码”的招牌换了三次，最后一次换成了LED的，晚上亮起来特别显眼。儿子大学毕业，去了深圳工作，偶尔回来看看我们。我依然每天在修车铺和数码店之间来回奔波，忙得不亦乐乎。
有时候我会想起表弟，想起他临走前给我的那封信。其实那天晚上回家后，我就把信拆开看了。里面除了欠条和账目明细，还有一张字条：
“大表哥，对不起，骗了你。但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如果我能活下来，一定加倍还你。如果不能，希望你原谅我。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除了你，没有别人了。”
字条已经被我折了又折，边角都磨损了。我把它夹在钱包里，偶尔拿出来看看，然后又小心地放回去。
媳妇好像猜到了什么，但从来不问。只是有一次，她突然说：“你表弟要是还在，该有多好。”
我点点头，没说话。
又是一年冬天，县城下了场大雪。我早上去修车铺的路上，看见一个年轻人在路边发传单，冻得直跺脚。我接过传单一看，是一家新开的肿瘤筛查中心的广告。
我站在雪地里，盯着那张传单看了很久。年轻人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把传单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然后转身朝医院的方向走去。
天空飘着小雪，远处县城的轮廓在雪幕中若隐若现。我走得很慢，像是在思考什么重要的事情。
路过一家早餐店，老板娘热情地喊道：“老徐，来碗豆浆吧，刚煮好的！”
我笑着摇摇头，继续往前走。口袋里，表弟的字条和那张肿瘤筛查的传单挨在一起，被我的体温捂得暖暖的。
前面就是县医院了，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大门。
“我想做个全面检查。”我对导诊台的护士说。
护士抬头看了我一眼，“身体不舒服吗？”
我摇摇头，“就是…想提前知道。”
护士似乎明白了什么，轻轻点头，递给我一张表格。我填表的时候，手有些抖。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玻璃窗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花。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不那么害怕了。或许是因为想起了表弟临走前说的那句话：“生命的长度不重要，宽度才是。”
填完表格，我抬头看了看医院大厅的时钟。八点三十分，县城刚刚苏醒，新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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