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汽车产业格局中,外汇紧张与关键设备进口成为制约生产力提升的核心变量。二汽在山沟中的崛起,靠引进核心设备推动产线升级,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
1951年,23岁的陈祖涛从苏联回国,随周总理的介绍信赴苏参与第一汽车制造厂筹建。他后来常说自己是“一汽第一名职工”,这既是荣誉也是沉重的担子。
在长春发动机车间,工程师们意识到汽车并非简单的零件组合,而是一整套钢板、机床、热处理、冲压、总装与检验的工业体系。1956年,第一辆解放牌下线,标志着工艺初具,但随之暴露的短板也随之显现。
苏联援建奠定基础,但有些材料与设备国产难以承接。陈祖涛随厂长姚宾外出采购,寻找国内尚无法生产、苏联也难以提供的关键件,深刻体会到闭门苦熬难以换来世界级机床的现实。
1965年,国家决定组建第二汽车制造厂,陈祖涛进入五人领导小组,后任总工程师。十堰处在秦巴山脉环抱之地,基础设施薄弱,汇聚全国三十多家单位,设计、安装、生产准备、培训与调试共同推进的“包建”模式被提出。
1969年十月,来自全国三十余家单位的建设者与民工汇集十堰周边,山沟里逐步形成一座汽车城。二汽的包建模式由多家单位分工协作,既高效又面临设备水平差距带来的挑战。
到1975年,二汽具备2.5吨越野车生产能力,1978年又实现东风5吨载重汽车的批量生产。车间瓶颈集中在精加工设备,零件精度不足导致配合不稳,质量波动直接拖累产线。
为解决瓶颈,评估外汇需求为四千万到五千万美元。彼时国家外汇储备仅有一点六七亿美元,五千万美元相当于约三成外汇规模。
二汽据此在德国、日本采购核心设备,包含自动锻压机生产线等。设备落户十堰后,钢料、锻件加工逐步提升精度与稳定性,生产力才逐步接上。
同年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全年产量达到五千辆,随后几年稳步提升。1987年,年产量突破十万辆,成为国内第一家年产量超过十万辆的汽车厂。
这一路走来,既有工人的长期艰苦,也有老厂包建新厂的组织能力,以及通过外汇换取关键设备的技术支撑。引进设备不是认输,而是补齐短板后向前推进。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陈祖涛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四岁。山沟中的工厂已非当年模样,但那笔五千万美元换回的经验,仍铭记在中国汽车工业的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