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十年深度观察:从宝腾“模式”审视吉利全球化布局路径;洞见中国汽车出海新格局

如果不是亲眼看着数据一路跳涨,很多人恐怕都想不到,今天马来西亚电动车产业的关键一块“拼图”,居然是由一家中国民营车企悄悄补上的——而且还是吉利。

故事不从中国讲起,而是从一座名叫丹绒马林的小城说起。几年前,它在马来西亚人心中,不过是一个有工厂、有大学的小地方;今天,它被赋予了一个新名字——汽车高科技谷,简称 AHTV,被寄望成为整个东盟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的中枢神经。

而这场产业级的“改造工程”,背后拉线的人,就是吉利和它在马来西亚的老伙伴——宝腾。

很多人只看到了结果:宝腾重新热销、AHTV声名鹊起、马来西亚被频繁写进中国车企的全球战略里。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极为典型的“深度全球化+彻底本土化”的试验,是中国汽车工业走出国门后,第一次在一个重要东盟国家里,完整输出产业链、技术链和人才链的一次系统性尝试。

要把这个故事讲清楚,得从宝腾往下说。

在马来西亚,宝腾曾经就是“国民车”的代名词。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只要走进城镇,路上十辆车里,总有几辆是宝腾。它背后,是马来西亚政府构筑工业化梦想时的标志性工程:自己造车、有自己的品牌、用自己的零部件体系,撑起一条完整产业链。

但梦做到一半,现实开始换脸。全球汽车产业技术更新越来越快,日韩车企在东盟攻城拔寨,本地市场对产品的期待不再是“能开就行”,而是要好看、好开、还不贵。2010年,马来西亚整体汽车销量第一次冲破 60 万辆大关,市场变得热闹了,竞争却也变得残酷。

宝腾的销量不再增长,反而一点点下滑。表面上看,是车型老化、技术迭代慢,深层原因却是体系性问题:研发投入有限,供应链技术水平不够,产品结构没跟上消费升级,管理模式也有些跟不上时代。

结果是,吉利入场之前,宝腾已经连续亏损了整整 9 年,平均每年要亏掉 16 亿令吉。对马来西亚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接受但又必须面对的现实:情感上,它是国民品牌;产业上,如果不改,就可能被时代淘汰。

这就到了故事的转折点——2017 年。

那一年,吉利控股和马来西亚的 DRB-HICOM 集团签下最终协议,收购宝腾汽车 49.9% 的股份。很多人把它看成普通的跨国并购,但站在中国汽车的全球化坐标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吉利不是去卖几款车,而是第一次尝试在东盟,把“产品+技术+管理+产业链”整套搬进去,一起升级。

在此之前,吉利已经有过几次堪称“破局级”的并购。2009 年拿下沃尔沃的时候,国内外怀疑声一片:一家中国民营车企能不能玩得转欧洲豪华品牌?几年后,答案摆在那儿:沃尔沃不仅活了,还活得比以前更有生命力,安全技术、电气化路线都走出了自己的节奏。

后面又有路特斯、又有入股戴姆勒、以及后来的阿斯顿·马丁。这些动作有一个共通点:每一次并购,都不是“买来贴牌”,而是服务于吉利整体的全球布局——补短板、拓资源、提技术、扩市场,同时把自身的体系能力和合作方绑定、融合。

用业内专家的话说,吉利过去 20 年的全球战略,可以浓缩成一句话:“每一步并购,都是一块拼图,而不是一笔孤立交易。”它遵循的是一个长期的路线:总体跟随、局部超越、重点突破,合纵连横,最终实现后来居上。

在这个长线故事里,宝腾负责的,是打开东盟的门。

吉利入股宝腾之后,很快就和 DRB-HICOM 把一套中长期的改造计划摊在桌面上。内部起了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北斗七星战略”。

所谓“七星”,其实就是七个抓手:人才、渠道、成本、质量、产业链、工厂改造、新产品开发。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不光换几款新车,而是从人到钱,从工厂到供应链,从卖车到研发,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重新打磨。

先看结果,只要是有真实数据支持的东西,最能说明问题。

2019 年,也就是吉利入股两年后,宝腾正式扭亏为盈。到 2022 年底,宝腾的营业收入已经从 2018 年的 338 亿马币,涨到了 939 亿马币,差不多翻了个 2.8 倍。

销量拉长来看更清楚:宝腾连续四年在马来西亚市场的总销量和市占率都稳居第二,仅次于常年霸榜的外国品牌;在出口上,它已经是马来西亚销量最大的汽车出口品牌。2018 年,宝腾出口 1388 台车;到了 2022 年,这个数字变成了 5409 台,增长幅度接近 290%。到了 2023 年 1-10 月,宝腾累计卖出 129604 辆(含出口),同比再增 12.3%。

这不是简单的“打广告卖货”能做到的,这是整个体系从里到外都动过一遍刀的结果。

产品上,是所有人最直观的感受。吉利的技术和平台进入之后,宝腾一口气推出了 X70、X50、X90 这些新一代 SUV。这几款车的原型,分别对应吉利在中国市场已经验证过的车型:比如 X90,对应的就是国内的吉利豪越。

这些不只是“换个标”,而是基于当地市场需求做了针对性调整。结果是,很快在马来西亚的 SUV 细分市场里拿到了冠军位置,重新把宝腾的形象从“老国民车”拉回到“能代表新时代的本土品牌”。

更关键的是,吉利借着 X90,帮宝腾迈出了一步极其重要的新能源起步。X90 是宝腾的第一款混合动力车型,这意味着它不再只是跟在燃油车时代的尾巴上,而是正式进入了电动化的过渡期。对一个连年亏损的本土品牌来说,这是象征意义和产业意义都非常大的事情:不是被迫追赶,而是有机会在新的赛道上重新占位。

支撑这些产品的,是宝腾背后两大产能基地的持续改造和扩建。一个是在莎阿南的老工厂,年产能大约 21.5 万辆;另一个是丹绒马林工厂,通过导入新车型进行扩建,年产能可以做到 25 万辆左右。你把数字加起来,差不多就是一个中等规模车企在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上限。

渠道层面,吉利做的也是很典型的“深度本土化”。宝腾在马来西亚拥有 285 家经销商网点,其中 3S/4S 店就有 157 家,是马来西亚所有车企里覆盖最广的。这意味着不只是买车方便,售后、保养、体验都可达。更重要的是,宝腾的经销网络已经铺到全球 15 个市场,包含了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以及巴基斯坦、南非、中东等地区。它不再只是一个“马来西亚品牌”,而是在地缘上真正走向了区域性的角色。

这一切叠加起来,形成的就是如今很多人提到的“吉利宝腾模式”:第一步,资本进入;第二步,产品更新;第三步,带动工厂技术改造;第四步,打通供应链;第五步,加强人才和管理输出;第六步,带动出口,参与区域竞争。

这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跨国并购”。它更像是一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围绕汽车产业做的深度共建:中国车企输出的不再只是终端产品,而是一整套跑过中国市场大赛道之后,沉淀下来的产业能力。

“一带一路”十年深度观察:从宝腾“模式”审视吉利全球化布局路径;洞见中国汽车出海新格局-有驾

如果只停在这里,这个故事顶多可以归到“成功并购案例”里。但之所以值得单独拎出来再讲一遍,是因为它把一个更长远的东西拉了出来——AHTV。

AHTV,全称马来西亚丹绒马林汽车高科技谷,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它不只是一个造车基地,而是被设计成“新能源汽车创新中心”。简单理解,就是围绕电动化、智能化,把研发、制造、测试、零部件、人才、城市配套,一整套框架都放进来。

马来西亚为什么要做这个?背景其实很清楚:一方面,东盟整体在新能源车和智能车上,都处于从“引入”到“布局”的关键阶段,谁能先把节点国家的先进产能和创新能力拉起来,谁就有机会对接更多资本、技术和市场资源;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本身就有一定工业基础、教育体系和港口优势,如果错过这次升级窗口,很可能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被边缘化。

吉利为什么要参与?答案也不复杂。

过去十年,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能源和智能化领域的积累可谓毫不含糊:前九个月,吉利累计销量达到 194 万辆,其中新能源渗透率超过 33%。这背后是接近 2000 亿人民币的研发投入,是 3 万多名全球研发工程师,是分布在中国、欧洲等地的研发和造型中心,还有从车载芯片、智能驾驶、人机交互,到低轨卫星等前沿技术的长期投入。

这样的技术厚度,如果只在中国市场内部转,是一种浪费;如果能走出去,和其他国家的工业体系进行深度融合,就可能变成新的产业势能。

在 AHTV 项目里,吉利给出的承诺,不是简单的“建厂卖车”,而是从产、学、研、城四个维度入场。所谓“产”,就是围绕整车、零部件、测试等打造一条相对完整的新能源供应链;“学”,是和当地高校合作做人才培养,涵盖工程师、技工、管理人员;“研”,是把部分研发能力落地过去,让马来西亚本地参与车型开发、技术试验,而不是只负责生产;“城”,则是围绕整个高科技谷做配套,让它不只是一个孤立的工业园,而是一座有生活、有服务、有人才流动的“汽车新城”。

2023 年 10 月 11 日,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亲自见证吉利控股和 DRB-HICOM 签署 AHTV 主合作框架协议。这不只是象征意义,它说明这件事已经上升到国家级工程的高度。

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双方会以宝腾为龙头,朝着一个非常激进的目标去努力——年产 100 万辆车。这个规模概念已经不是“一个品牌的工厂扩张”,而是妥妥的区域级产业中心。

他们的设计是,一边把整车产能做上去,一边把“汽车+”的产业链扩进来——也就是围绕汽车产业,引入一批和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数字技术、节能环保等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用产业集群的方式,把 AHTV做成东盟的新能源汽车和新技术研发制造高地。

与此同时,还会强化和中国境内多个重点自贸区、经开区、科技园的联动,让技术、人才、资本和项目能双向流动。换一句话说,它要成为一个中马经贸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不只是“马来西亚有个中国车企投的工厂”,而是“中马一起做了一座新能源和智能汽车的产业新城”。

有意思的是,推动马来西亚在电动化时代迈出这一步的主要产业力量,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队”,而是一家来自中国的民营汽车企业。你很难找到比这更具象的例子,来说明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新能源版图里的角色变化:从过去跟着别人技术走,到今天反过来在一个区域市场里扮演“引领者”。

当然,所有这些宏大叙事,落到吉利自己身上,仍然绕不开一个问题:它为什么能做到?更直接一点:它是怎么跑到今天这一步的?

很多企业喜欢把自己归结为“顺势而为”,或者“自身足够硬”。听上去都没错,但对吉利来说,这两者其实还不够,它多出来的是第三条——一套长期的全球化认知和行动路径。

从最早小规模出口,到收购沃尔沃,再到后来的多元并购和投资,吉利在全球化这条路上经历过的东西并不轻松。风险、质疑、不确定性,几乎每一步都伴随着。但它的一个核心变化,是在实践中不断重写自己对“走出去”的理解。

刚开始,中国车企的全球化很多都是“产品出去”:在某个海外市场卖车,最多带一点服务和零部件。这种模式短期内有成绩,但很难扎根,一遇到本地政策变化、竞争加剧或者汇率波动,就容易被打回原形。

吉利后来开始强调的是“全球化+本土化并行”:一方面,要整合全球资源,构建全球网络,服务全球市场,接入全球资本;另一方面,更要尊重每一个本地市场的差异,做本土技术、本土产品、本土运营、本土人才。

沃尔沃、宝腾、路特斯、戴姆勒、阿斯顿·马丁,这些案例本身就像一串坐标点。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吉利没有把任何一个合作方当成简单的“资产”,而是当成一个在各自区域或细分市场上具有独特能力的伙伴。通过资本牵手,把各自的优势放到一个更大的格局里去组合。

在这个过程中,吉利内部那支具备全球视野、又有本土执行力的团队其实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支团队不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而是在各种项目里,一次次遭遇不同国家的规则、文化、市场环境之后一点点磨出来的。对全球化的理解,很多时候就是在碰壁和试错里长出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持续推进的时候,像吉利这样的企业能比较自然地接上去。它不是突然开始关心海外市场,而是早就在实际操作中打磨了自己的路线。

如果说,“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大的时代和政策背景,那么吉利的角色,更像是主动去探索如何在这个背景下,把中国车企的能力变成共有的产业能力的一批试验者之一。

你要说这一切是不是“顺风顺水”,显然不是。李书福在给家乡媒体《台州日报》写的那篇《向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致敬》里,用了一段很直白的话来形容这条路:

“这条路实在太过艰辛,这条路也确实诱人,这条路上时而景色秀丽,时而阴云密布,我们勇敢地在这条路上参加了没有尽头的马拉松赛跑,虽然跑得腰痛腿软,浑身浸满汗水,有时还出现精神恍惚,不知所措,但前方的路依然神秘,勾起了我们无穷的想象,探索远方秘密的心情根本无法平静,已经扬起的创业风帆推动我们走向无限可能的汽车世界。”

你把这段话放回今天的坐标来看,会发现它依然适用。

新能源和智能化正在彻底重塑全球汽车产业的版图。未来十年、二十年,谁能掌握更多技术主动权,谁就能在更多市场拿到更大的话语权。这是诱人的那一面;而另一面是,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不确定性也越来越高。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车企走出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多卖几辆车”,而是不得不思考一个更深的问题:如何在全球化中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角色转换”。

从宝腾到 AHTV,从东盟到更广泛的海外市场,吉利现在做的事情,说白了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当中国汽车产业有了技术、有了市场、有了资本之后,能不能在全球产业重构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推动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参与者。

这个答案不会一朝一夕就给出来,但至少从马来西亚这条线索上,我们已经能看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它不靠单一的爆款产品,而是靠完整的产业链输出;它不停留在短期的市场成绩,而是着眼于中长期的能力共建;它不把全球化当成简单的扩张,而是当成在更大的空间内寻找“共同成长”的机会。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车企真正的“大航海时代”,可能刚刚开始,而吉利已经在甲板上——不是站在风平浪静的港湾,而是冲着那片既有风浪也有机会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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