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谈及“卡脖子”问题，往往聚焦芯片与光刻机，然而真正推动产业跃升往往是生产链条的实际阻碍。1978年的二汽十堰基地就暴露了这个矛盾：厂房和设备已就位，试产却难以演变为稳定量产。
陈祖涛并非旁观者。他早年赴苏联学习，后来参与一汽筹建，对汽车工业的运行机制有更系统的认识：钢材、机床、热处理、冲压、总装、检验等环节共同构成完整体系，哪怕一个环节薄弱，整条线都会受累。这与常见的“拼件式”观念形成对照。
在二汽上马后，困难并非缺乏技术，而是核心设备难以国产化，甚至外部采购路径也并不畅通。为打通瓶颈，陈祖涛明确提出要采购设备，而且要买最急需的。外汇需求估算为四千万到五千万美元；当时我国外汇储备按年鉴口径只有一点六七亿美元，五千万美元几乎占了三成。
最终将这笔外汇投入德国与日本的关键设备上，包含自动锻压机生产线等。设备引入后，锻件的精度、生产效率与稳定性显著提升，之前积累的厂房、人力、组织体系才与生产力对接，形成真正的生产力跃迁。
这段历史的现实意义在于：产业升级并非靠单一拳头硬撑，而是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时引进关键环节的先进能力，并与本地能力协同，才能实现持续的产能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