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Model Y，在中国售价26万元，在印度却要近50万元。当特斯拉副总裁陶琳在孟买展厅亲手交出首批从上海工厂运来的Model Y时，聚光灯照亮的不只是科技光环，更是一道刺眼的商业裂痕——同一个品牌，两套价格，背后是跨国企业在全球化叙事下的现实悖论。
这并非孤例。特斯拉在印度的定价，是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系统性溢价的最新注脚。Model Y后驱版在印度售价约48.2万元人民币，比中国贵了近一倍。表面看，这是70%进口关税的直接结果；但深层逻辑是，成本被精准转嫁给了印度消费者。而讽刺的是，这些车甚至不产自美国，而是从上海工厂漂洋过海而来。
苹果早已写下前传。iPhone 15 Pro在印度售价比中国贵近4000元，Pro Max更是高出40%以上。即便苹果已将iPhone 17全系转移至印度组装，成本并未下降——核心零部件仍依赖中国进口，生产效率仅为中国的60%，自动化设备维护困难重重。最终，“印度制造”没有带来“印度低价”，反而成了高溢价的遮羞布。
奔驰与宝马的轨迹如出一辙。尽管未在印度本地生产，其进口豪华车型的定价远超中国市场。高关税、低效率、小规模市场，共同构筑了“越新兴，越昂贵”的畸形生态。跨国企业将印度视为规避地缘风险的备胎工厂，却不愿让利本地用户。他们用“全球化”承诺吸引政策支持，又用“市场自主定价”拒绝公平逻辑。
这种溢价，本质是一种结构性剥削。企业享受印度的低人力成本与政策优惠，却将供应链不完整、效率低下带来的额外成本，通过高价转嫁给普通消费者。所谓“新兴市场机遇”，在实践中变成了“新兴市场收割”。当科技平权沦为价格歧视，全球化便失去了道德支点。
跨国公司的责任，不应止于股东回报。若技术进步只服务于少数高净值人群，那创新的意义何在？真正的全球公平，不是统一标价，而是建立透明的成本分摊机制。企业应公开区域定价模型，接受公众审视。否则，每一次交付，都在加深信任的裂痕。
价格可以浮动，但伦理不能失重。当一辆车跨越国境，它承载的不该只是电池与代码，还应有一份对公平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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