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高管直言:不能按中国司机超车习惯设计欧洲智驾,这会出事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清晨的上海高架,车辆宛如游龙,找准每一个缝隙灵活变道,“见缝插针”是生存本能;与此同时,德国慕尼黑的街道上,车辆有序行驶,后车一闪灯,前车立刻让道,Stop标志前齐刷刷停满三秒——这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异,更是根植于不同土壤的驾驶文化。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自动驾驶技术(智驾),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比我们想象得更深刻。最近在2025年上海新能源汽车论坛上,华晨宝马法规政策总监杨武先生的一席话,点破了智能驾驶全球化进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命题:技术必须深度拥抱本地化,尤其是驾驶习惯的本地化。

宝马高管直言:不能按中国司机超车习惯设计欧洲智驾,这会出事-有驾

杨武总监的发言之所以掷地有声,源于宝马扎实的数据支撑。为了打磨出安全可靠的辅助驾驶系统,宝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堪称海量的测试——总里程高达240万公里!这庞大的数字背后,是无数次虚拟仿真、封闭场地验证和真实道路的考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中国市场极其复杂独特的交通生态,宝马额外投入了超过13万公里的本土化测试里程,进行了超过1000次的功能版本迭代更新,并对超过2000项参数进行了精细化的调试。这些努力,目标直指那些让全球工程师都挠头的“中国特色”:电瓶车时不时闯入机动车道、变道时转向灯“形同虚设”、高速快车道被慢车“霸占”、好不容易留出的安全距离瞬间被“加塞”填满……这些都是中国道路上实实在在的日常考卷。

然而,将这套在中国复杂路况下“千锤百炼”出来的智驾逻辑,特别是中国司机常见的更具灵活性和主动性的驾驶风格——比如频繁寻求机会超车变道——直接套用到欧洲市场,会怎样?杨武总监给出了清晰的警示:这很可能会“水土不服”,甚至引发混乱。原因何在?本质上是驾驶文化的巨大鸿沟。让我们看看宝马在全球测试中观察到的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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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秩序与规则: 在德国等欧洲国家,高速公路(Autobahn)上普遍遵循“慢车让快车”原则,后车只需闪一下远光灯(俗称“灯语”),前车通常会主动让出左侧快车道。Stop标志前的完全静止观察、斑马线前对行人的绝对礼让,这些行为规范都已内化为驾驶习惯,其背后是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堪称“肉疼”的高额罚单在维系着秩序。例如,在德国汉堡,低速长时间占用快车道的罚款力度远超中国同类处罚。

中国的灵活与高效(及其适配挑战): 中国道路参与者众多,路况瞬息万变,司机们发展出了一套更讲求效率、更具“博弈性”的动态驾驶策略。这种策略在中国本土环境下,往往能有效提升通行效率(虽然也伴随着风险)。然而,这套逻辑直接移植到欧洲就麻烦了。宝马的工程师在测试中发现,基于中国路况调校的系统在欧洲试图变道时,因其“试探性”接近或相对更短的切入判断时间,常被后方严格遵守路权规则、已有让行意图的欧洲司机误解为“鲁莽加塞”,引发不必要的急刹甚至鸣笛抗议。就像一位川菜师傅给口味清淡的客人做菜,花椒放得十足,客人却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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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技术困境,绝非简单的代码调整就能解决,它触及了系统设计的底层逻辑:

1.变道策略的“侵略性”vs“保守性”: 在中国,系统需要具备更积极的变道意图和更短的决策窗口,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但在欧洲,过于“主动”的变道会被视为不守规矩甚至危险。反之,如果为了迎合欧洲习惯将系统调得过于“保守”,在中国用户眼中,可能又会被嫌弃“反应迟钝”、“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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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占道”与“让道”的规则鸿沟: 中国法规对长时间占用高速快车道行为的约束和处罚力度,与欧洲(尤其是德国)存在显著差距。在德国,超车后不及时返回右侧车道就可能面临高额罚单。如果智驾系统沿用中国习惯长时间占据左道,在欧洲恐怕会成为“罚单磁铁”。

3.安全距离的认知差异: 欧洲普遍遵循更长的行车安全距离(常达50米以上),这是其交通规则和安全理念的体现。而中国式“加塞”算法,本质上是在挑战这个安全空间。在高速行驶中,如果一辆具备“加塞”逻辑的智驾车突然切入欧洲车流预留的长距离安全空间,极易导致后方车辆措手不及,引发严重的连环追尾风险——这绝非危言耸听,宝马的数据团队对此深有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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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深层次的挑战,宝马等领先车企展现出了高度的务实智慧—— “一地一策”成为破局关键。 这不是技术的倒退,反而是技术走向成熟、尊重用户和本地规则的体现。宝马清晰地采用了双轨并行的策略:

中国专属“技能包”: 在中国版系统中,特意强化了对“加塞”场景的模拟训练,提升系统对周围车辆“可能挤压安全空间”行为的预判和应对能力,使其能更从容地处理复杂的“近身博弈”。

欧洲“绅士模式”: 在欧洲版系统中,则切换到“保守模式”或称之为“规则优先模式”。显著拉长变道的决策犹豫时间阈值,提高触发超车动作的条件(比如需要更大的间隙才启动),严格遵循“超车后回右道”等本地法规核心逻辑。一切以符合当地规则和预期、保障绝对安全为首要目标。

这其实与我们熟悉的消费产品本地化策略一脉相承。就像肯德基在全球卖炸鸡,但到了中国会推出“老北京鸡肉卷”这类地道产品。智能驾驶的本地化,正是汽车智能化时代新的“行业规矩”。它的复杂性甚至促使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加速协调全球智驾标准框架,以避免车企陷入各地法规“五花八门”的重围。

一些技术乐观主义者曾设想用“一种更聪明的算法”通吃全球。但现实是,即使经验丰富的人类司机跨国驾驶,也需要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论坛上就有工程师分享:习惯了在杭州“抢道”的同事,到了慕尼黑租车上路,面对安静排队、无人鸣笛催促的路口,竟紧张得“哆嗦十分钟不敢并线”,直言“太不习惯了”!这种根植于肌肉记忆和文化环境的驾驶习惯差异,远非一次简单的OTA(空中升级)就能抹平。当冰冷的技术代码撞上温暖而各异的人类文明土壤,“本地化”就不再是选项,而是必选项。

因此,杨武总监的直言,绝非贬低某种驾驶文化,而是为整个智能驾驶行业敲响了警钟,也清晰地指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自动驾驶的终极难题,远不止于激光雷达的精度或芯片的算力,而在于它能否真正理解并融入不同地域的“交通灵魂”。 是学习北京二环的“效率优先”,还是慕尼黑街头的“规则至上”?宝马给出的答案是:技术需要谦卑,为不同的灵魂定制不同的“驾驶人格”。未来,当我们选购一辆智能汽车时,了解它的“驾驶人格”是否适应本地的交通文化,或许将和了解它的续航里程、加速性能一样重要。这标志着智能驾驶技术正在跨越单纯的功能竞赛,步入尊重多元化、追求深度本地化的成熟新阶段——而这,正是技术真正服务人类、保障安全的智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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