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奖650万被压到7万，我当场离职环游世界，回来公司已亏5200万，高管全等在机场求我回去救火
腊月二十八，写字楼里已经没几个人了。
我坐在工位上，盯着手机银行里刚收到的入账短信，数字是七万零三百二十六块四毛。
去年这个时候，同样的短信，数字是六百五十万。
我关了手机屏幕，把手机扣在桌面上，抬头看了看对面那间办公室。
玻璃墙里头，老板周建国正跟财务总监老刘说着什么，两个人笑得前仰后合。
老刘手里拿着个文件夹，朝我这边指了指，周建国摆了摆手，嘴型像是在说“没事儿”。
我在这家公司干了十一年，从业务员干到华东区销售总监，手里攥着公司百分之六十的客户资源。
去年公司效益好，年终奖定的是六百五十万，这是白纸黑字写在年度绩效确认书上的。
今年效益更好，订单量比去年涨了百分之三十七，我手底下三十几号人没日没夜地干了整整一年，大年三十都在客户那边蹲着。
我推开玻璃门进去，周建国看见我，脸上的笑还没收干净：“哎，正找你呢，那个年终奖的事——”
“我看到了。 ”我把手机放在他桌上，屏幕朝上，那条短信还亮着，“七万零三百二十六块四毛，这是怎么回事？ ”
周建国往后靠了靠，手指头敲着桌面：“今年公司要上新项目，资金压力大，大家的年终奖都做了调整。 你作为高管，应该理解公司的难处。 ”
“大家的都调整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还是就我的调整了？ ”
老刘在旁边咳嗽了一声：“王总，这个……公司今年确实有困难，新项目那边——”
“新项目？ ”我打断他，“新项目的启动资金是去年十月份从银行贷的，三千万，利率四点三，用公司厂房做的抵押。 这笔钱跟年终奖没有半毛钱关系。 ”
周建国的脸色变了变，但很快又堆上笑：“老王，你看你，大过年的，别这么较真。 公司亏待不了你，等新项目起来了，你的那份肯定补上。 ”
“补上？ ”我笑了笑，“去年你也是这么说的，说今年一并补。 今年补了吗？ ”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窗外有辆洒水车开过去，音乐声隔着玻璃传进来，听着特别刺耳。
我转身走出去，回到自己工位，打开电脑，调出过去一年的业绩报表。
我负责的华东区，全年回款一亿两千万，占公司总营收的百分之五十八。
这些数字我闭着眼都能背出来，但我还是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然后点了打印。
打印机嗡嗡响着，把报表一张一张吐出来。
我把报表装进文件袋，拉开抽屉，把里面属于我私人的东西——一支用了三年的钢笔，一个磨得发亮的旧钱包，还有一张我女儿去年画的画——装进一个纸箱里。
然后我拿起手机，给周建国发了条微信：“我辞职。 ”
发完我就把手机揣兜里，抱着纸箱往电梯口走。
走到电梯口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周建国打来的。
我没接。
电梯门开了，我进去，按了负一层。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一个加油站，加了三百块钱的油。
加油站旁边有个彩票站，门口贴着张红纸，写着“新春大吉”。
我停下车，进去买了张刮刮乐，刮出来十块钱，又换了张，刮出来二十。
我攥着那二十块钱，站在彩票站门口，看着马路对面那栋写字楼。
那是我待了十一年的地方，从二十八岁到三十九岁，从业务员到销售总监，从租房子住到买了学区房。
我所有的青春都扔在那栋楼里了。
回到家，我老婆刘敏正在厨房包饺子，听见门响，头也没回：“回来啦？ 年终奖发了吧？ 今年多少？ ”
我把纸箱放在玄关，换了鞋，走到厨房门口：“七万。 ”
刘敏手里的饺子皮“啪”地掉在案板上：“多少？ ”
“七万零三百二十六块四毛。 ”
刘敏转过身来，脸上沾着面粉，眼睛瞪得老大：“不是说六百五十万吗？ 你去年就跟我说好了的，说今年要换车，要带我爸妈去三亚过年——”
“他们改了。 ”我说，“说是公司要上新项目，资金压力大。 ”
“那也不能这么压啊！ 六百五十万压到七万，这跟抢有什么区别？ ”刘敏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你去找周建国说啊！ 你给他干了十一年，他不能这么对你！ ”
“我说了。 ”我靠在门框上，“他说以后补。 ”
“以后补？ 这话你也信？ ”刘敏把擀面杖往案板上一拍，“老王，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他这是欺负你老实！ 你去找他，现在就去，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 ”
我看着刘敏，她脸涨得通红，围裙上沾着面粉，手指头在发抖。
我忽然觉得特别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累。
“我不去了。 ”我说，“我辞职了。 ”
刘敏愣住了。
厨房里水龙头没关紧，水滴答滴答砸在不锈钢水池里，一下一下的。
“你说什么？ ”
“我说我辞职了。 ”我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把手机掏出来，打开订票软件，“我想出去走走。 ”
刘敏跟出来，站在沙发旁边，声音有点发颤：“你疯了？ 你辞职了咱家怎么办？ 房贷一个月八千，孩子学费一年四万，你爸妈那边每个月还要给两千——”
“我知道。 ”我翻着机票，“我都算过了。 咱们家存款还有四十多万，够撑一阵子。 ”
“撑一阵子？ 你撑一阵子之后呢？ 你四十岁了，你以为工作那么好找？ ”
我没说话，手指头停在屏幕上。
屏幕上显示着去拉萨的机票，明天早上八点，一千四百块。
刘敏走过来，一把夺过我的手机：“你哪儿也不许去！ 你现在就给周建国打电话，把话说清楚，该你的钱一分都不能少！ ”
“我不打。 ”我说。
“你打不打？ ”
“不打。 ”
刘敏把手机摔在茶几上，手机屏幕磕在茶几角上，裂了一道纹。
她转身进了卧室，“砰”一声摔上门。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道裂纹，忽然觉得心里特别平静。
那种感觉很奇怪，像是憋了很久很久的一口气，终于吐出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拉着行李箱出门的时候，刘敏还躺在床上没起来。
我走到卧室门口，想跟她说句话，但门反锁着。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机场人很多，到处是拖着大包小包回家过年的人。
我背着个双肩包，手里攥着去拉萨的登机牌，排在队伍里。
前面有个老太太，拎着两袋腊肉，跟旁边的人说：“我儿子在拉萨当兵，三年没回家了，今年终于能见着了。 ”
我听着她说话，忽然想起我爸妈。
他们住在老家的县城里，我本来打算今年接他们来城里过年，酒店都订好了。
我掏出手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今年我不回去了。 ”
“咋了？ 工作忙？ ”
“嗯，忙。 ”我说，“过阵子回去看你们。 ”
“行，你忙你的，别惦记家里。 ”我妈说，“你爸前两天还念叨你呢，说想吃你带回来的那个什么……什么酥饼。 ”
“稻香村的，我记着呢。 ”
挂了电话，我站在登机口，看着窗外停机坪上停着的飞机，阳光照在机身上，白晃晃的。
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但没哭出来。
在拉萨待了半个月，然后去了大理，又去了丽江。
我每天睡到自然醒，白天在古城里瞎逛，晚上找个酒吧坐着，喝点啤酒，听台上的歌手唱民谣。
我拍了很多照片，发在朋友圈里，配的文字都很短：“今天天气不错”“这家店的米线好吃”“路边的猫”。
刘敏一条都没点赞，也没评论。
但她也没打电话来骂我。
我知道她在等，等我服软，等我回去认错，等我跟她说“我错了，我不该辞职”。
我没说。
在丽江待了十天，我又去了成都，然后去了重庆。
在重庆的时候，我住在解放碑附近一家小旅馆里，晚上出去吃火锅，一个人点了一桌子菜，吃得满头大汗。
旁边桌坐着几个年轻人，在聊创业的事，说得热火朝天。
我一边涮毛肚，一边听他们说话。
有个小伙子说：“现在这行情，能保住饭碗就不错了，谁还敢辞职啊。 ”另一个说：“我上个月刚辞了，老板太不是东西了，年终奖说砍就砍，我直接走人。 ”
我夹着毛肚的手顿了一下。
那个小伙子继续说：“后来呢？ 后来你找着工作了吗？ ”
“找着了啊，跳槽涨了百分之三十。 我跟你说，人就得硬气点，你越忍，人家越觉得你好欺负。 ”
我低头看着碗里的油碟，红油上面飘着蒜末和香菜。
我忽然想起周建国，想起老刘，想起那间玻璃墙办公室。
我掏出手机，打开公司的工作群，发现群里已经炸了。
消息有几百条，我往上翻，翻了好久才翻到源头。
原来是公司新项目出了大问题，跟合作方谈崩了，前期投进去的两千多万打了水漂。
然后银行贷款到期，公司账上没钱，供应商堵在公司门口要账，员工工资发不出来，已经有人去劳动仲裁了。
我一条一条看下去，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有人发了一段视频，视频里公司楼下围着一群人，拉着横幅，写着“还我血汗钱”。
镜头扫过，我看见老刘站在人群后面，脸色灰白，头发乱糟糟的，像是好几天没洗。
我关掉手机，把最后一片毛肚吃完，结了账，走出火锅店。
重庆的夜风吹过来，带着一股火锅味，街上人很多，热热闹闹的。
我站在路边，忽然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
又过了半个月，我在昆明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
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那边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声音：“王总，我是小张，财务部的小张。 ”
“小张？ ”我想了想，“怎么了？ ”
“王总，公司……公司快撑不住了。 ”小张的声音压得很低，“周总他……他跑了，听说带着财务总监去了国外。 公司账上没钱了，欠了供应商两千多万，银行贷款还有三千万，员工工资三个月没发了。 现在公司就剩几个高管在撑着，天天被人堵着门要账。 ”
我握着手机，站在昆明街头，旁边有个卖烤饵块的小摊，老板娘正往饵块上刷酱，香味飘过来。
“王总，”小张的声音带着哭腔，“您回来吧，您要是不回来，公司就真完了。 那几个高管让我给您打电话，说……说只要您肯回来，什么条件都好谈。 ”
我没说话，挂了电话。
我在昆明又待了三天。
那三天里，我手机几乎被打爆了。
有原来手底下的业务员，有合作了七八年的老客户，还有几个高管轮着给我打电话，语气一个比一个低。
“王总，您大人有大量，以前的事是公司不对，您回来吧。 ”
“王总，客户那边只认您，您不回来，单子全跑了。 ”
“王总，周建国那个王八蛋把我们都坑了，您不能见死不救啊。 ”
我听着这些话，想起去年年底，我拿着六百五十万的年终奖确认书去找周建国签字，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老王，你是公司的功臣，公司亏待不了你。 ”想起腊月二十八那天，我站在他办公室里，他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傻子。
我买了回程的机票。
飞机落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到达口，看见外面站着一排人。
都是公司的老面孔，技术总监老赵，运营总监钱姐，人事部的孙经理，还有几个我不太熟的部门负责人。
他们站成一排，看见我出来，齐刷刷地迎上来。
老赵走在我前面，五十多岁的人了，头发白了一大半，眼圈发红：“王总，您可算回来了。 ”
我没说话，继续往前走。
钱姐跟上来，声音有点哽咽：“王总，公司现在……账上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 供应商那边天天来堵门，员工已经走了三分之一，剩下的都在等工资。 您要是不管，公司就只能破产清算。 ”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他们。
机场大厅里人来人往，广播里在播航班信息，声音很大。
“周建国呢？ ”我问。
“跑了。 ”老赵叹了口气，“带着老刘，还有账上最后那点钱，说是去国外了。 我们报警了，但一时半会儿也抓不着人。 ”
“欠了多少？ ”
“供应商那边两千八百万，银行贷款三千万，员工工资和社保加起来大概四百万。 ”钱姐报出一串数字，“还有几个客户的违约金，加起来大概五百万。 ”
我算了算，总共六千七百万。
“王总，”孙经理走上前来，手里拿着个文件夹，“我们几个商量过了，只要您肯回来，公司给您百分之三十的股份，您来当总经理，全权负责。 我们几个的工资可以先欠着，等公司缓过来了再补。 ”
我看着他手里的文件夹，没接。
“王总，”老赵的声音有点哑，“我知道您心里有气。 去年年终奖的事，是周建国不对，我们都看在眼里。 但公司是您一手带起来的，那些客户是您一个一个跑出来的，您真忍心看着它就这么垮了？ ”
我站在机场大厅里，阳光透过玻璃顶棚照下来，落在地上，白花花的一片。
我想起十一年前，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公司还只是个十几人的小作坊，挤在一间写字楼里，夏天连空调都舍不得开。
我跟着周建国跑业务，大热天骑着自行车满城转，后背的汗把衬衫浸透了，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那时候周建国跟我说：“老王，好好干，以后公司做大了，你就是元老。 ”
后来公司真做大了，从十几个人做到两百多人，从一间办公室做到一整层写字楼。
我也从业务员做到销售总监，年薪从五万涨到一百多万，再到去年定下的六百五十万。
然后腊月二十八那天，他给了我七万零三百二十六块四毛。
我伸手接过孙经理手里的文件夹，翻开看了看。
股份转让协议，总经理任命书，还有一份授权委托书。
我看了几页，合上，递还给孙经理。
“我可以回来。 ”我说，“但有几个条件。 ”
“您说。 ”
“第一，公司账上的债务，我来处理，但你们所有人必须无条件配合我。 第二，周建国和刘强的股份，全部转到我名下，一分钱不给。 第三，从今天开始，公司所有决策我说了算，任何人不能干涉。 ”
几个人面面相觑，最后还是老赵先点了头：“行，都听您的。 ”
我拖着行李箱，走出机场大厅。
外面阳光很好，天很蓝，有风从远处吹过来，带着一股春天的味道。
我掏出手机，给刘敏发了条微信：“我回来了。 ”
过了很久，她回了一个字：“嗯。 ”
我站在路边，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嗯”字，忽然笑了。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拦了辆出租车，报了公司的地址。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老板，这个点儿去那边，堵车吧？ ”
“没事。 ”我说，“不着急。 ”
出租车汇入车流，窗外的高楼一栋一栋往后退。
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开始飞快地转。
六千七百万的窟窿，三十几个等着发工资的员工，还有那些堵在门口的供应商。
我睁开眼，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心里忽然特别清楚。
这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年终奖那七万块钱，我到现在一分没动。
它就在我银行卡里躺着，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用它把该拿回来的东西，连本带利地拿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