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在德国沃尔夫斯堡总部举行的年度战略会议上，大众汽车集团CEO奥利弗·布鲁姆（Oliver Blume）罕见地公开表达愤怒：“美国不断升级的关税壁垒，已给大众集团造成数十亿欧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这一重磅表态，如同一记重锤敲响了全球汽车产业的警钟。作为全球销量领先的汽车制造商，大众的遭遇并非孤例，而是折射出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跨国车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成本压力与市场割裂风险。一场由政策驱动的“非市场性损失”，正在悄然重塑全球汽车工业的格局。
布鲁姆所指的“美国关税”，主要源于拜登政府为保护本土新能源汽车产业而强化的《通胀削减法案》（IRA）相关条款。该法案虽未直接提高传统汽车关税，但通过设置严苛的“本土化生产”和“供应链来源”标准，变相对中国产电动汽车、电池及关键原材料实施高壁垒。大众虽在北美拥有生产基地，但其全球供应链高度整合，大量电子元件、电池材料乃至部分整车仍需从欧洲或亚洲进口。当这些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时，因不符合IRA的“本土含量”要求，不仅无法享受税收抵免，反而面临更高的隐性成本和市场准入障碍。布鲁姆指出，这些合规成本、物流重构费用和市场份额流失，已累计造成“数十亿欧元”的实质性损失。
更深层的困境在于，大众正陷入“两难抉择”。一方面，为规避关税、获取补贴，车企被迫将生产、研发和供应链向美国本土转移，这不仅需要巨额资本投入，还可能削弱其在全球其他市场的竞争力。大众已宣布追加数十亿美元升级其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工厂，以生产符合IRA标准的电动SUV，但这笔投资的回报周期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若不加大本土化投入，其电动车在美国市场的价格将远高于本土品牌，消费者必然用脚投票。这种“不投是死，投了可能慢性失血”的困局，正是全球跨国车企在美国政策高压下的真实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的损失不仅体现在财务报表上，更在于战略主动权的丧失。为应对关税压力，企业不得不将更多精力用于合规调整而非技术创新。研发团队需分心于满足复杂的本土化认证，生产计划因供应链重组而频繁变动，管理层则深陷于与各国政府的游说与谈判中。这种“政策套利”式的竞争环境，扭曲了市场公平，让技术领先者反而因全球化布局而受罚。布鲁姆强调：“创新应该在开放市场中竞争，而不是在关税壁垒后躲藏。”大众作为传统燃油车时代的霸主，正全力向电动化转型，而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无疑为其全球电动战略增添了巨大变数。
这场由美国关税引发的危机，也暴露出全球汽车产业供应链的脆弱性。过去数十年建立的高效、低成本、跨国协作的生产网络，正因地缘政治和贸易摩擦而被迫重构。从德国车企到日本丰田，从韩国现代到中国比亚迪，几乎所有跨国品牌都在重新评估其全球产能布局。然而，重建供应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高昂的成本最终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电动车普及进程放缓。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促使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最终导致全球汽车市场走向碎片化与低效化。
大众CEO的公开控诉，不仅是为自身利益发声，更是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一次警示。当政治凌驾于市场规律之上，所有参与者都将付出代价。对于中国汽车产业而言，美国的高墙虽暂时阻挡了直接出口，但也倒逼企业加速技术升级与海外本土化布局。而对于全球消费者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被政策扭曲的“国产车”，而是更安全、更智能、更环保的交通工具。未来，唯有通过国际合作与规则重建，才能避免汽车产业陷入“零和博弈”的泥潭。否则，布鲁姆口中的“数十亿欧元损失”，或许只是全球车企共同悲剧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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