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月4日，布宜诺斯艾利斯，一辆1939年出厂的诺顿500cc摩托车载着两个年轻人驶出了城市边缘。
后座上的青年叫埃内斯托·格瓦拉，二十三岁，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的学生。
骑车的是他二十九岁的朋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生物化学家。
他们给这辆随时可能散架的摩托车起了个名字——“大力神Ⅱ”。
没有人会想到，这趟九个月的旅程将彻底改变一个年轻人的一生。
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的家族在阿根廷已生活了十二代，声誉卓著。
母亲塞莉亚·德拉塞尔纳·略萨同样出身名门。
这个拥有巴斯克、西班牙和爱尔兰血统的家庭，在阿根廷社会算得上体面——有房产、有产业、有仆人。
但埃内斯托从小身体不好。
两岁时患了严重的哮喘，此后这个病伴随了他一生。
父母为了他的健康，举家迁往气候更干燥的科尔多瓦省。
在那里，他学会了读书，也学会了与疾病共存。
哮喘让他无法参加剧烈的体育活动，却给了他大量独处的时间。
他读完了家中书架上的所有书——巴尔扎克、雨果、杰克·伦敦，还有那些关于南美大陆的探险故事。
十八岁那年，格瓦拉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
他选择学医，因为想帮助别人——这个念头很具体，也很朴素。
在学校里，他成绩不错，但并不安分。
1950年，他二十二岁，独自骑着一辆自行车穿越了阿根廷北部十二个省，走了约四千公里。
那是一次试探，像在测试自己的身体和意志到底能走多远。
回来之后，他认识了阿尔贝托·格拉纳多。
格拉纳多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比格瓦拉大六岁，专攻麻风病。
两人在一次聚会上相识，发现彼此都对南美大陆充满好奇。
他们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馆里，聊着那些只在书本上见过的地名——安第斯山脉、阿塔卡马沙漠、亚马逊雨林。
格拉纳多有一辆旧摩托车，他说，我们可以骑着它走遍整个南美洲。
1951年10月，他们做出了决定。
格瓦拉向医学院申请休学一年。
朋友们觉得他疯了——只差一年就能拿到医生执照，为什么不等毕业再说？
格瓦拉没有解释太多。
他在日记里写下： _ _ “你只差一年就能获得行医资格，但你还是选择了离开？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
为什么？”
他问的是自己。
十二月，格瓦拉从科尔多瓦家中出发，先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格拉纳多会合。
1952年1月4日，两人正式启程。
摩托车后座上绑着帐篷、毛毯、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些医疗用品。
口袋里装着不多的钱——大部分来自格瓦拉母亲的支持。
诺顿500cc的单缸发动机发出沉闷的轰鸣，车身在坑洼的路面上剧烈抖动。
他们沿着公路向南，穿过潘帕斯草原。
最初的旅途充满年轻人的快活。
他们在草原上与高乔人赛马，喝马黛茶，在星空下露宿。
格瓦拉在日记里写道，一轮满月映衬着大海，银色的倒影笼罩着波涛，大海永远都是他的知心密友。
文字里有一种二十岁出头的人特有的浪漫。
但路越走越难。
摩托车开始频繁出故障。
在砾石路面上开车，用格瓦拉的话说，“足以把愉快的远足变成累活儿”。
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修车，有时一修就是半天。
钱也花得很快。
他们开始在路边拦车，搭顺风货车，有时甚至步行。
穿过安第斯山脉进入智利后，风景变了。
一边是太平洋，一边是山脉，中间是世界上最干燥的阿塔卡马沙漠。
走了几天看不到一滴水，路面滚烫，摩托车发动机过热，两人轮流推着车走。
格拉纳多后来回忆，那时候他们几乎弹尽粮绝，每天靠一点干粮和水撑着。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们来到了丘基卡玛塔。
丘基卡玛塔是智利北部的一座露天铜矿，当时属于美国资本控制。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铜矿之一，方圆几公里内全是矿坑，像一个被掏空内脏的巨大盆地。
铜矿石在阳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这种“红色的金子”是智利主要的外汇来源。
格瓦拉和格拉纳多到达时，矿上正在罢工。
罢工的原因是矿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工作条件。
资方拒绝让步，工人们停工抗议。
格瓦拉在矿区看到的情景让他震惊——矿工们住在简陋的棚屋里，吃的是最粗糙的食物，每天在漫天粉尘中工作十几个小时。
矽肺病在矿工中极为普遍，许多人不到四十岁就死了。
矿区周围有一片墓地，埋葬着上万名死难矿工。
格瓦拉在一对矿工夫妇家中借宿。
男主人参与了罢工抗议，被关进监狱三个月。
他坐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听矿工讲述自己的经历——关于那些在矿难中死去的工友，关于被公司随意开除的同伴，关于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
格瓦拉在日记中写道， _ _ “白痴的美国佬，为了不给一个可怜的工人多几分钱，在罢工中每天损失成千上万比索”。
他还写道， _ _ “不应忘记矿山墓地的教训，那里埋葬的只是被塌方、矽尘和山上地狱般气候吞噬的无数人中的一小部分”。
这些话写在格瓦拉的旅行笔记里。
二十三岁的医科学生，第一次亲眼看到资本是如何运作的——它以利润为唯一逻辑，人的生命在其中不过是可以被消耗的燃料。
丘基卡玛塔的探访，用格瓦拉后来的话说，完全变成了一次政治体验。
他离开铜矿时，那片暗红色的矿坑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他在日记中描写那里的山脉——“呈现出早衰的灰色脊背”。
那不是风景，是伤痕。
离开智利后，他们继续北上，进入秘鲁。
在库斯科盆地，他们参观了印加帝国的遗址马丘比丘。
那些巨石垒成的建筑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山脊上沉默了数百年。
格瓦拉站在废墟中，想到的是印加后裔今天的处境——被驱逐到城市边缘，沦为最廉价的劳动力。
一个曾经创造了辉煌文明的民族，如今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异乡人。
书本上的历史是抽象的，脚下的土地是具体的。
穿越阿塔卡马沙漠之后，他们进入亚马逊盆地。
炎热、潮湿、蚊虫肆虐。
摩托车早已报废，他们换乘汽船、木筏，有时骑马，有时步行。
旅程变得异常艰难，但格瓦拉的笔没有停下。
他记下每一个见到的人，每一次对话，每一处让他不安的景象。
1952年6月14日，格瓦拉在秘鲁的圣巴勃罗麻风病人隔离区度过了他的二十四岁生日。
圣巴勃罗是南美洲最大的麻风病隔离区之一，位于亚马逊河畔。
隔离区被亚马逊河分成两半。
一边住着医生和志愿修女，有干净的房屋和充足的食物；对岸住着近六百名麻风病人，大部分是秘鲁人，还有一些来自哥伦比亚。
两边靠船只往来。
在当时的医学认知下，麻风病（汉森病）被认为具有高度传染性。
医生和护士被要求与病人保持距离，戴手套，避免直接接触。
圣巴勃罗的规矩也是如此——医护人员住河这边，病人住河那边，中间隔着宽阔的水面。
格瓦拉和格拉纳多在隔离区担任志愿医生。
他们为病人治疗、换药、做小手术。
但格瓦拉很快对“规矩”感到了不耐烦。
医生们戴着手套与病人握手，隔着一段距离说话，仿佛那六百个人不是人，而是某种需要隔离的威胁。
某天晚上，格瓦拉做了一件出格的事。
他脱掉衣服，跳进亚马逊河，从医生住的这一岸游到了病人住的那一岸。
河水浑浊而温暖，对岸有火光和歌声。
他爬上岸，浑身湿透，赤脚走在六百名麻风病人中间。
没有手套，没有隔离，没有距离。
他跟他们握手，拥抱，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麻风病人称他为“真正的绅士”。
格瓦拉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1952年6月14日，星期六，我，一个毛头小子，满二十四岁了，站在那个超凡的二十五岁门槛上——人生的银婚，总的来说，生活待我不算太坏。”
语气轻松，像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感慨生日。
但那天晚上他游过河的行动——那个具体而微的选择——已经说明了一切。
在他心里，那六百个人不是“病人”，不是“隔离对象”，是和他一样的人。
格拉纳多后来回忆，在圣巴勃罗的那些日子，格瓦拉变了。
他不再是那个只关心风景和冒险的医学院学生。
他开始谈论更多关于“正义”和“改变”的话题。
他说，光靠给一个人治病是不够的——病治好了，他回到矿山，还是会得矽肺；他回到贫民窟，还是会挨饿。
问题不在病本身，而在造成病的那个系统。
1952年6月24日，格瓦拉和格拉纳多离开圣巴勃罗。
当地人为了感谢他们的医疗帮助，为他们建造了一艘名叫“曼博坦博”的船。
格瓦拉乘船沿着亚马逊河顺流而下，穿过哥伦比亚，最终到达委内瑞拉。
七月中旬，他们抵达加拉加斯。
在这里，两人分手了。
格拉纳多留在委内瑞拉，在当地一家麻风病医院工作。
格瓦拉则继续向北，经迈阿密转机，于八月回到阿根廷科尔多瓦的家中。
九个月的旅程结束了。
八千公里的路。
一辆报废的摩托车。
一本写满字的日记。
格瓦拉回到家时，母亲塞莉亚打开门，看见门口站着的儿子——瘦了，黑了，脸上有风沙刻下的痕迹，眼睛里多了一种她从未见过的东西。
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把旅行笔记摊开在桌上。
那些潦草的字迹记录着丘基卡玛塔的矿工、阿塔卡马沙漠的荒凉、马丘比丘的废墟、亚马逊河对岸的六百个麻风病人。
他回到医学院继续学业。
1953年，他拿到了医生执照。
但拿到执照的那一刻，他知道自己不会成为一名普通的医生了。
他在旅行中看到的一切已经改变了他。
那些画面——矿工被解雇后茫然的眼神，麻风病人被隔离在河对岸的孤独，印加后裔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里挣扎求生——全都刻在他的记忆里。
他在日记中写道， _ _ “未来属于人民”。
他接着写： _ _ “问题是，人民需要接受教育。
人们接受教育并不是在夺取政权之前，相反，是在夺取政权之后。”
这段话写在1952年。
他二十四岁。
距离他参与古巴革命还有四年，距离他成为全球知名的革命者还有八年，距离他在玻利维亚被枪决还有十五年。
但思想的种子已经埋下。
1953年，格瓦拉再次离开阿根廷，前往危地马拉。
在那里，他目睹了美国中情局策动的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阿本斯。
他更加确信，拉丁美洲的贫困和不公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系统运作的结果——垄断资本、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联合压迫。
1955年，他在墨西哥城遇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
两个怀有相同信念的人坐在一起，谈到了古巴，谈到了革命，谈到了武装斗争。
格瓦拉加入了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
1956年，他随八十二名革命者乘“格拉玛号”游艇登陆古巴。
后面的故事是历史。
游击战、胜利、土地改革、工业部长、国家银行行长、古巴导弹危机。
1965年，他离开古巴，前往刚果和玻利维亚继续革命。
1967年10月9日，他在玻利维亚的拉伊格拉被俘后遭枪决。
三十九岁。
但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1952年1月4日那个早晨——两个年轻人骑着一辆破旧的诺顿摩托车，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驶入南美大陆的深处。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切·格瓦拉”这个名字。
那时候他还叫埃内斯托，一个二十三岁的医学院学生，一个有哮喘病的富家子弟，一个读过很多书但还没见过真实世界的年轻人。
九个月后他回来了。
摩托车没了，钱没了，但脑子里的东西变了。
他后来在《摩托日记》的序言中写道，写下这些笔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土地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他了。
_ _ “那不是两个有共通精神与相似梦想的生命体一起走过的一段经历”——他指的是自己和格拉纳多—— _ _ “那是改变了某个人一生的旅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这句话说的人很多，真正做到的人很少。
格瓦拉做到了——他读了书，然后上路了。
书本告诉他世界应该是什么样，路途告诉他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
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他后来用一生去填补的东西。
1952年6月14日，圣巴勃罗麻风病隔离区，亚马逊河对岸有六百个被世界遗忘的人。
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脱掉衣服，跳进河水，游到了他们中间。
那个动作，比任何宣言都更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