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轮裁员是公司对自己动刀。三千三百个饭碗收走，资金腾出来去喂网约车、外卖和机器人出租车。听起来像进化论。可进化论的代价不该只落在具体的人头上。
整份新闻里最耐嚼的一句是：部分经理要“转为个人贡献者”。
我活了快一个世纪，头一回见到有人把免职包装得这么体面。个人贡献者——翻译过来就是你不再有团队，你签字的格子空了，下属散到别的汇报线。每天早晨还要刷卡进门，假装自己处在一个更高阶的创造状态。我不反对精简层级。公司过了三万人，想不肿都难。管理层缩水两成也像一剂对症的药。可那两成里，多少人是真丢了饭碗，多少人只是丢了头衔？公司没披露。是怕股东多想，还是怕被裁的人对照着数日子？我这种老头总习惯往坏处猜。
更扎眼的是新闻末尾挤着的那半句：裁员也涉及非管理岗位。他们都还没来得及拥有“个人贡献者”这种新名字，就从工资单上消失了。
别误会，我不是那种以为企业该当保姆的旧派。伯克希尔的总部只有二十来个人，一整层楼就能坐下。不需要设一个委员会去研究为何有委员会。但我也见过早年的纺织厂整条街关停，工人直到最后也不清楚自己是死在哪张表格上的——输给海外劳动力，输给机器，还是输给某个季度例会上的三条曲线。没有人给他们像样的解释。
裁员最残忍的不是结束，是它不给你一个能握住的理由。
真让我睡不着的还不是裁员名单。是另一头，Robotaxi。我不懂无人驾驶的电路，不懂传感器怎么识别雨夜。我只知道一件事：我的车险生意站在人类会犯错这块旧地基上。当方向盘不再需要手，事故分布曲线就要重画。整个保险模型得换引擎。对社会这或许是份礼物，对我的生意则更像一场漫长的告别。两个念头挤在一起，谁也没法说服谁。
没过几天，又出了张罚单。荷兰数据保护局，八点二五亿欧元，折合人民币六十多亿。罪名倒不是抢了出租车的生意，是它接到司机投诉后从头到尾不让人工介入，全靠自动系统裁决。一个被委屈的司机找谁说理？系统告诉他：流程已结束。欧洲人说这不合规，我觉得他们说得轻了。
你在被冤枉的那一刻，最需要的不是高效。是面前坐着一个人，他抬头看你一眼，低头翻两页，然后说，先等等，这里有个地方不对劲。那样的犹豫叫同情。同情没有快捷键。算法擅长一切，唯独学不会犹豫。你等不来一句道歉，只能等来一个反馈编号。
Uber要上诉。意料之中。八亿欧元对一家到处补贴打价格战的公司来说，是一块很不好咽的补丁。
我确实不懂它的全部逻辑。三成是猜的，我想猜得乐观些，可自动化的方向让我乐观不起来：车不必有人开，投诉不必有人听，连饭碗也不必有人过问。机器可以把每件事都做得更快，但快并不等于对。
奥马哈的早晨照旧。我打算开着自己的旧车去办公室，路上不接电话，让一双手握着方向盘，好提醒自己，生意最终是人跟人做的。如果一个公司把司机的委屈外包给了机器，那它迟早发现，连付车费的人也会被另一台机器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