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驾驶那个位置，我上车的时候看了一眼。
坐垫塌下去一块，边缘磨得发亮。不是那种新车座套的亮，是被人反复蹭、反复压，压出来的油光。
我拧钥匙，柴油机轰一声，整个驾驶室开始抖。
旁边那人没动。他靠在椅背上，眼睛闭着，手里攥着个白色小药瓶。瓶身上的标签撕掉了，只剩一层黏糊糊的胶印。
我从后视镜里瞄了一眼——他眉头皱了一下，喉结滚了滚，把药片干咽下去了。
没喝水。
就这么咽的。
我叫李建国，今年四十二。三个月前还在物流园当调度，现在自己开大货。这辆车是我贷款买的，二手，车龄七年，跑起来哪儿都响。
旁边这人姓周。周什么我不太确定，物流园的老张介绍来的，说他以前搞工程，现在想跟车跑跑，赚点辛苦钱。
“搞工程”这三个字，在我们这些跑运输的人耳朵里，分量不一样。
搞工程的，以前那都是什么人？
投标、拿地、盖楼，请客吃饭一顿好几千，开的车最差也是帕萨特。过年过节，送礼的人排着队。
现在呢。
现在坐我副驾驶上，吃止疼药熬日子。
我挂挡起步，车子晃了一下。老周的手下意识抓住扶手，抓得挺紧。我注意到他手指上有道疤，从虎口一直拉到食指根，像是被什么锐器划过。
“以前在工地上弄的？”我随口问了一句。
他睁开眼，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我。
“不是。拆设备的时候，扳手打滑了。”
“设备？”
“搅拌站的。去年拆的。”
搅拌站。
我脑子里自动补上了一组数字。一个中型搅拌站，设备加场地，四五百万起步。能上搅拌站的老板，身家不会低于一千万。这是底线。
去年拆了。
拆了的意思就是，没了。
不是卖掉，是拆掉。拆比卖更便宜，卖不出去，只能当废铁处理。
我没接话，把方向盘往右打了一把。高速入口在前面，车灯照出去，路面上全是碎石子。
后来跑了几趟，我跟老周熟了。
他话不多，大部分时间就坐着，看窗外。有时候困了，脑袋一歪睡过去，手里还攥着那个药瓶。
有一回在服务区，我俩蹲在车旁边吃泡面。他忽然说了一句：“以前我请人吃饭，一顿能吃掉你半年工资。”
我端着泡面，不知道该接什么。
他接着说：“现在吃泡面，觉得也挺香。”
这话说得挺平静的。不是那种看开了的平静，是那种——算了，不说了，反正都一样——的平静。
我喝了一口汤，咸得要命。
老周不是个例。
我后来发现，跑长途的圈子里，副驾驶上坐着的，不少都是这种人。
四五十岁，以前开公司、搞工程、做建材、做装修，现在全垮了。欠银行的钱、欠供应商的钱、欠工人的钱。房子卖了，车子抵了，老婆孩子搬回娘家住。
他们出来跑车，不是为了还债——那点运费，还利息都不够。
他们出来跑车，是为了躲。
躲催债的电话，躲法院的传票，躲家里人的眼神。
跑长途有一个好处，就是手机可以关机。你总不能说我不接电话，对吧？我在高速上，没信号。
这个理由，比任何借口都好用。
我认识一个叫刘志强的，以前在省城开装修公司，最高峰的时候同时干七个工地。现在呢，现在在物流园给人卸货，一天一百二，管一顿饭。
他跟我说，他身上常年带着两种药。
一种是胃药，吃不下饭的时候吃。
一种是止疼药，腰疼、腿疼、头疼，哪儿疼吃哪儿。
我问他哪儿疼。
他说不上来。
后来说了一句：“就是浑身都疼。”
我懂。
不是身体疼，是心里疼，疼到一定份上，分不清哪儿疼了，就觉得浑身哪儿都疼。
这事儿挺魔幻的。
真的。
我有时候开车，凌晨两三点，高速上就我这一辆车，两边全是大山，黑漆漆的。我开着开着就会想——这些人，以前都是人五人六的，现在怎么全堆在货车副驾驶上了？
想着想着，我自己也怕。
我今年四十二，还能开几年车？腰已经不行了，去年冬天疼得下不了床。眼睛也开始花了，晚上看路牌，得眯着眼看半天。
我这辈子，会不会也走到那一步？
副驾驶上坐着一个比我更惨的人，我开车，他吃药，我俩一起熬。
这想法让我后脊梁发凉。
不是不吉利，是太真实了。真实到你觉得，这事儿明天就可能发生。
我有个发小，叫孙明，在老家县城开了二十年小超市。去年倒闭了，不是经营不善，是整条街都没人了。年轻的全走了，剩下的老头老太太，一个月花不了五百块钱。
他跟我打电话，说想把店盘出去。
我说盘给谁？
他说不知道。
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实在不行，我也跟你跑车去。”
我说别来。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来了，你坐哪儿？
电话那头不说话了。
我忽然意识到，我那辆破车的副驾驶，已经有人了。
这个时代，连副驾驶都这么挤。
我现在跟老周出车，有个习惯。
出发之前，我会看一眼他手里的药瓶。如果瓶子里药片还多，我心里就踏实一点。如果快见底了，我就得琢磨，下一个服务区有没有药店。
不是我心善，是我怕。
怕他在我车上出什么事。
怕他疼起来扛不住。
怕他下车之后，再也不上来了。
有一回，我们在服务区过夜。我睡上铺，他睡下铺。半夜我听见他翻身，翻来覆去，翻了好一阵子。
然后他坐起来，靠在车窗上，点了根烟。
烟头一亮一灭，映在玻璃上，窗外是服务区昏黄的灯。
我没出声。
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把烟掐了，又重新躺下去。
第二天早上，我问他昨晚怎么了。
他说没怎么，就是睡不着。
我说想什么呢。
他看了看我，说：“想以前。”
“想以前什么？”
“想以前在工地上，搅拌站轰隆隆响，水泥罐车排队等着装料，我站在那儿，觉得自己挺牛逼的。”
他笑了一下。
“现在想想，也就那么回事。”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里还在转那个药瓶。转了一圈，又转一圈。
我没再问了。
后来有一次，我俩拉一车货去贵州。山路，弯多，我开得慢。老周忽然指着窗外说：“那边那个山头，以前我包的。”
我顺着看过去，一片荒山，长满了杂草。
“准备盖个度假村，图纸都画好了。”
“后来呢？”
“后来没钱了。”
就这么四个字，没钱了。
图纸画好了，地拿下来了，设备进场了，然后没钱了。
不是亏了，是没钱了。
资金链断了，银行抽贷，项目烂尾，前期投入全打水漂。几千万，说没就没了。
我握着方向盘，手心全是汗。
不是紧张，是替他难受。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特别平淡。平淡到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眼睛红了。
不是哭，就是红了一下，然后使劲眨了眨，又恢复了。
他没再说话，我也没说话。
车继续往前开，盘山公路一圈又一圈，那个山头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最后看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停车休息。老周下去撒尿，我坐在驾驶位上，翻他落在座位上的东西。
一个手机，屏幕碎了，没贴膜。
一包烟，七块钱的。
那个药瓶。
我拿起来摇了摇，还有小半瓶。
瓶身上没有标签，但我认得那种药。双氯芬酸钠，止疼的，便宜，几块钱一瓶。副作用大，伤胃，吃多了胃出血。
我把药瓶放回去，手有点抖。
不是害怕，是觉得荒诞。
几年前，这些人还在酒桌上推杯换盏，开口闭口几百万的项目。现在，他们坐在货车副驾驶上，靠几块钱的止疼药撑着。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经济下行、行业洗牌、政策调整——这些词太虚了，虚到说出来都像在骗人。
真实的情况是，一个搅拌站拆了，一个装修公司倒了，一个小超市关了，一个度假村烂尾了。
这些事情同时发生，堆在一起，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坐在车上，看着窗外黑黢黢的山，心里堵得慌。
老周回来了，拉开车门，带进来一股冷风。
他坐下，搓了搓手，说：“走吧。”
我发动车子，大灯照亮前面一小段路。路上全是坑，我一个一个绕过去。
绕到后来，我忽然觉得自己挺没用的。
我能做什么？我能把车开稳点，让他睡个好觉。我能少踩几脚急刹车，让他腰不疼。我能路过药店的时候，帮他把药买了。
然后就没了。
我能做的，就这么点。
这事儿让人挺无力的。
但转念一想，他能做的，也就这么点。
他以前能调动几千万的资金，能管几百号工人，能跟政府领导谈项目。现在，他只能坐在副驾驶上，帮我看看路况，提醒我前面有测速。
我们俩，都缩了。
缩到一个小小的驾驶室里，缩到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上。
车还在往前开。
老周靠在椅背上，又睡着了。手里攥着药瓶，攥得没那么紧了。
我调低了一点空调温度，把收音机拧开，调到一个放老歌的频道。
一首九十年代的歌，讲的是男人四十。
我听着听着，觉得这歌写得不对。
什么男人四十像山像海，什么顶天立地。
都是扯淡。
男人四十，就是一辆破车，一个副驾驶，一瓶止疼药。
还有一条不知道通往哪儿的路。
凌晨四点，我开到了交货的地方。一个偏僻的仓库，门还没开。
我把车停好，熄了火。
老周醒了，揉了揉眼睛，问我到了？
我说到了。
他看了看窗外，又看了看我，说：“这一趟跑完，我想回趟家。”
我说好。
他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
我没接话。
他推开车门，下去透气。天还没亮，远处有鸡叫。
我坐在驾驶位上，看着他的背影。他站在车旁边，点了根烟，看着天边泛白的地方。
烟抽完了，他把烟头踩灭，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个药瓶，倒了两片在手上，干咽下去了。
然后把药瓶塞回口袋，转过身，朝我这边走过来。
我看着他走过来，忽然觉得，这世道，真他妈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