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你讲，这事儿憋在我心里头好长时间了，今天我就坐这儿，跟你好好唠唠。
你要是听完了觉得我做得对，那咱就接着处；你要是觉得我太绝，那我也认，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也没打算再回去——不对，这话说得太满，其实后来我还是回去了，这事儿后面再说。
我先跟你说这个人是谁。
我叫沈志远，今年四十七，老家山东临沂下面一个县，具体哪个县就不说了，一说就容易让人对上号。
我在一家做新能源储能的公司干了整整十一年，从技术总监干到副总工，再到后来管整个研发中心。
公司叫“中能储能”，听起来挺唬人，其实就是个民企，老板姓钱，叫钱建军，浙江人，五十出头，精瘦精瘦的，眼睛特别亮，说话语速快，脑子转得也快。
他早年做电池起家，后来赶上储能风口，公司从几十人干到两千多人，厂房从租的一栋楼变成自建三个园区。
我是第十一年头上，也就是去年年底，跟他彻底闹掰的。
先说说去年年终奖的事儿。
那是腊月二十二，公司开年会，在开发区一个酒店办的，摆了八十多桌。
我那天穿了一件深灰的羊绒衫，外面套了个夹克，没穿西装——我这个人不太爱穿西装，觉得勒得慌。
年会上先是钱总讲话，讲了一个多小时，从国际形势讲到行业趋势，再到公司业绩，最后说今年营收突破四十亿，净利润多少多少。
底下人鼓掌，我也鼓了，手都拍红了。
然后就到了发年终奖的环节。
年终奖不是当场发现金，是年会结束后第三天打到卡上。
我是腊月二十五早上收到的短信，银行发来的，我一看，三万八千六百块。
我当时愣了半天，以为自己看错了，又数了一遍，没错，三万八千六。
我一年基本工资是一百二十万，加上各种补贴，税前差不多一百五十万，年终奖按往年惯例，怎么也得有个二三十万吧？
就算今年效益不好，也不至于三万八啊。
我老婆在旁边问：“到了没？
多少？”
我没说话，把手机递给她。
她看了一眼，也愣了，过了好几秒才说：“是不是发错了？
你问问财务。”
我说：“问啥，先等等看。”
结果等到中午，研发中心底下几个骨干给我打电话，说沈总，年终奖收到了吗？
我说收到了，你们呢？
他们说收到了，有的拿了两万多，有的拿了一万多，还有一个拿了一万五的。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事儿不对劲了。
我硬着头皮给财务总监老周打了个电话。
老周跟我关系还行，平时一起抽烟，偶尔喝顿酒。
电话接通，我还没开口，他就说：“志远，你是不是问年终奖的事儿？”
我说：“是啊，我这三万八是不是算错了？”
老周在那头叹口气，说：“没错，就是这么定的。”
我说：“怎么定的？
谁定的？”
他说：“钱总亲自定的。”
我又问：“那钱总自己拿多少？”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我不方便说。”
我说：“你不说我也能猜着，是不是一千多万？”
他没吭声，算是默认了。
后来我才知道，钱总一个人拿了一千六百五十万。
一千六百五十万啊，什么概念？
公司两千多人，年终奖总额大概两千三百万左右，他一个人拿走了一千六百五十万，剩下六百多万分给两千多人，平均一人三千块不到。
我们研发中心是公司核心部门，一百多号人，总共分了不到两百万，我作为研发中心一把手，拿了三万八，底下骨干拿一两万，普通工程师拿几千，还有不少人一分没有。
你说这合理吗？
公司是他创的，他拿大头我没意见，但也不能这么个拿法吧？
我们研发中心去年干了多少活儿？
三个大项目，两个新产品线，还有一个国家级课题，都是我们啃下来的。
我带着团队加班加点，光是去年下半年，我有七十多天没回家吃晚饭，有时候直接睡在办公室沙发上。
我老婆都跟我吵了好几回，说你再这么干下去，家都不要了。
结果呢？
年终奖三万八。
我那天晚上没睡着，翻来覆去到凌晨三点，起来抽了半包烟。
我老婆也醒了，说：“你要不去找钱总谈谈？”
我说：“谈啥？
他定的事儿，能谈出啥来？”
她说：“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啊，你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我说：“苦劳值几个钱？”
她说：“你至少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想了想，说：“行，我找机会问问。”
第二天我去了公司，直接上钱总办公室。
他秘书小刘拦着我，说钱总在开会。
我说我等他。
等了大概四十分钟，钱总出来了，看见我，笑了笑，说：“志远来了，进来坐。”
我进去坐下，他给我倒了杯茶，说：“是不是为年终奖的事儿？”
我说：“是。”
他说：“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但今年情况特殊，公司现金流紧张，高管层都降了。”
我说：“钱总，我不是高管层，我是研发中心负责人，底下一百多号人看着我呢。
我拿三万八，底下人拿几千，明年这队伍还怎么带？”
他说：“明年再说明年的事儿，今年就这么定了。”
我说：“那您自己拿多少？”
他脸色变了一下，说：“这个你不用知道。”
我说：“公司上下都在传，说您拿了一千六百五十万。”
他没承认也没否认，就说：“志远，你是老员工了，要理解公司的难处。”
我说：“我理解公司，谁理解我？”
这话一说，气氛就僵了。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你要是觉得委屈，可以休息一段时间，调整调整。”
我一听，这是让我走人啊？
我说：“钱总，我在这儿干了十一年，您一句话就让我休息？”
他说：“我没说让你走，就是让你休息。”
我说：“那我的工作谁接手？”
他说：“这个你不用担心，公司会安排。”
我站起来，说：“行，那我休息。”
转身就出了办公室。
回到自己办公室，我收拾了几样东西——一个茶杯，一个笔记本，一张全家福照片，装进包里就走了。
路上给老婆打了个电话，说我不干了，出去散散心。
她问我去哪儿，我说不知道，先走走。
当天晚上我没回家，直接买了张机票飞三亚。
为什么去三亚？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去个暖和的地方，离公司越远越好。
我在三亚待了三天，住在亚龙湾一个小民宿里，天天在海边坐着，看潮起潮落。
手机响了我就接，但凡是公司打来的，我一律不接。
钱总给我打了两个电话，我也没接。
后来他发了一条短信，说：“志远，有什么话回来好好说。”
我没回。
第四天，我飞去了成都。
为什么去成都？
因为我有个大学同学在那儿，姓孙，叫孙建明，开了一家小科技公司。
我去他那儿待了几天，他问我咋回事，我就跟他说了。
他听完，说：“你们这老板也太黑了。”
我说：“可不是嘛。”
他说：“那你打算咋办？”
我说：“不知道，先歇着。”
他说：“你要不嫌我这庙小，就在我这儿干，我给你开八十万一年。”
我说：“再说吧。”
我在成都待了大概半个月，又去了重庆、西安、昆明，一路走走停停。
说是散心，其实心里特别乱。
有时候半夜醒来，想起公司的事儿，想起研发中心那帮人，心里就堵得慌。
我老婆天天给我打电话，问我啥时候回去，说孩子想我了。
我说再等等。
她说你再等下去，工作就真没了。
我说没了就没了。
到了第二个月，我开始接到研发中心底下人的电话。
先是小赵，我带的博士，他跟我说：“沈总，您啥时候回来？
项目乱套了。”
我说：“乱啥了？”
他说：“您走了之后，钱总从外面招了个新副总工，姓马，叫马国栋，以前在竞争对手那边干的。
他来了之后，把咱们的研发路线全改了，说咱们原来的方案不行，要推倒重来。”
我说：“那钱总同意？”
他说：“钱总听他的，现在研发中心一团糟，好几个人都想走。”
我说：“你先稳住，我这边再看看。”
接着老周也给我打了电话，说：“志远，你赶紧回来吧，公司出大事了。”
我说：“啥大事？”
他说：“马国栋那个方案有问题，把原来你们做的那个大项目给停了，重新搞了一套，结果测试没通过，客户那边已经发火了。”
我说：“哪个项目？”
他说：“就是那个跟南方电网合作的项目，十亿的合同。”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
那个项目是我从头跟到尾的，做了快两年，技术方案是我带着团队一点一点磨出来的，测试都过了小半了，现在说停就停，重新搞一套，这不是胡闹吗？
我说：“钱总知道吗？”
老周说：“知道，但他现在骑虎难下，马国栋是他招来的，他不能说人家不行。”
我说：“那现在咋样了？”
他说：“客户给了最后期限，如果三个月内不能交付，合同作废，还要赔违约金。”
我说：“赔多少？”
他说：“合同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两个亿。”
我倒吸一口凉气。
两个亿的违约金，加上项目投入的损失，前前后后得亏十个亿。
我说：“我回去也没用啊，我现在啥也不是。”
老周说：“钱总让我问你，能不能回来帮忙？”
我说：“他自己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老周说：“他不好意思。”
又过了半个月，到了第三个月头上，事情彻底爆了。
那个项目彻底黄了，客户解约，违约金两个亿，加上前期投入的八个多亿，总共亏了十个亿。
公司股价暴跌，银行抽贷，供应商堵门要账，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钱总连着开了三天会，据说在会上拍了桌子，把马国栋骂了个狗血淋头。
马国栋第二天就辞职跑了。
这时候，我还在云南大理，住在一个客栈里，每天就是喝茶、看书、遛弯。
我老婆给我打电话，说：“你知不知道公司出事了？”
我说：“知道。”
她说：“那你还不回来？”
我说：“回来干啥？
看笑话？”
她说：“钱总托人带话，说想请你回去。”
我说：“请我回去？
当初让我休息的是他，现在让我回去的也是他，我是啥？
皮球？”
她说：“你别赌气了，那么大一公司，那么多人呢。”
我说：“我再想想。”
说是再想想，其实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我在大理又待了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里，我接到了十几个电话，有研发中心老同事的，有公司高管的，有供应商的，甚至还有客户那边的。
每个人都跟我说，你回来吧，公司不能没有你。
我说：“你们太高看我了，我就是个搞技术的。”
他们说：“不是高看，是真话。”
最让我意外的是，钱总亲自来了大理。
那天下午我正在客栈院子里晒太阳，听见门口有人喊我名字。
我一抬头，看见钱总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深蓝色羽绒服，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红红的，一看就是好几天没睡好。
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一个是公司副总老刘，一个是人力资源总监小杨。
我站起来，说：“钱总，你怎么来了？”
他说：“志远，我来接你回去。”
我说：“接我？
你不是让我休息吗？”
他说：“我错了。”
就这三个字，“我错了”，我跟他干了十一年，头一回听他说这三个字。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要说我不恨他，那是假的。
年终奖一千六百五十万，给我三万八，这事儿搁谁身上能痛快？
但他现在站在这儿，头发白了小一半，眼睛里全是血丝，我忽然又觉得，他也不容易。
我没说话，他也没再说话，就那么站着。
过了一会儿，老刘上来说：“志远，钱总这几个月没睡过一个整觉，那个项目出事之后，他瘦了十几斤。”
我说：“先进来坐吧。”
我们进了客栈的茶室，坐下来。
钱总说：“志远，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换成我我也生气。
但公司现在这个情况，只有你能救。”
我说：“我怎么救？
项目都黄了，客户都跑了。”
他说：“客户那边我去谈了，他们给了最后一个月，如果你能回去把技术方案重新捡起来，他们愿意再给一次机会。”
我说：“一个月？
开什么玩笑，那个项目我做了两年，你让我一个月搞定？”
他说：“不是让你一个人搞定，你把团队带回去，大家一起干。”
我说：“团队都散了，好几个人都辞职了。”
他说：“我去请，我一个个去请。”
我沉默了很久。
茶室外面阳光很好，照在院子里的三角梅上，红彤彤的。
我想起我刚进公司那年，钱总请我吃饭，说：“志远，咱们一起干，将来公司上市了，你有股份。”
那时候公司才几十个人，办公室是租的，冬天暖气都不足。
我们俩加班到半夜，就着花生米喝二锅头，他跟我说他的梦想，说要做中国最好的储能公司。
我说：“钱总，我信你。”
他说：“你别叫我钱总，叫我老钱。”
一晃十一年过去了。
我说：“钱总，我回去可以，但我有条件。”
他说：“你说。”
我说：“第一，年终奖的事儿，你得给研发中心一个说法，不求你补多少，但你得承认这事儿办得不地道。”
他说：“行。”
我说：“第二，研发中心的事儿，以后我说了算，你不能随便塞人进来。”
他说：“行。”
我说：“第三，我的待遇，你不用给我涨，但你得把之前欠我的补上。”
他说：“这个当然。”
我说：“那行，我跟你回去。”
他站起来，握着我的手，握得很紧，说：“志远，谢谢你。”
我说：“你别谢我，我不是为你，我是为那帮跟着我干的人。”
第二天我就跟他回了公司。
一到公司，我就把研发中心剩下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
人不多，原来一百多号，现在只剩下六十几个。
我看着他们，说：“咱们现在没时间难过，也没时间抱怨，一个月，就一个月，把失去的拿回来。”
底下人没说话，但眼神里都有东西。
小赵第一个站起来，说：“沈总，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基本上没回过家。
吃住在办公室，困了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醒了接着干。
我老婆给我送过几次换洗衣服，每次来都骂我，说你不要命了？
我说要命，但也要脸。
她说你图啥？
我说我图个公道。
技术方案重新梳理，测试重新做，客户那边我亲自去沟通了三次。
第一次去，人家没给我好脸色，说你们公司太不靠谱了。
我说是，是不靠谱，但我回来了，你给我一个月，我做不出来，我跟你赔罪。
第二次去，人家说你们进度太慢了。
我说是，是慢，但我们在往前赶。
第三次去，人家说你们这个方案到底行不行？
我说行，我拿脑袋担保。
那人笑了，说沈总，你这个人我信。
一个月后，方案交付，测试一次性通过。
客户那边点了头，说合同继续执行。
消息传回公司，整个办公楼都沸腾了。
钱总从办公室跑出来，抓着我的胳膊，说：“志远，成了？”
我说：“成了。”
他眼眶红了，嘴唇哆嗦了半天，说：“好，好，好。”
那天晚上，钱总请研发中心所有人吃饭，就在公司食堂，摆了十几桌。
他端着酒杯，站起来，说：“今天这杯酒，我敬沈志远，也敬研发中心所有人。
去年年终奖的事儿，是我钱建军做得不对，我在这儿给大家赔不是。”
说完，一仰头把酒干了。
底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说话。
过了一会儿，小赵站起来，说：“钱总，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往前看。”
然后大家才跟着端起杯子。
你以为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没有。
第二天，钱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志远，我想了想，去年年终奖的事儿，我得补。”
我说：“怎么补？”
他说：“我拿了一千六百五十万，我退出来一千万，分给研发中心。”
我愣了一下，说：“你说真的？”
他说：“真的，我已经让财务算了，你拿二百万，剩下的八百万给研发中心其他人，按贡献分。”
我说：“那你呢？”
他说：“我拿六百五十万，够了。”
我没说话。
他接着说：“还有，公司股份，我给你百分之三，从我的股份里转。”
我说：“钱总，你这是……”他说：“你别说了，我欠你的。”
后来这事儿真办了。
我拿了二百万年终奖补发，加上百分之三的股份。
研发中心其他人也都拿到了补发，少的两三万，多的十几万。
小赵拿了二十万，专门请我吃了顿饭，说：“沈总，跟着你干，值。”
我说：“你别谢我，谢钱总。”
他说：“都谢。”
从那以后，公司慢慢缓过来了，项目一个一个接着做，今年营收又回到了三十多亿。
钱总变了不少，不再一个人说了算，重大决策都拉上高管层一起商量。
年终奖也改了规矩，不再是他一个人拿大头，而是按贡献分配，他拿的比例从百分之七十降到了百分之三十。
有人问他为啥，他说：“吃一堑长一智。”
我有时候想起来，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的。
如果当初我没走，可能也就忍了，年终奖三万八就三万八，继续干下去。
但我走了，公司出了事，我又回来了，事情反而变好了。
你说这是命也好，是运气也好，反正就是这么发生了。
我现在还在公司干，还是研发中心负责人，但心态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觉得公司是钱总的，我就是个打工的。
现在觉得公司也有我一份，我得对得起这份儿。
我老婆说我变了，说我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回家也愿意说话了。
我说是吗？
她说你自己没觉得？
我说可能吧。
前几天，钱总找我喝酒，就我们俩，在公司旁边一个小馆子。
喝到一半，他说：“志远，你说咱俩以后还会不会闹掰？”
我说：“闹掰不闹掰不知道，但我肯定不会再走了。”
他说：“为啥？”
我说：“走一次就够了，太累。”
他笑了，说：“也是。”
这就是我的故事。
没啥大道理，就是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因为钱闹了别扭，后来又因为事儿和好了。
你说这算不算大团圆？
我不知道，反正日子还得过，活儿还得干，该较真的时候还得较真，该低头的时候也得低头。
人这一辈子，不就是这么回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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