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六，天阴着，没下雪，车间里的抽风机嗡嗡转。
我把最后一缸萝卜从池子里捞出来，手背上全是盐粒子，裂口一沾水就蜇得慌。
咬着牙把萝卜码进筐里，筐子满了，手也麻了，指头伸不直。
腌菜的味儿顶鼻子，酸的、咸的、辣的，混在一块儿，从鼻腔堵到后脑勺。
抽风机转了六年了，还是那个调，听久了耳朵里嗡嗡的。
擦了把手，从裤兜里摸出手机，屏幕上躺着一条短信。
“您尾号7749账户于1月17日入账人民币4800.00元。”
我盯着那四个数字看了一会儿，手指头在屏幕上蹭了一下，盐把字蹭花了。
我又按亮了看，还是4800，不多不少，就四个数。
我把手机塞回兜里，手在围裙上蹭了两下，围裙硬邦邦的，沾了一层盐壳。
窗台上摆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口磕掉了一块瓷，露着黑铁。
那是六年前贺总给我的，她说厂里没什么好东西，让我先用着。
那天她穿着件灰夹克，头发用皮筋一扎，说话嗓门大得很。
我拿起缸子，缸底一层茶垢，厚厚的，六年了，我天天用它喝水。
缸子凉，手心的裂口贴上去有点疼，我换了个手拿。
院子里有人在笑，我探头往窗外看，小孙站在那辆白色奥迪旁边。
他一只手插在兜里，一只手举着电话，穿着件黑色短羽绒服。
头发梳得溜光，皮鞋擦得锃亮，站在雪地里跟个城里人似的。
“哎，对对对，到账了到账了。”他笑着说。
“不多不多，也就那个数。”
他侧了个身，背对着车间，声音压低了。
“行行行，回头请你吃饭。”
电话挂了，他搓了搓手，钻进车里去了，车门砰的一声。
奥迪的排气管吐出一股白烟，车倒出去，压过碎冰，嘎吱嘎吱响。
我把缸子放回窗台，缸子底儿磕在水泥台上，当的一声。
六年前我来的时候，这厂子还不叫厂子，就一个废弃的粮站。
三间平房，院子里长满了灰灰菜，房顶的瓦缺了好几块。
贺总那时候刚从别人手里把地方盘下来，五个人，两台旧冰柜。
她站在院子里，脚上穿着一双胶鞋，裤腿卷到膝盖，手里拿着个本子。
“会腌菜不？”她问我。
“会，家里腌了二十年了。”
“行，明天来上班。”
第二天我就来了，腌菜池子是水泥砌的，底下裂了缝，漏水。
我蹲在池子里，拿水泥一抹一抹地糊，糊完了指甲缝里全是灰。
洗了三天才洗干净，手背上裂了七八道口子，一沾水就疼。
头一年冬天，腌了八百斤萝卜，贺总自己开着面包车拉到早市上卖。
回来的时候车厢里剩了半筐，她说卖不动，太咸了。
我说明天我调调，第二天减了盐，加了糖，又搁了点花椒。
那批萝卜卖完了，贺总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给我带了两个肉包子。
第二年厂里多了三个人，第三年又多了五个。
到现在三十多号人，三辆货车，一个冷库，奥迪换了两回。
我那搪瓷缸子还在用，缸口的瓷磕了，我拿胶粘过两回。
小孙是两年前来的，那天贺总领着他进车间，说这是小孙，大学学市场营销的。
他穿了件白衬衫，站在腌菜池子边上，鼻子皱了皱。
“这味儿……”他没说完。
贺总瞪了他一眼，说闻两天就习惯了。
小孙笑了笑，没再说话，确实没在车间待过几天。
头一个月他跟着业务员跑了两趟市场，第二个月就搬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在二楼，装了空调，门一关，腌菜的味儿进不去。
小孙的桌子上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保温杯，还有一盆绿萝。
绿萝是从贺总办公室分出来的，插在水里，养了半年也没生根。
我每次去办公室交单子，小孙都客客气气的。
“桂芳姐，放那儿就行。”他说。
我就放那儿。
这六年，我腌了多少缸菜，没算过。
萝卜、白菜、黄瓜、辣椒、蒜头、雪里蕻，什么季节腌什么，我闭着眼睛都知道。
盐放多少，水放多少，压几天，翻几回，天气热了搭遮阳网，天冷了加温水。
这些活儿，没人教我，我十六岁跟着我娘腌菜，腌了三十年。
我娘说过，手上有数，心里才有数。
我手上有数，厂里那套腌制的工艺，是我一点点试出来的。
头一年贺总说太咸，第二年说太酸，第三年才定下来。
定下来以后，再没换过，客户认这个味儿。
冷库旁边那间小屋，是我的，里面摆着六个蓝皮本子，一天一页。
今天腌了多少斤，放了多少盐，天气什么样，我都记着。
本子是我自己在镇上买的，一块五一本，六年，六本。
贺总这个人，怎么说呢，她打拼了六年，不容易。
刚来那会儿，她跟我们一起蹲在池子边上吃饭。
盒饭，两荤一素，她吃得比谁都快。
“吃完了干活。”她嘴里塞着饭，含糊地说。
后来厂子大了，她就不在车间吃饭了。
办公室里有小灶，她自己请了个阿姨做饭。
有时候我从办公室门口过，闻见排骨汤的味儿，香。
有一回腊月里赶货，我带着人在车间加班到半夜。
贺总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兜橘子。
“歇会儿，吃个橘子。”她说完就走了。
橘子是凉的，皮厚，剥了半天，那晚上我吃了两个。
去年秋天，厂里来了几个穿西装的人，在办公室坐了一下午。
小孙端茶倒水，进进出出，我那天在车间腌雪里蕻，没在意。
后来听会计小刘说，是来谈合作的。
“谈什么合作？”我问。
“不知道，贺总没说。”小刘摇摇头。
小刘是前年来的，二十出头，戴个眼镜，说话细声细气的。
她管账，也管发工资。
那天下午那几个穿西装的人走的时候，贺总亲自送到门口。
小孙也跟着，他们站在院子里说了好一会儿话。
我隔着车间的窗户看，小孙一直在笑。
腊月二十六那天下午，我拿着腌制记录去办公室。
记录本上记着这个月的产量，我得交给小刘存档。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有人说话，我刚要敲门，听见小刘的声音。
“贺总，小孙那65万，走的是哪笔账？”
我的手停在半空。
“走咨询费，从收购方的预付款里出。”贺总说。
“那……桂芳姐那边？”小刘又问。
“她那个不用动，4800，按老规矩。”
我站在门口，手里捏着记录本，本子的硬壳边儿硌着手心。
走廊里的灯管闪了一下，嗡嗡响，我退了两步，转身往回走。
脚上的胶鞋踩在水泥地上，一声一声的。
回到车间，我把记录本放在窗台上，搪瓷缸子就在旁边。
我拿起缸子想倒水，发现里面是空的。
晚上回家，我男人在沙发上看电视。
“今天发年终奖了？”他问。
“发了。”
“多少？”
“4800。”
他没吭声，把遥控器往茶几上一搁，茶几上摆着一盘花生米。
他捏了一颗，剥了半天没剥开。
“小孙多少？”他突然问。
“你咋知道小孙？”
“厂里的事，谁不知道。”
“多少？”
“65万。”我说。
他手里的花生米啪地掉在茶几上。
“多少？”
“65万。”我又说了一遍。
他坐直了，看着我。
“你干了六年。”
“我知道。”
“他干了两年。”
“我知道。”
“你会腌菜，他会啥？”
“他会说话。”我说。
我男人不吭声了，把电视关了，屋里一下子静下来。
厨房的水龙头在滴水，滴答滴答的。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翻来覆去到后半夜，起来上厕所。
路过女儿的房间，门缝里透出光，她今年高三，还在做题。
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没敲门，回了屋，躺下，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块水渍，是楼上漏的，好几年了，一直没修。
我想起六年前贺总说的那句话。
“会腌菜不？”
那时候她站在粮站的院子里，胶鞋上沾着泥。
我说会，她说行，就这么简单。
现在厂子值钱了，值多少，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止4800。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去上班，天没亮就到了，车间里冷。
我先把池子边的冰碴子敲了敲，又烧了一锅热水倒进去。
热气腾起来，在灯底下白茫茫的。
七点多，人陆续来了，小刘来得早，在办公室门口扫雪。
“桂芳姐。”她叫我。
“嗯。”
“今天贺总找你。”
“找我干啥？”
“不知道，让你去办公室。”
我搓了搓手，手心的裂口又开了。
我回车间换了双干净鞋，把围裙摘了。
围裙挂在墙上的钉子上，盐壳蹭着墙面，掉下一层白末。
办公室在二楼，楼梯是铁皮的，踩上去咚咚响。
我走到门口，门开着，贺总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摆着两份文件。
小孙不在。
“来，坐。”贺总说。
我坐在她对面，她瘦了，颧骨比去年高。
桌上摆着一杯茶，冒着热气。
“桂芳，厂子的事你知道了吧？”她说。
“啥事？”
“收购的事，谈得差不多了。”
“对方是个大公司，人家看中的是咱们的腌制工艺。”
她顿了顿。
“尤其是萝卜和雪里蕻这两条线。”
我没说话。
“合同年后签，签完了厂子就并过去了。”
她拿起一份文件。
“这是新合同，你看看。”
我接过来，纸上密密麻麻的字，工资那一栏写着8000。
“涨了？”我说。
“涨了，签了以后，你就是大公司的员工了。”
“小孙呢？”我问。
贺总的手停了一下。
“小孙有他的安排。”
“他拿65万，也是他的安排？”
贺总看着我，没吭声。
“桂芳，你听我说。”贺总把茶杯往前推了推。
“小孙那65万，是他促成了这笔收购。”
“中介费？”
“对，中介费，人家认识买方的人。”
“我不认识买方的人。”我说。
“可我会腌菜。”
“腌菜这活儿，谁都能干。”她说。
“找个老师傅带一带，三个月就上手了。”
我看着她，她说的没错，腌菜这活儿，谁都能干。
可我把这活儿干了六年。
“那4800呢？”我问。
“老规矩，车间主管的年终奖，按这个数。”
“小刘呢？”
“小刘是会计，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贺总没回答，她把新合同往我这边推了推。
“签了吧，签了以后，工资翻倍。”
我看着那份合同，纸是白的，字是黑的。
“贺总。”我说。
“我干了六年。”
“我知道。”
“头一年，你开着面包车去早市卖萝卜，卖不动。”
“我记得。”
“第二年，我改了配方，才卖出去的。”
“我也记得。”
“厂里现在用的那套工艺，是我试出来的。”
“桂芳——”
“六个本子，一天一页。”我说。
“都在冷库旁边那间屋里。”
贺总不说话了。
“本子是厂里的。”她过了一会儿说。
“是我买的，一块五一本。”
“可你记的是厂里的东西。”
“我记的是我自己的手艺。”我说。
“手是我的。”
贺总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不冒热气了。
“桂芳，你别这样。”她说。
“厂子卖了，对大家都有好处。”
“对我有啥好处？”
“工资翻倍啊。”
“4800，翻倍是9600。”我说。
“可小孙拿了65万。”
“那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贺总把茶杯搁下，杯底磕在桌面上，当的一声。
“桂芳。”她说。
“你是个实在人，我跟你说实在话。”
“这笔收购，对方出的价不低，但人家有个条件。”
“啥条件？”
“核心技术人员要留任三年。”
“谁？”
“你。”她说。
“对方点名要你留。”
我没说话，窗外的天阴着，没下雪。
“所以，你才来找我续约。”我说。
贺总没吭声。
“不是我续约，是我要留三年。”我说。
“签了这个合同，你才能拿到那笔钱。”
贺总的手放在合同上。
“桂芳，签了吧，签了，大家都好。”
我笑了笑。
“贺总。”我说。
“企业再值钱也跟我没关系。”
贺总愣住了，她的手还放在合同上，手指头微微蜷着。
办公室里静了好一会儿，楼下车间的抽风机嗡嗡响，从窗缝里钻进来。
“你说啥？”她问。
“我说，企业再值钱也跟我没关系。”我又说了一遍。
贺总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桂芳，你可想好了。”过了半晌，她才说。
“想好了。”
“你不签，厂子卖不了。”
“那是你的事。”
“你——”她停下来。
“你这是要挟。”
“不是要挟。”我说。
“是算账。”
“六年，我一天没歇过。”
“头一年过年，我在池子边上守了三天。”
“第二年夏天，池子裂了，我一个人糊的。”
“第三年，冷库停电，我半夜跑来搬菜，冻得手指头没知觉。”
“这些，我都记在本子上。”
贺总没说话。
“你给我的搪瓷缸子，还在窗台上。”我说。
“缸口的瓷磕了，我拿胶粘过两回。”
“桂芳。”
“我不是要跟你闹。”我说。
“我就是想问一句。”
“问啥？”
“这六年，我在你眼里值多少钱？”
贺总张了张嘴。
“4800。”我说。
“对吧？”
贺总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背对着我，看了一会儿院子。
“桂芳，厂子是我一手做起来的。”她说。
“我知道。”
“我拿房子抵过贷款。”
“我知道。”
“那年发不出工资，我把结婚戒指都当了。”
“我也知道。”
“可厂子做起来了，你也不能把我当外人。”我说。
贺总转过身来，她的眼睛有点红。
“我没把你当外人。”
“你把我当啥？”
“你是老员工。”
“老员工值4800。”
“桂芳——”
“贺总。”我说。
“小孙来了两年，65万。”
“我来了六年，4800。”
“你说，这账怎么算？”
贺总没回答。
“你要多少？”过了一会儿，她问。
“我不要多少。”
“那你到底想咋样？”
“我不想签。”
“你不签，对方就不买了。”
“那你去找小孙。”我说。
“他认识买方的人。”
贺总的脸色变了。
“桂芳，你别这样。”
“我咋样了？”
“你以前不这样。”
“我以前不知道我值多少钱。”我说。
“现在知道了。”
贺总坐回椅子上，她把合同拿起来，又放下。
“这样。”她说。
“我给你加到两万。”
“一年两万？”
“年终奖两万。”
“那小孙的65万呢？”
“那是中介费，一次性的。”
“我也可以做中介。”我说。
“我认识腌菜的，我认识卖菜的，我认识调料厂的。”
“桂芳，你不认识买方的人。”
“所以我只值两万。”
贺总不说话了，她把合同往抽屉里一塞。
“你先回去想想，想好了再来找我。”
我站起来。
“贺总。”我说。
“不用想了。”
我走出办公室，下楼，铁皮楼梯咚咚响。
走到院子里，小孙正好从外面进来，手里拎着两杯奶茶。
他看见我，笑了笑。
“桂芳姐，办完事了？”
“办完了。”
“贺总跟你说合同的事了吧？”
“说了。”
“那你签了吧？”
“没签。”
小孙愣了一下。
“为啥不签？涨工资了啊。”
“小孙。”我说。
“你那65万，拿到手了？”
小孙的笑僵在脸上。
“那是……那是贺总给的。”
“我知道。”
“姐，你别多想。”
“我没多想。”我说。
“我就是算不明白。”
小孙端着奶茶，站在雪地里，没再说话。
我回到车间，把围裙重新系上，池子里的雪里蕻该翻了。
我卷起袖子，把手伸进池子里，水凉，冰得骨头疼。
菜压在底下，得一层一层翻上来，我翻了一趟，手冻得发僵。
小刘跑进来。
“桂芳姐，你真没签？”
“没签。”
“那厂子咋办？”
“不知道。”
“贺总生气了。”
“嗯。”
小刘站在旁边，搓着手。
“姐，其实……”
她停了一下。
“其实啥？”
“其实小孙那65万，不止是中介费。”
她说。
“还有贺总答应他的，收购以后给他留个副总的位置。”
“那他拿了65万，还当副总。”
“嗯。”
“我呢？”
“你……”
小刘没说下去。
“我当啥？”
“贺总说，你还是车间主管。”
我把手从池子里抽出来，手上的水顺着胳膊往下淌。
那天下午，我没干活，坐在车间的小板凳上，看着窗台上的搪瓷缸子。
缸子里的茶垢又厚了一层，六年，我天天用它喝水。
六年，我把这个车间从零做起，六年，我教会了七个徒弟。
走了六个，剩下的那个，上个月也提了辞职，说要去南方。
我把本子从屋里搬出来，六个蓝皮本子，摞在一起，有半尺厚。
翻开第一本，第一页。
“腊月初八，腌萝卜八百斤。盐二十四斤，水两担。”
字歪歪扭扭的，是我写的，那天我的手冻得握不住笔。
下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把本子装进一个蛇皮袋，放在电动车后座上。
围裙摘了，挂在钉子上，搪瓷缸子，我拿在手里。
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车间，灯还亮着，抽风机还在转。
我骑上电动车，出了院子，路上有冰，车轮打滑。
我骑得很慢，到家的时候，蛇皮袋上落了一层雪。
我男人在门口等着。
“咋拿回来了？”他问。
“不干了。”
他没说话，把蛇皮袋接过去，袋子沉，他拎着的时候腰弯了一下。
“吃饭吧。”他说。
“嗯。”
我把搪瓷缸子放在鞋柜上。
那天晚上，贺总给我打了三个电话，我没接。
第四个是微信。
“桂芳，你冷静冷静，明天我们再谈谈。”
我没回。
女儿从屋里出来倒水。
“妈，你咋了？”
“没事。”
“你眼睛红了。”
“腌菜熏的。”我说。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鞋柜上的搪瓷缸子。
“那缸子你拿回来了？”
“嗯。”
“不干了？”
“不干了。”
她站了一会儿，说：“挺好的。”
“啥挺好的？”
“你早该拿回来了。”她说。
然后端着水杯回屋了。
第二天早上，我没去厂里，六点钟醒的，习惯。
躺着没动，外面天还没亮，楼下有人在扫雪。
铁锹刮在水泥地上，刺啦刺啦的。
我起来烧了壶水，搪瓷缸子洗干净，泡了杯茶。
缸口那块磕掉的瓷，在灯底下看着挺显眼。
我男人起来了。
“今天不去？”
“不去。”
“那以后咋办？”
“再说。”
他坐在桌边，拿起个馒头啃了两口。
“你那个手艺，不愁没地方。”他说。
“嗯。”
“要不自己干？”
“再说吧。”
我把茶缸推到他面前，他喝了一口，烫着了。
“哎哟。”
“慢点。”
上午九点多，贺总来了，她自己开着车，停在楼下。
我隔着窗户看见了，她穿了件黑色的羽绒服，头发没扎，散着。
上楼，敲门，我开了。
“桂芳。”她说。
“进来吧。”
她进来，站在客厅里，我家小，沙发上堆着衣服。
她看了一眼，没坐。
“你想好了？”她问。
“想好了。”
“你开个价。”
“我说了，我不要价。”
“那你到底要啥？”
“贺总。”我说。
“我要个说法。”
“啥说法？”
“这六年，我到底值多少钱。”
贺总站在我家客厅里，看着鞋柜上的搪瓷缸子。
“这个缸子，是我给你的。”她说。
“嗯。”
“那时候厂里穷，我连个像样的杯子都拿不出来。”
“我知道。”
“桂芳，我不是抠。”她说。
“厂子刚起来那两年，我欠了一屁股债。”
“我知道。”
“可我熬过来了。”
“你熬过来了。”我说。
“我也熬过来了。”
贺总不说话了，她看着那个缸子，看了好一会儿。
“我给你二十万。”她说。
“年终奖。”
“二十万。”
“嗯。”
“小孙六十五万。”
“桂芳，小孙那笔钱——”
“我知道，中介费。”我说。
“可我这六年，也是给厂子攒下来的。”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二十万，不少了。”她说。
“贺总，我不要二十万。”
“那你要多少？”
“我不要钱。”我说。
“那你——”
“你把小孙那65万的来路，写清楚。”
“啥意思？”
“写个条子。”我说。
“写清楚这65万是怎么来的。”
“你——”
“写清楚了，我就签。”
贺总看着我。
“桂芳，你这是干啥？”
“没啥。”我说。
“就是想让账明白点。”
贺总走了，没留条子，也没再说话。
下楼的时候，她的脚步声很轻。
我站在窗户边上，看她上了车，车发动了，在楼下停了一会儿，才开走。
我男人从屋里出来。
“走了？”
“走了。”
“她给你多少？”
“二十万。”
“你咋不拿？”
“拿了这二十万，明年还有二十万吗？”
他没说话。
“我签了三年，三年以后呢？”
“三年以后再说呗。”
“我不想再说了。”我说。
“说了六年了。”
腊月二十八，我去了一趟厂里，收拾东西。
车间里的东西不多，几件旧围裙，一双胶鞋，一个饭盒。
围裙挂在钉子上，我没摘，胶鞋放在门口，我也没拿。
就拿了饭盒。
冷库旁边那间小屋，空了，六个本子搬走了，桌上落了一层灰。
窗户上贴着的一张纸，是我写的温度表，也撕了。
小刘在办公室门口看见我，跑过来。
“桂芳姐。”
“嗯。”
“你真不干了？”
“不干了。”
“那厂子……”
“厂子该咋样咋样。”
“可你走了，谁腌菜？”
“谁都能腌。”我说。
“三个月就上手了。”
小刘看着我，眼圈红了。
“姐，我会想你的。”
“别想。”我笑了笑。
“好好干。”
走出厂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粮站的旧房子，三间平房，墙皮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红砖。
院子里那辆白色奥迪不在，三辆货车停成一排，冷库的压缩机嗡嗡响。
六年。
我骑着电动车走了，风大，吹得眼睛睁不开。
到家的时候，眼泪冻在脸上，涩涩的。
年三十，家里包饺子，我剁的馅，白菜猪肉，加了点虾皮。
女儿擀皮，我男人包，电视开着，春晚的声音闹哄哄的。
“妈，你那个缸子呢？”女儿问。
“在鞋柜上。”
“你咋不用了？”
“用着呢。”我说。
“泡茶。”
“那个缸子挺好看的。”
“磕了口。”
“磕了口才好看。”
我笑了笑，没说话。
饺子下锅了，水开了，咕嘟咕嘟的。
我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口茶，茶是凉的。
年后，我去了镇上的一家酱菜厂，老板姓周，四十来岁。
厂子不大，二十几个人，他听说我从贺总那儿出来的，专门来找我。
“你那套萝卜的方子，我听说了。”他说。
“你开个价。”
“我不卖方子。”
“那你要啥？”
“我要个车间。”
“行。”他说。
“明天来上班。”
第二天我去了，车间比贺总那儿小，池子也少。
但窗户朝南，亮堂。
我把六个蓝皮本子搬过去，摆在窗台上，搪瓷缸子也摆上了。
周老板给我配了个新围裙，蓝色的，挺厚实。
三月里，小刘给我打了个电话。
“桂芳姐，厂子卖了。”
“嗯。”
“贺总拿了三千多万。”
“嗯。”
“小孙当了副总。”
“嗯。”
“你……”
“我挺好的。”我说。
“你签了没？”
“签了。”小刘说。
“新公司给涨了工资。”
“那就好。”
“姐，新公司的人问起你。”
“问啥？”
“问那套腌制工艺。”
“你咋说的？”
“我说，那套工艺是桂芳姐的。”她说。
“人家说，想找你。”
“找我干啥？”
“想请你回去。”
“不回。”我说。
“那套工艺，我带走了。”
四月份，周老板的厂子扩了，又砌了三个池子。
我带了两个徒弟，一个十九，一个二十三。
教他们腌菜。
“手上有数，心里才有数。”我说。
这是我娘教我的，他们听得认真。
我拿搪瓷缸子喝水，缸子还是那个缸子，茶垢又厚了。
窗台上的绿萝，是周老板给的，我养了两个月，根长出来了。
白白的一把，泡在水里。
五月的一天，我去镇上买菜，路过一家饭店，门口停着一辆白色奥迪。
车牌号我认识，我在马路对面站了一会儿。
贺总从饭店里出来，她瘦了，穿着件米色的风衣。
旁边跟着一个人，不是小孙，她上了车，车开走了。
我一直站在马路对面，她没看见我。
夏天的时候，周老板跟我说，有人来找他谈合作。
“哪儿的？”
“一个大公司。”
“谈啥？”
“想买咱们的方子。”
“你咋说？”
“我说方子不是我的。”他笑了笑。
“是桂芳的。”
我也笑了笑。
“不卖。”我说。
“为啥不卖？”
“卖了就没了。”
“那你想咋样？”
“我想让这个厂子，慢慢做。”我说。
“不急。”
八月十五，家里吃月饼，我男人买了两盒，一盒五仁的，一盒豆沙的。
女儿考上了大学，省城的。
“妈，我走了以后，你跟我爸好好的。”她说。
“知道。”
“别老加班。”
“知道。”
“那个缸子，你带着上班？”
“带着。”
“磕了口还带。”
“用惯了。”我说。
她笑了笑，把一块豆沙月饼递给我。
月饼甜，齁嗓子，我喝了口茶，茶还是那个味儿。
秋天，周老板的厂子接了第一笔大单。
城里的超市要货，一次要三千斤萝卜。
我带着两个徒弟，干了三天三夜，池子边上搭了灯，夜里亮堂堂的。
周老板买了盒饭，跟我们一块儿蹲着吃。
“桂芳姐，你这手艺，值钱。”他说。
“值多少钱？”
“值大钱。”
我笑了笑，没说话，把手里的萝卜翻了个面。
腊月二十六，又一年，周老板给我发年终奖。
一个信封，厚的。
“多少？”我问。
“你数数。”
我打开，里面是两沓，两万。
“去年你才来，这是今年的。”他说。
“明年还有。”
“明年多少？”
“看效益。”他说。
“效益好，多分。”
“分多少？”
“你说了算。”他说。
“厂子有你一份。”
我愣了一下。
“啥意思？”
“我给你留了干股。”他说。
“不多，一成。”
我把信封捏在手里，没说话。
窗台上的搪瓷缸子，缸口磕掉的那块瓷，我拿红漆点了一下。
红的。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信封放在桌上。
我男人看了看。
“两万？”
“两万。”
“比4800强。”他说。
“嗯。”
“还有干股。”
“你咋知道？”
“周老板给我打电话了。”
“他给你打电话干啥？”
“让我劝劝你，别走。”
我笑了。
“我不走。”我说。
“这儿窗户朝南。”
腊月二十九，我收拾屋子，翻出那个蛇皮袋，里面是六个蓝皮本子。
我一本一本翻。
第一本，字歪歪扭扭。
第二本，好了点。
第三本，开始记温度了。
第四本，记了天气。
第五本，记了客户反馈。
第六本，最后一页，是去年腊月二十五。
“雪里蕻三千斤，盐九十斤，水六担。天阴。”
后面就没有了。
我合上本子，在第六本的封面上，写了四个字。
“从头再来。”
字还是歪的。
年三十晚上，包饺子，还是白菜猪肉，加了虾皮。
女儿从省城回来了，瘦了点。
“妈，你那缸子呢？”
“窗台上。”
“泡的啥？”
“茶。”
“还是那个味儿？”
“还是那个味儿。”我说。
她把缸子拿起来看了看。
“这个口磕得挺厉害。”
“嗯，磕了六年了。”
“咋不换一个？”
“换了就不是它了。”
她笑了笑，把缸子放回去。
饺子下锅，水开了，我站在灶台边上，看着锅里的饺子翻上来。
白白胖胖的，挤在一块儿。
外面的鞭炮响起来了。
年后，周老板的厂子又招了五个人，车间里热闹了。
我把腌菜的活儿分了三摊。
萝卜一摊，雪里蕻一摊，辣椒一摊。
两个徒弟各管一摊，我自己管萝卜。
每天早上来，先看一眼池子，闻一闻，手伸进去，试水温。
这套动作，做了三十年了。
窗台上，搪瓷缸子还在，绿萝长长了，垂下来，快碰到地了。
我剪了一截，插在另一个瓶子里，放在冷库门口。
三月里，小刘又给我打电话。
“桂芳姐，我辞职了。”
“为啥？”
“新公司不行。”她说。
“他们找了个人来腌菜，腌出来的味儿不对。”
“咋不对？”
“酸了。”
“酸了加糖。”
“加了，还是不对。”
“那就是盐放多了。”
“减了。”
“还是不对。”
“那就不是盐的事。”我说。
“是手的事。”
小刘在电话那头哭了。
“姐，我后悔了。”
“后悔啥？”
“当初你走的时候，我应该跟你走。”
“不晚。”我说。
“你要是愿意，过来。”
小刘四月来的，周老板给她安排了个会计的活儿。
她搬了张桌子，放在我车间门口。
“姐，我离你近点。”她说。
“行。”
“你这儿窗户真亮。”
“朝南。”我说。
“冬天暖和。”
她坐下，把账本摊开，阳光照在纸上，白花花的。
我把搪瓷缸子递给她。
“喝口水。”
她接过去，看了看。
“这缸子真旧。”
“旧了才好用。”我说。
她喝了一口，笑了。
五月的一天，我在镇上碰见了小孙。
他瘦了，头发没那么光了，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站在药店门口。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
“桂芳姐。”
“嗯。”
“你……还好吗？”
“挺好。”
“我……”他张了张嘴。
“我辞职了。”
“为啥？”
“那个副总，是个空架子。”他说。
“人家大公司有人，我就是个摆设。”
“65万呢？”
“花了一半。”他说。
“买了辆车。”
“剩下的呢？”
“剩下的……”他没说。
“慢慢来吧。”我说。
他看着我，眼睛有点红。
“姐，当初那事儿……”
“过去了。”我说。
“我走了。”
六月，周老板说，厂里要建新车间。
“你设计。”他说。
“我？”
“你懂。”
我拿了一张纸，画了半天，画了池子的位置，窗户的朝向，门开在哪边。
“窗户朝南。”我说。
“必须朝南。”
“行。”他说。
“为啥？”
“冬天腌菜，得见太阳。”我说。
“夏天得遮阴，但冬天得有光。”
周老板看着那张图，笑了。
“桂芳姐，你这图，比设计院画的强。”
“我不会画。”我说。
“我就是知道。”
新车间七月动工，十月完工，三间，朝南，窗户开得大。
池子是新砌的，水泥抹得光溜溜的。
搬进去那天，我把搪瓷缸子放在窗台上，缸口那块红漆，在太阳底下亮着。
绿萝也搬过来了，摆在缸子旁边。
我站在车间中间，闻了闻，新水泥的味儿，混着腌菜的味儿。
“行。”我说。
两个徒弟站在门口。
“师父，开工？”
“开工。”我说。
手伸进池子里，水是温的。
腊月二十六，又一年，周老板给我发年终奖。
一个信封。
“多少？”
“你数数。”
我打开，五沓，五万。
“比去年多。”
“厂子挣了。”他说。
“明年呢？”
“明年更多。”
“多少？”
“你说了算。”他说。
我把信封收起来，窗台上的搪瓷缸子，茶垢又厚了。
绿萝垂下来，长长的，我拿剪子剪了一截，插在水瓶里。
“这个给谁？”周老板问。
“给小刘。”我说。
“她桌上空。”
年三十，包饺子，女儿回来了，带了男朋友。
小伙子挺精神，坐在沙发上，手脚不知道往哪儿放。
“阿姨好。”
“好。”我说。
“吃饺子。”
我男人在旁边倒酒，电视开着，春晚闹哄哄的。
“妈，你那缸子还在用？”
“在用。”
“多少年了？”
“七年了。”我说。
“磕了口，拿红漆点的。”
“我记得。”她说。
“去年你点的。”
“嗯。”
饺子下锅了，我站在灶台边上，看着锅里的水翻上来，咕嘟咕嘟的。
开春，周老板跟我说，有人想收购厂子。
“哪儿的？”
“城里的。”
“出多少？”
“不少。”他说。
“你咋想？”
“你想卖？”
“我不卖。”他说。
“厂子刚起来。”
“那就别卖。”
“可人家点名叫你。”
“叫我也没用。”我说。
“企业再值钱也跟我没关系。”
周老板看着我，笑了。
“桂芳姐，你这话我听过。”
“在哪儿听的？”
“不记得了。”他说。
“反正挺耳熟。”
我也笑了。
那天下午，我在车间里腌萝卜，手伸进池子里，水凉。
盐撒下去，一圈一圈化开，两个徒弟在旁边学。
“师父，盐放多少？”
“手上有数。”我说。
“心里才有数。”
窗台上的搪瓷缸子，缸口那块红漆，掉了一点。
我拿手抹了抹，抹不掉。
算了，就这样吧。
外面的风不大，吹得窗户纸哗啦哗啦响。
我把手从池子里抽出来，手上有盐，白白的一层。
我搓了搓，盐粒掉下来，落在水泥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