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六，我在财务室门口站了将近二十分钟。
门虚掩着，里面有人在笑，笑声压得很低，但走廊里太安静了，我听得清清楚楚。门缝里飘出一股烟味，混着速溶咖啡的甜腻。我抬手想敲，又放下了。
周副总的声音传出来：“行，那就按这个数走，年前必须到账。”
我往后退了两步，手机震了一下。银行短信——入账10万元整。备注写着“年终绩效”。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锁了。又点亮，又锁了。走廊尽头的消防灯发出细微的电流声，像有什么东西在头顶嗡嗡地转。我想起三个月前那个在会议室熬到凌晨三点的晚上，老赵趴在一堆铝材样品上睡着了，打鼾声震得投影幕布都在晃。他五十六了，从山东调过来，住在公司旁边的快捷酒店，一住就是八个月。
我回到工位，把电脑合上，又打开。
钉钉上给主管陈放发了条消息：“陈总，年终奖的事想跟您聊两句。”
消息发出去，转了半圈，变成了已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又发了一条：“明天您有时间吗？十分钟就行。”
这次连已读都没了。
旁边的实习生小刘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她刚来三个月，大概也听说了——整个项目部年终奖包一共98万，周副总一个人拿了88万。剩下的10万是我的，她那部分实习补贴不算在内。
我不信，去找了财务核实。财务妹子支支吾吾，说这是上面定的分配方案，具体情况让我去问陈总。我问了陈总三次，两次已读不回，第三次他回了一个字：“忙。”
那天晚上我在楼下便利店买了一碗泡面，坐塑料凳上吃。旁边几个外卖员在等单，手机外放着短视频，一个接一个地刷。我忽然想起年初的时候，周副总在年会上端着酒杯过来，拍拍我肩膀说：“小许，好好干，项目成了亏待不了你。”
我那时候真信了。
第二天我直接去了陈放办公室。门开着，人不在。桌上放着一份打印材料，我瞥了一眼，是年终奖分配签批单。周副总那一栏写着88万，后面跟着陈放的签字。我的名字在最后一行，100000。数字后面有陈放的签字，笔画潦草，和他给别人的签字一模一样。
我站在那儿看了大概半分钟。然后掏出手机拍了张照。
我承认我犹豫过要不要找HR。HR那边我有个熟人，前年一起吃过年夜饭的那种。我发消息问她：“年终奖分配有异议走什么流程？”
她回得很快：“别闹，流程走到最后也是周总签字。”
“那陈放呢？”
“他哪敢说话。”
我盯着“他哪敢说话”这四个字看了好几遍。陈放平时在会上挺能说的，PPT一页一页讲，声音洪亮，只是从来不讲年终奖。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老婆问我发了多少。我说十万。她愣了一下，然后说：“十万也不错了，我们同事老公年终奖才六万。”
我没接话。
她看了我一眼，把手机递过来，上面是她同事发的朋友圈截图——晒年终奖的，六万八，配文“感恩公司”。我扫了一眼就还给她了。
“你不高兴？”她问。
“高兴。”
“你脸上写着你没高兴。”
我站起来去阳台抽烟。好几年没抽了，那包烟在抽屉里翻了半天才找到，发霉了。我还是点了一根。阳台外面下着小雨，楼下的路灯照着湿漉漉的绿化带，一只野猫蹲在灌木丛下面，一动不动。
在阳台上站了四十多分钟，回屋里的时候老婆已经睡了。
我打开手机又看了一遍那张分配表。88万。说实话，如果只是周副总拿得多，我勉强能接受——毕竟他背了业绩指标，虽然实际上项目从头到尾是我在盯。但88万和10万这个差距比例，就是明抢。剩下的钱够不够发其他人？我算了算，项目部还有三个组长，每人分个一两万不过分吧。就这十万，还得我拿着。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
我给陈放发了条钉钉：“陈总，我申请年假，年前年后的，加上调休，大概休三周。”
这次他回得很快：“现在项目正关键，你休什么假？”
“身体不舒服。”
“扛一扛，过完年再说。”
“扛不住了。”
“你——”
我把他对话框关了。然后订了去土耳其的机票，往返伊斯坦布尔，五千多。我知道这个决定很冲动，但那一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想再看见那栋楼了。
出发那天是腊月二十九。机场人很多，我托运完行李，在候机厅买了杯美式，对着落地窗站着喝。窗外一架飞机正在滑行，尾翼上画着一朵不知名的花。老婆给我发消息：“你真走了？”
“嗯。”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她没再回。
我关了手机。十几个小时以后，我在伊斯坦布尔的早晨醒过来，酒店窗户外面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海鸥在灰蓝色的天空里打转，宣礼塔的广播声从远处飘过来。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终于喘上气了。
接下来的三周，我谁也没联系。沿着土耳其海岸线坐大巴，从伊兹密尔到安塔利亚，住便宜的民宿，吃路边摊的烤肉，和不会英语的店主比划着砍价。手机一直关着网络，偶尔连上酒店WiFi看一眼消息，陈放给我发过三条，第一条问我在哪，第二条说项目遇到点问题，第三条是“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谈谈”。
我没回。
谈什么？谈那88万的事？你连见我一面都不敢。
说实话，我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洒脱。在卡帕多奇亚坐热气球的时候，旁边一对中国夫妻在讨论年终奖，女的说她们公司发了三个月工资，男的说什么公司这么大方。我在旁边听着，心里想的是——我的项目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那个铝材供应商的账期到底谈下来没有，老赵那边的技术方案改到第几版了，甲方那个姓冯的负责人春节前说要签补充协议，签了吗？
但也就想了那么几秒钟。热气球升到最高点的时候，整片山谷都是灰白色的岩石，太阳从云层后面透出来，把石柱染成金红色。我想，随便吧。
第四周，我从安塔利亚坐夜巴回伊斯坦布尔，在车上睡得迷迷糊糊，手机忽然开始震。连着震了几十下。我睁开眼，打开一看，全是消息。
陈放的，第一条：“你赶紧回来。”
第二条：“项目出事了。”
第三条：“周总跑了。”
第四条：“你看到消息给我回电话。”
还有老赵发来的语音，声音哑得厉害：“小许，你在哪？甲方那边说要终止合同，说我们交付的东西对不上。周总联系不上了，整个项目群都炸了。”
我坐直了，把手机屏幕凑近看了好几遍。周总跑了。交付对不上。甲方要终止合同。
大巴在黑夜里颠了一下，旁边座位的土耳其大叔在打呼噜，车载电视无声地放着广告。我打开项目群，消息已经刷了上千条，往上翻，最早的一条是三天前，甲方发来的正式函件截图：因乙方项目负责人长期失联，关键节点严重延期，且已交付成果与合同约定严重不符，现决定终止合作，并保留追索已支付款项的权利。后边附了张表格，我数了数已付款的位数——前面那个数字是4，后面跟着8个零，再后面是“元”。
48亿。
我盯着那个数字，手机差点从手里滑下去。
我立马给陈放打电话，响了一声他就接了。声音很吵，像是在车上，他几乎是在喊：“你终于回电话了！你现在在哪？”
“伊斯坦布尔。”
“你别回来。不对——你赶紧回来。集团成立了专项组，要查整个项目。周总失联了，谁也找不到他。老赵被叫去谈话谈了三次。”
“谈话？谈什么？”
“问周总平时怎么签字的，项目款谁批的，交付节点谁确认的。”他停了一下，声音低下去，“小许，你那个年终奖的事……现在不是重点了。”
我没说话。
他接着说：“甲方那边说有大概二十多份技术确认单上你的签字有问题，你想想有没有这回事？”
“不可能。”我说，“我从没签过什么确认单。”
“你回来再说，当面说。”
挂了电话，我把头靠在车窗上。玻璃冰凉，外面的路灯一盏一盏闪过去。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出发前我拍的那张年终奖签批单，上面除了陈放的签字，周副总那一栏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备案号。我当时没细看，现在想起来，那个备案号前几位好像和甲方合同编号是同一个格式。
我打开手机翻相册，照片还在。放大，再放大。周副总签名旁边那行字是：“XX–2023–0087–B”。我记得甲方合同上写的编号是“XX–2023–0087–A”。
A和B。
我心里咯噔一下。
飞机落地的时候是凌晨五点。我拖着行李箱往出口走，腿有点发软。十几个小时的航班没怎么睡，脑子里一直在转那二十多份所谓的“确认单”。我确实没有签过。但如果有人仿了我的签字呢？周副总跑了，陈放说联系不上他，那签批单上的连署人是谁？陈放。
他每次都说“忙”，每次都已读不回。
出口的自动门一开，冷风灌进来，我打了个哆嗦。然后我看见了——七八个人站在接机口，清一色深色大衣，中间那个我只在集团年会上远远见过一次，集团审计部的头儿，姓郑。他左边站着陈放，低着头在看手机，右边的两个人我没见过，但那种站姿和眼神，一看就是法务。
陈放抬起头，和我对上眼，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郑总朝我走过来，步子不快，皮鞋踩在地砖上的声音很清脆。走到我面前停下，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然后伸出手。
“许工，辛苦了。我们是集团专项组的，需要你跟我们先回去，把项目上的事情说清楚。”
他语气很客气，手举在那儿等着。
我看了眼他身后，陈放又把头低下去了。另外那几个人已经围成半圈，形成一个自然的包围。行李箱的轮子在地上轻轻响了一下，我转头看了眼外面，天还没亮，停车场方向有车灯一闪一闪的，不知是在等谁。
我握住了郑总的手。
“好。”我说，“我也有几件事想问清楚。”
陈放这时候终于抬起头，嘴巴张了一下。但郑总已经转身往停车场走了，另外两个人跟上来，一左一右走在我两边。陈放落在后面，行李箱的轮子声跟着我们，在凌晨空旷的航站楼里，一下一下，像什么东西在数拍子。
我忽然想起来，出发那天在候机厅，飞机尾翼上画的那朵花，我到现在也没查出来是什么花。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