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红基金会6000万救护车采购惹争议,实缴10万、仅2人参保的供应商被立案调查

韩红基金会6000万救护车采购惹争议,实缴10万、仅2人参保的供应商被立案调查,善款买来的车到底有没有被赚差价,老百姓要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8月23日晚,澎湃记者站在上海虹口大连路1619号写字楼门前,楼层导览牌上明明白白写着1207室是上海均奕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可办公室大门紧闭、无人应答,门口也没挂公司招牌,隔壁住户说平日基本没人。就是这家"平日基本没人"的公司,过去两年拿下了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累计6000多万元的救护车采购大单。

把均奕汽车的工商画像摊开看,反差感扑面而来。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均奕成立于2020年4月23日,注册资本300万元,实缴资本只有1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贺再春,股东为贺再春和盛玉洁,2024年报披露的社保参保人数仅2人。注册地址在金山区朱泾镇秀江路280弄80号30幢108室,被指为园区虚拟挂靠地址。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等,但不包含救护车改装生产资质,也没有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更耐人寻味的是股权变更。2024年4月29日,公司股东出资额从盛玉洁300万、贺再春1700万骤降至45万和255万,合计缩水到300万;2026年6月5日,两名股东的出资日期又从2040年4月22日提前到2031年5月17日。一家能在两年内承接6000万级公益采购的供应商,工商层面却是一副典型的"轻资产贸易中间商"模样——这种"小身板扛大单"的组合,放在任何严谨的采购审查体系里,都该是第一时间被亮黄灯的。

8月23日下午,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向澎湃新闻确认:朱泾市场监管所已收到8件相关举报,反映均奕公司注册地址无实际经营、疑似空壳,以及是否具备急救车辆资质两大问题,"已立案调查"情况属实。8月24日上午,市监部门上门对虹口办公地开展了实地检查。

面对质疑,韩红基金会8月23日中午发布了《关于救护车项目签约主体的情况说明》,核心意思有三层:

第一,救护车由上汽大通生产,基金会和上汽大通就配置和价格多轮洽谈后,厂家告知后续签约开票由其授权经销商统一办理,并出具了对均奕的授权文件,谈判全过程上汽大通派员参加,所以基金会才和均奕签约。

第二,经过多方比选议价,最终成交单价"远低于同期市场公开价格"。

第三,从未违规采购医疗器械,所有环节杜绝利益输送,全力配合调查。

这份声明看似把流程捋清楚了,但稍微懂点采购合规的人都能看出漏洞:厂家授权解决的是"商业链路"问题,上汽大通让谁帮自己卖车,那是厂家的事;可基金会花的是数千万善款,作为采购方,对供应商有没有独立做过尽职调查?一家实缴10万、员工2人、注册地疑似虚拟挂靠的公司,你是怎么评估它有能力完成大批量交付和售后服务的?厂家授权不是基金会的免责金牌,更替代不了采购方自己的审查义务。

价格这块的口水仗最有意思,因为双方给出的数字差得离谱。

新浪汽车援引的数据是:基金会此前直接从江铃集团采购,单车均价约15.89万元;2023至2024年转由均奕承接后,部分车型单价涨至22.59万元,涨幅超40%。

均奕公司一名知情工作人员8月24日向澎湃新闻回应:实际成交单价只有13.2万元,并非网传的20多万,而市场价一般在18万元以上,他们的价格并未超出市场价。

一边是基金会和均奕都说"低于市场价",一边是媒体算出的"较直采涨价超40%",13.2万和22.59万之间差出了一台车的价格。这中间的差距到底是什么——是车型配置不同?是改装标准不同?还是真的存在中间商加价?目前没有任何一方拿出完整的配置清单、比价记录和合同原件。而这,恰恰是6000万善款最该被晒在阳光下的部分。

8月24日,均奕工作人员给出的最关键辩护理由是:"救护车不属于医疗器械,我们相当于一个4S店的角色,不负责改装,只卖车。"

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2022年9月,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汽车销售企业经营含有医疗器械产品的救护车是否应办理经营资质问题的复函明确指出:救护车不按照医疗器械管理,但车内配备的吸痰器、除颤仪、呼吸机按照医疗器械管理,经营医疗器械应当依法办理相应资质。

问题在于:韩红基金会采购的这些救护车上,有没有装配除颤仪、呼吸机、吸痰器?如果有,销售方是否需要相应的医疗器械经营资质?均奕的经营范围只包含"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而除颤仪、呼吸机通常属于第二类或第三类医疗器械——这才是举报人质疑的核心,也是金山区市监部门立案调查的核心方向之一。

另一个绕不开的疑问是:如果均奕仅仅是一个"开票通道",实际改装由上汽大通完成,那基金会为什么不直接和上汽大通签合同,非要绕一道手?中间这一道手,究竟是厂家渠道政策的硬性要求,还是某种利益分配的通道?这个问题不回答,所谓的"授权经销商"解释就永远差最后一口气。

把视野从这一单生意拉出来看,韩红基金会这件事戳中的,是整个公益行业的软肋。

我国《慈善法》要求慈善组织公开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但对于"大额采购的供应商遴选流程""比价记录""资质核验文件"这些关键细节,现行公示标准并没有强制要求逐笔披露。大多数基金会的做法是在年报里写一句"本年度采购支出XX万元",至于钱花给了谁、为什么花给他、比市场价高还是低,外界一概不知。

韩红基金会这次翻车,表面上是撞在了"2人公司+6000万订单"的反差上,根子上是公益采购的"暗箱惯性"——只要最终审计没查出贪污挪用,流程上的不透明似乎就可以被容忍。但公众情绪不是这么算账的:老百姓每个月捐出去的血汗钱,换来的是"实缴10万的公司"经手、"单价从15.89万跳到22.59万"的结果,哪怕最终调查证明每一分钱都没进私人腰包,这种采购结构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善意的透支。

2012年韩红基金会成立以来,韩红本人多次在重大灾情中第一时间带队,私人捐赠累计超8000万元,2020年抗疫期间北京民政局的调查结论也确认3.13亿善款流向清晰、无贪污挪用。这是这个基金会最硬的信誉底子。但也正因为有这份底子,公众才更不能接受"流程糊涂账"——信任越是厚重,越经不起一次采购谜题的消耗。

北京市民政局已于2026年7月受理相关实名举报,针对采购项目本身及是否涉及利益输送展开核查;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管局也已对均奕立案调查。两路监管的结论出来之前,"利益输送""差价黑洞"都还是待查证的质疑,谁都无权提前定罪。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厂家授权不能替代基金会的审查义务,商业链路合规不能掩盖公益采购的透明度亏欠,一份声明也抵不过把所有合同、配置清单、比价记录摊在阳光下。

6000万不是小数目,它背后是无数月捐人几块、几十块攒出来的信任。这份信任一旦被"2人公司"四个字消解,再多的声明也捡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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