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盖一掀，白汽腾地扑上来，糊了半扇窗玻璃。
排骨炖白萝卜，五点钟就架上了火，味儿顺着门缝往客厅里钻。
我站在厨房门口系皮带，扣子卡了两回才扣上。
朵朵趴在茶几上数零钱，一块的五毛的，摞成三小摞，摞得齐齐的。
“爸，我有四十六块八。”她头也不抬。
我说：“留着买橡皮，别买辣条。”
媳妇拿勺子撇浮沫，撇一下刮一下锅沿。
“今天发年终奖？”她问得挺轻。
我说：“嗯，财务昨天在群里说了，今天签字。”
她把勺子搁在碗沿上，没再往下问。
我心里有个数，她心里也有个数，就是谁都不先说出来。
去年我拿四万二，前年是三万六，她都记在一个小本上。
今年厂里新上了一条产线，昼夜不停，听说效益翻了好几番。
手机在餐桌上震了一下。
我拿起来看，银行短信，一串数字后头跟着两个零。
25000.00。
我盯着那串数看了三秒，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
“多少？”媳妇从厨房里探出头。
“两万五。”
她“哦”了一声，转过身，继续撇她的沫子。
勺子刮锅底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刮得耳朵疼。
我把外套穿上，从鞋柜上拿了工牌，带子磨得起毛了。
“中午回来吃不？”她在后头问。
“回来。”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两个，我摸着扶手往下走。
三楼那家在炖咸菜，咸菜味儿混着煤气味，一层层往下沉。
推开单元门，冷风一激，人倒是清醒了。
厂子在镇子东头，骑电动车二十分钟，中间要过一座小石桥。
风从桥洞底下钻上来，吹得车把直晃。
我没先去财务，先拐进了车间。
车间门口那台温湿度计挂在墙上，玻璃罩子上有道细裂纹。
温度十四度，湿度三十八。
我伸手把数字抄下来，顺手在罩子上抹了一把。
那本蓝皮本子揣在我棉袄内兜里，贴着胸口，煨得暖的。
本子跟了我六年，边角磨得起毛，封底内侧粘着一张黄纸。
黄纸是拿透明胶贴死的，边角翘起来一点，我用指甲按了按。
老孟从里头出来，安全帽夹在胳肢窝里，脸冻得通红。
“小许来了？今儿签那个？”
“嗯。”
他往我身边凑了凑，压低声音。
“听说今年盘子大，你那份，我估摸着二十万打底。”
我笑了一下，没接他的话。
“你们车间今年多少？”我问他。
“还能多少，一人一万八。”他咧了咧嘴，“够过年了。”
我心里那口东西往上顶了一下，又让我咽回去了。
财务室在行政楼二楼，走廊铺的塑胶地板，踩上去发闷。
门口排了五六个人，谁也不说话，就听见暖气片咕噜咕噜响。
轮到我的时候，小会计把一张横表推过来，让我在末尾签字。
表上一行行名字，一行行数字，排得整整齐齐。
第一行写的是王建国，后头跟着 6500000。
我以为看岔了，从这头到那头数了一遍零。
六个。
我名字在倒数第三行，两万五。
那一栏统共八百萬，剩下一百四十七万五，二十六个名字分。
我捏着笔，笔尖在纸上顿出一个小黑点。
“签这儿就行。”她拿指甲点了点。
我签了。
“王经理这个数，是公示过的？”我问。
“这个……”她愣了一下，“表是上面发下来的，我也不清楚。”
她说完就低头翻单子，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像怕我再问。
我把笔搁下，转身出了门。
王建国的办公室在三楼最里头，门牌上写着技术中心。
我敲了两下，里头说“进”。
他正泡茶，紫砂壶嘴冒着白气，屋里一股熟普的味儿。
“小许，来得正好，坐。”
我没坐，站在他桌子前头。
我把手机掏出来，屏幕朝上，搁在他那张压实木桌上。
他瞟了一眼，端起茶碗吹了吹。
“公司有公司的考虑。”
“王经理，”我说，“那台涂布机是我带着人调了三年。”
“知道，知道。”他把茶碗放下，“你的功劳，我心里有数。”
“八百万的盘子，我拿两万五。”
“话不能这么说。”他手在桌面上按了按，“盘子是盘子，你是你。”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中间隔着一壶冒气的茶。
过了一会儿，他从抽屉里抽出一沓纸，A4的，复印件。
纸边裁得挺齐，左上角钉着个订书钉。
“你那本子我早复印了，谁不会看？”他把纸往我这边推了推。
我喉咙里那句话，到嘴边，又让我咽回去了。
“那这本，是不是该交上去归档？”我问。
“交不交都行。”他笑了笑，“反正该有的，公司都有了。”
“钱副总知道这个分配？”
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没答，喉咙里响了一声。
“那我去问问他。”
“小许。”他终于开口，“你要真想问，就往上问。”
“行。”
我转身出去，手在门把上攥了一把。
门带上的时候，茶碗盖磕在碗沿上，响了一声脆的。
分管生产的钱副总在四楼，门口摆着一盆绿萝，叶子尖发黄。
秘书姓周，二十七八，见了我先笑。
“许工，钱总在开视频会呢。”
“我等。”
我在走廊那排塑料椅上坐了四十分钟。
椅子硬，坐久了腰发酸。
中间出来过一个人，端着杯子去接水，看都没看我一眼。
后来我听见里头的门响了一声。
我站起来，正看见钱副总从另一头进了电梯，西装下摆一闪。
电梯门合上的时候，他侧过脸，往走廊这边瞥了一下。
我站了一会儿，把工牌从脖子上摘下来，攥在手心里。
孙总的办公室在五楼，实木门，门缝底下透着光。
我敲了三下。
里头没人应。
我又敲了两下，听见有人咳嗽了一声，很轻，像是捂着嘴。
我在门口站了能有五分钟。
走廊尽头挂着厂里的宣传板，红底黄字，写着“质量是命”。
我把工牌重新挂回脖子上，转身下楼。
楼梯间里有股铁锈味儿，混着烟味，不知道谁在这儿抽过。
下到二楼，我拐进洗手间，拧开水龙头洗了把脸。
水是凉的，凉得人一激灵。
镜子上蒙着一层水汽，我抬手擦了擦，看见自己的脸。
四十出头的人，眼袋耷拉着，头发里夹了几根白的。
我盯着镜子看了会儿，没看出什么名堂来。
出了行政楼，天阴着，厂区的水泥地发青。
货车在装货，叉车来回跑，喇叭嘀嘀响。
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机器该转还转，货该发还发。
我站在那儿，风把棉袄下摆吹得一鼓一鼓。
到家的时候快十二点，锅里的排骨已经盛出来了，扣着个碗。
媳妇坐在餐桌边，手里捏着她那个小本子。
“签了？”
“签了。”
“多少？”她明知故问。
“两万五。”
她翻开本子，在最新那行写下一笔，写完把笔帽扣上。
“去年四万二。”
“嗯。”
“今年上了新线，你天天加班到十点。”
“嗯。”
她不说话了，把本子合上，搁在酱菜瓶旁边。
我把碗拿开，排骨还冒着热气。
“朵朵呢？”
“写作业去了。”
我扒了两口饭，饭有点硬，是昨天剩的米。
“王建国拿多少？”她忽然问。
我筷子停了停。
“六百五。”
她“哦”了一声，声音挺平的。
过了会儿，她说：“咱们也别跟他比，人家是领导。”
“嗯。”
“那八百万里头，你们车间一共分多少？”
“一百四十七万五，二十六个人。”
她低头算了算，没算出来，也没再问。
屋里有股排骨汤的味儿，混着煤炉子的味儿，腻得慌。
我放下筷子，说：“我出去抽根烟。”
“你不是戒了吗？”
“今天抽一根。”
我站在楼道窗户边，把烟点上，烟头红了一下。
楼下有人放炮，啪的一声，惊得麻雀都飞了。
烟灰长长的，我没弹，让它自己落下去。
腊月二十六，离过年还有四天。
手机又响了，这回是老家那边的号。
我接了。
“小许啊。”我妈的声音，隔着几百里地，有点飘。
“妈。”
“你在哪儿呢？怎么这么吵。”
“楼道里。”
“哦。”她咳了两声，那种从很深的地方咳上来的声。
“妈，药还够吃不？”
“够，够。”她顿了顿，“你表弟昨天给我送了两条鱼。”
“你那边冷不冷？”
“一点不冷，白天二十多度，我早晚还穿件薄褂子。”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听见那头有海浪的声音，一阵一阵的。
“今年……你们要不来这边过年？”她问得挺小心。
“厂里放假早。”
“那太好了。”她声音一下子亮起来，“我租的屋有两间。”
我捏着手机，站在楼道窗户口，看楼下一辆一辆电动车骑过去。
“妈，我明天就去买票。”
“哎，哎。”她连应了两声，“我去买点排骨。”
“你别忙活。”
“我不忙活，我闲着也是闲着。”
挂了电话，我把烟屁股摁灭在窗台上。
回到屋里，我对媳妇说：“过年去海南。”
她正在收碗，手停了一下。
“去海南？”
“嗯，我妈一个人在那边。”
“票呢？这时候票难买。”
“我去买。”
她把碗摞起来，端着往厨房走，走到门口又回头。
“今年……咱们手头紧。”
“我知道。”
她没再说，进了厨房，水龙头哗哗地响起来。
我坐在桌前，把那本蓝皮本子从兜里掏出来，搁在桌上。
本子摊开，最后那页是空白的。
封底内侧还是那张黄纸，胶带翘着角。
我用手指头按了按，又按了按。
然后我掏出手机，长按电源，屏幕黑下去，震了一下。
关机。
媳妇从厨房出来，看见了，什么也没问。
第二天一早，我骑着电动车去了火车站。
腊月二十七，售票厅里挤得像罐头，队伍拐了两个弯。
排了一个半小时，站得小腿肚子发胀。
窗口里的小姑娘说，去海南的只剩站票，还得在株洲中转。
“要吗？”
“要，三张。”
她把票从窗口底下推出来，纸是粉色的。
我捏着三张票出来，风一吹，眼睛里有点发酸。
回家路上买了十斤橘子，一兜子，拎着挺沉。
下午媳妇收拾行李，把棉袄换成薄外套，嘴里念叨着带什么不带什么。
“你妈那边有洗衣粉没？”
“有。”
“那我不带了。”
她叠衣服叠得很平，一件一件往上摞。
朵朵在旁边蹦，问海南有没有海。
我说有，还能捡贝壳。
她高兴得直拍手，跑去把凉鞋翻出来，鞋面上还有去年的沙。
我把那罐萝卜干从碗柜最里头拿出来，拧了拧盖子。
罐子是玻璃的，我妈去年秋天腌的，还剩大半罐。
媳妇说：“带这个干啥，那么沉。”
“我妈爱吃。”
她没再说什么，找了两层塑料袋把罐子裹上，塞进包里。
腊月二十八早上五点半，我们出了门。
天还黑着，路灯底下飘着点碎雪。
朵朵趴在我背上睡，热乎乎的。
火车是七点二十的，硬座。
车门一关，暖气烘上来，玻璃上很快糊了一层白的。
我把包搁在脚边，那罐萝卜干硌着我脚踝。
火车动了，窗外一排排房子往后倒。
媳妇靠着窗，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朵朵在我腿上睡得直咂嘴。
我睁着眼睛，一路看着窗外的天亮起来。
到陵水是第二天下午，转了两趟车，人是木的。
我妈在出站口站着，穿了件枣红毛衣，离老远就挥手。
“小许！朵朵！”
朵朵撒腿就扑过去了。
我妈把她抱起来，抱了一下就放下，说腰不行。
租的屋在一条巷子里，二楼，两间，月租一千二。
墙皮有点返潮，靠床那面起了一片霉点。
窗户朝东，早上的太阳晒进来，能晒到中午。
屋里一张床、一张桌、一个煤气灶，还有几把塑料凳。
我妈说：“简陋了点，你们将就。”
我说：“挺好的，比家里暖和。”
晚上我妈炖了排骨，放了不少姜，说这边湿气重。
桌上摆了四个菜，还有我们带来的那罐萝卜干。
我妈夹了一筷子，说：“还是我自己腌的咸淡对。”
那顿饭吃了很久，她一直在说这边的事。
说早上五点半有人在海边打太极。
说隔壁住的是哈尔滨的一对老夫妻，天天给她送地瓜。
说她咳嗽好多了，药也省着吃。
我听着，一口一口地扒饭。
海南的米饭是长粒的，比家里那种松散。
饭后我下楼扔垃圾，站在巷子口抽了根烟。
巷口有棵大榕树，树底下摆着几张塑料桌，一桌人在打牌。
海风是暖的，带着腥味。
我把手机掏出来看了看，黑着屏，跟块砖头一样。
然后我又塞回了兜里。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妈就把我叫起来了。
“走，跟我去海边，晚了太阳晒。”
海边有好多老头老太太，走得慢慢的。
我妈走得也慢，走两步歇一步，手里拎着个布袋子。
回来的路上买两根油条，一碗粉汤，粉汤里搁着酸笋。
上午我在楼下修我妈那辆旧自行车，链条锈了，上了两回油。
“你这车多少年了？”我问。
“你表弟淘换来的，不知道多少年。”
“骑的时候当心点。”
“我也不敢骑快的，就是去菜场。”
中午睡一觉，睡到两点，醒了听见巷子里摩托车来来回回。
下午陪朵朵在楼下捡贝壳，她的凉鞋踩得啪嗒啪嗒。
捡回来的贝壳堆在窗台上，第三天就有味儿了。
我拿刷子刷干净，用报纸摊在阳台上晾。
我妈在厨房剁姜，剁得案板咚咚响。
“小许，你那工作，是不是出啥事了？”
“没有。”
“你别糊弄我。”
“真没有。”
她把刀搁下，擦着手出来。
“你从小就这样，心里有事不说，脸上也看不出来。”
我笑了一下，说：“妈，我四十多了。”
“四十多咋的。”她转身回厨房，“四十多也是我儿子。”
那罐萝卜干一天天见少。
到二月二的时候，就剩个底儿了。
我妈把它刮出来，下了一碗面，面汤里飘着几点辣子。
吃完她把罐子泡在水里，说要洗干净带回老家再腌。
正月初八厂里开工，我不知道，是后来听说的。
那天早上八点，车间开线，涂布机一响，声音不对。
老孟说，那声音像有什么东西在里头蹭。
第一批卷子下来，面密度一边厚一边薄。
质检抽了三个点，两个不合格。
王建国去了车间，站在机器旁边看了半天，什么也没说。
下午他把那沓复印件拿出来，一页一页翻。
翻到最后一页，后头是空的。
正月初十，我表弟的手机响过一次，找我的。
表弟姓林，在陵水开海鲜排档，我妈这边的事都靠他照应。
他捂着手机过来，说：“哥，一个姓孟的找你。”
我接过来，老孟在那头说：“小许，你在哪儿呢？”
“在外面。”
“什么时候回来？”
“不急。”
“车间那台机器……”
“机器怎么了？”
他那边顿了顿，说：“也没啥大事，就是不太顺。”
“那你找王经理，他手里有本子。”
“看过啦。”老孟的声音低下去，“看不出门道来。”
我把手机还给表弟，说了句“这号别再接了”。
表弟看了我一眼，没问为什么。
三月里，事情就藏不住了。
老孟又打了一次电话，说这回货全退了。
德国那边的一个认证，第一次测就没过。
表弟把话传给我，我在楼下的塑料椅上坐了一下午。
那天下午我什么都没干，就看着对面楼顶上晾的被子。
风把被子吹起来，又落下去。
四月底，我媳妇打来电话，她还在镇上药店上班。
“厂里出事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
“镇上都在说，说咱们厂退了好多货。”
“嗯。”
“你什么时候回来？”
“再说。”
“小许。”她停了停，“朵朵下个月得报名上学前班了。”
“我知道。”
“报名的钱……我这边先垫上。”
“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卖椰子的三轮车慢慢推过去。
卖椰子的人喊了一嗓子，声音被风扯散了。
五月底，表弟拿着手机冲上楼来。
“哥，你看这个。”
屏幕上是条新闻：恒昱新能源海外订单大面积违约，预计损失逾二十亿。
我拿过手机，往下划了划。
“直接赔付八个亿，退货运费加报废四个亿，产线停机六个亿。”
“后头三年的大单全黄了，业内估算七个亿。”
“合计二十五亿。”
我把手机还给他。
表弟咽了口唾沫，说：“哥，这是你们厂吧？”
“嗯。”
“那……这跟你有关系？”
我没答，走到窗前。
楼下的榕树叶子绿得发亮，海风一阵一阵地进来。
我妈在里屋咳嗽，咳了两声，又咳了两声。
六月里我又待了一个月，哪儿都没去。
每天早上照旧去海边，照旧买两根油条。
只是有几次走神，油条忘在摊上，走到半路才想起来。
我妈看出来了，也没问，就是饭桌上多给我夹了两筷子菜。
“妈，你别夹了，我吃不了。”
“吃不了就剩下。”
“剩下糟践。”
“糟践就糟践。”她扒了口饭，“你瘦了。”
七月十五，我妈的药吃完了，我陪她去县医院复查。
医生是个年轻小伙子，说肺上有点阴影，得注意。
我妈在旁边笑，说没事没事，老毛病了。
出了医院，太阳毒得很，柏油路面发软。
我妈撑着伞，走两步歇一步。
回到屋里，我把她扶到床上，给她倒了杯水。
她喝了一口，把杯子搁在床头。
“小许。”
“嗯。”
“你要是想回去，就回去。”
我坐在床沿上，没吭声。
“我这边有你表弟。”她说，“你在那边，心里搁着一摊事。”
我握住她的手，手背上都是老年斑，皮薄得能看见青筋。
那天晚上我没睡，坐在阳台上坐到三点。
远处的海黑黢黢的，只有渔船的灯一两点。
七月二十六早上，我把手机从抽屉里拿出来。
充上电，黑屏亮起来，系统启动，一圈一圈转。
然后就是短信，一条接一条，震得桌板嗡嗡响。
未接来电一百三十七个。
短信八十四条。
微信的红点一直往上跳，跳到九十九，就不跳了，显示“99+”。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让它震。
震了能有五分钟才消停。
我妈从厨房出来，问：“那是啥响？”
“手机。”
“你不是说坏了？”
“充上电就好了。”
我坐在那儿，把短信一条一条往下翻。
最早那条是老孟正月初八发的，就四个字：出事了，回话。
后头是王建国的，三条，都是让我回电话。
再往后是钱副总，孙总，还有一个我没存过的号。
最后一条是陈董发的，时间显示七月二十，早上六点四十七分。
“小许，接个电话。”
我把手机拿起来，谁也没回，先打开了订票软件。
陵水到海口的高铁，海口到常州的飞机，最早一班是明天早上七点。
我订了一张。
订完我给媳妇打了个电话。
“我明天回来。”
“啊？”她愣了一下，“你妈呢？”
“她这边有我表弟。”
“哦……好，我去车站接你。”
“不用。”我说，“你在家待着。”
挂了电话，我进里屋，我妈正坐在床边叠衣服。
“要走了？”
“嗯。”
她没抬头，一件一件叠。
“把那个罐子带上，我洗干净了。”
“空罐子带回去干啥，路上还硌手。”
“带上。”她把罐子塞进我包里，“我回去再给你腌。”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表弟骑摩托车送我去高铁站。
天还没亮透，路上有雾。
到海口换飞机，落地常州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多。
飞机一开门，热气灌进来，比海南闷。
我背着包出机场，坐大巴到高铁站，再转一趟车回镇上。
七月二十六，晚上八点十分，车停在了清川站的站台边。
车门一开，一股热气混着铁轨的味儿涌进来。
我背着包下车，脚踩在水泥站台上，有点发虚。
清川站是个小站，一天停不了几趟车，站台上平时没几个人。
可那天，站台尽头站了一排人。
穿短袖的，穿衬衫的，好几个还打着伞。
为首那个我认得，陈董，公司的一把手，平时只在年会上见。
他旁边站着钱副总、孙总，还有王建国。
再往后还有七八个，有男有女，我大多叫不上名字。
我站住了。
包带子勒着肩膀，勒得生疼。
陈董先走过来，走得不快，皮鞋在站台的水泥地上叩叩响。
走到我跟前，他伸出手。
我把手递过去，他的手是热的，握得挺紧。
“小许。”
“陈董。”
“回来了。”
“嗯，回来了。”
他松开手，往后退了半步。
“这半年，委屈你了。”
我没接这句话。
“车上人多不多？”他问。
“不多。”
“那好，那好。”他搓了搓手，“咱们先回去，车上说。”
我说：“陈董，我不坐车。”
他愣了一下。
“你有话，就在这儿说吧。”
站台上风大，把他们的伞吹得歪歪的。
远处有卖冰棍的推着车走，喇叭反复放着一句“老冰棍”。
陈董回头看了一眼那排人，又转过来。
“行。”他说，“你说。”
我从包里把那本蓝皮的本子掏出来。
封皮的角都磨圆了，边上一圈黑。
我把本子翻到封底内侧，把翘角的透明胶撕开一条缝。
黄纸露出来一点，上头的字是铅笔写的，已经有点淡。
“这是啥？”陈董问。
“这半年，公司亏了多少钱？”
他停了一下，说：“二十五亿。”
“十八亿是直接损失，七亿是往后三年的单子。”
“对。”
我把那张黄纸轻轻掀起来一点。
“这上头就三十几个数。”
“湿度每涨五个点，辊压压力减多少。”
“冬天用一组，夏天用一组，中间还有四组。”
站台上安安静静，就剩推冰棍的喇叭声。
“复印本上没有这张纸。”我说。
陈董没说话，转头看了王建国一眼。
王建国的脸在路灯底下发白，两只手插在裤兜里。
“小许，”陈董回过头，“你要什么，你说。”
我把本子合上，抱在怀里。
“三件事。”
“你说。”
“第一，这本子还我，别再复印了。”
“行。”
“第二，去年那张分配表，让王经理当着全车间念一遍。”
陈董又回头看了王建国一眼。
王建国低下头，脚在地上蹭了一下。
“行。”陈董说，“第三件。”
“车间墙上那台温湿度计换掉，换成带记录的，谁当班谁签字。”
陈董等着我往下说。
我没往下说。
他愣了一下，问：“就这些？”
“就这些。”
他笑了，笑得不怎么好看。
“小许，钱的事，你不提？”
“陈董，你看着给。”
“我给你补八百万，一分不少。”
我摇了摇头。
他脸上的笑停住了。
“嫌少？”
“不是嫌少。”我说，“八百万是那个盘子里头的数。”
“我要的不是那个数。”
“那你要多少？”
“按我该得的算。”我说，“去年我该得多少，我自己算不来。”
“你们算得来。”
陈董站在那儿，两只手又搓了搓。
“行，明天上午九点，你到公司来，财务当面算。”
“好。”
我背起包，绕过他们，往出站口走。
钱副总喊了我一声：“许工，车在门口。”
“我自己走。”
出了站，广场上的灯亮着，水泥地还烫脚。
卖冰棍的还在喊，声音一阵一阵的。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到了公司。
财务室里坐了四个人，还有个律师模样的人。
算了一上午，算出来是一百八十七万。
我签了字，钱分四年给，第一笔下周一到位。
技术股百分之三，要签一份协议，我一条一条看了，签了。
陈董还说要给我换个办公室，我没要。
那张分配表，腊月里那份，第二天中午在车间门口念了。
王建国念的时候声音是平的，念到自己的名字，顿了一下。
车间里那一百多号人，谁也没出声。
念完他把表折起来，塞进裤兜，回办公室去了。
下午我去车间，温湿度计的厂家来了人，装了一台新的。
新机器带打印，一天出一卷纸，纸卷哗哗地转。
我在最上头签了第一个名字。
老孟站在旁边，帽子夹在胳肢窝里，跟半年前一样。
“小许，你这一走半年……”
“别提了。”
“哎。”他应了一声，也没再问。
我在车间待到下班，机器的声音听着比前几年顺。
那本蓝皮的本子还在我兜里，贴着胸口。
我没再往上写，就那么揣着。
回家的路上，我在桥头买了半斤卤牛肉，一兜青椒。
到家媳妇正掀锅盖，白汽腾地扑上来，糊了半扇窗玻璃。
“回来啦。”
“回来了。”
“洗手。”
我把包搁在沙发上，包里的空罐子碰了一下，当啷一声。
厨房里排骨炖着，味儿顺着门缝往客厅里钻。
朵朵趴在茶几上写作业，铅笔头秃了。
“爸，你带贝壳了吗？”
“带了，在包里。”
她扔下笔就跑过去翻。
媳妇拿勺子撇浮沫，撇一下刮一下锅沿。
“明天我回趟老家。”我说，“给我妈把罐子送过去。”
“我跟你一块儿去。”
“行。”
她把勺子搁在碗沿上，没再说话。
我把牛肉放在案板上，走到窗边。
窗外没什么风，槐树叶子静静地垂着。
楼下有人遛狗，狗链子哗啦哗啦响。
我把手从兜里掏出来，搭在窗台上。
风不大，吹得人觉着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