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文理学院，学了4年车辆工程，毕业5年后我们宿舍4个人活成了不同汽车服务人生。
这话要从2014年秋天说起，那时候我们四个刚搬进隆中校区那栋老宿舍楼，302室，窗户正对着后山那片橘子林。
我是襄阳本地人，家里在樊城开了个修车铺子，我爸修了三十年卡车，手上全是机油浸出来的黑印子。
另外三个，一个来自十堰，叫大军，他爸是东风厂的老工人；一个来自随州，叫小凯，家里种香菇的；还有一个是甘肃天水的，叫老郑，说话带着一股子黄土味。
我们四个学车辆工程，说白了就是跟汽车打交道，但谁也没想到，毕业五年后，我们活成了四种完全不一样的汽车服务人生。
那时候在文理学院，日子过得真是清苦又自在。
学费一年四千八，住宿费八百，我爸每个月给我打八百块钱生活费，我得掰着指头花。
食堂的襄阳牛肉面卖五块钱一碗，我通常只舍得吃三块五的热干面，多出来的两块五攒着买专业书。
大二那年冬天，我们四个凑钱买了个二手电饭煲，藏在衣柜里，晚上熄灯了偷偷煮挂面，就着老干妈吃。
大军家里条件好点，他爸在东风厂当车间主任，每个月给他一千二，但他从不乱花，攒着钱买了个二手笔记本电脑，我们整个宿舍都蹭他的电脑看汽车构造视频。
小凯最节省，他爸种香菇一年挣不了几个钱，他每顿就吃两个馒头加一碟咸菜，有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躲在被窝里啃凉馒头，心里酸得不行。
老郑倒是乐观，他说他们天水那边更苦，这日子算好的了。
学车辆工程，课程排得满满当当。
大一学机械制图，大二学汽车构造，大三学发动机原理，还有金工实习，要自己动手拆装变速箱。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三那年的拆装实习，我们四个分在一组，拆一台老旧的东风EQ140变速箱。
那玩意儿重得很，齿轮上全是黑乎乎的机油，我们蹲在实习车间里，一蹲就是一下午。
小凯手巧，他拆零件特别仔细，每个齿轮都用柴油洗干净了再按顺序摆好；大军力气大，负责搬抬；老郑心细，负责记录数据；我跟着我爸修过车，对工具熟悉，负责拧螺栓。
那天下午，我们四个满手油污，蹲在车间的水泥地上，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那些亮晶晶的齿轮上，老郑突然说了句：“咱们以后是不是都得跟这些东西打一辈子交道？ ”我们都笑了，谁也没想到，这句话后来真的应验了。
毕业那年是2018年，六月份，我们四个在宿舍里喝了一顿散伙酒。
买了两瓶襄阳本地的石花酒，还有一堆卤菜，鸭脖、鸭翅、花生米，花了不到一百块钱。
喝到半夜，大家都有些上头，大军拍着桌子说：“我回十堰，进东风，我要造中国最好的卡车！ ”小凯说他要回随州，他爸身体不好，香菇棚没人管，他得回去接手。
老郑说他要去深圳，那边汽车行业发达，他想去闯闯。
我说我回樊城，接我爸的修车铺子。
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很多豪言壮语，谁也没想到，五年后的日子，跟当初想的完全不一样。
毕业第一年，是大家最苦的时候。
我回樊城接手了家里的修车铺，说是铺子，其实就是两间铁皮棚子，在汉江大桥底下，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风直往脖子里灌。
我爸干了三十年，落下一身毛病，腰不好，一到阴雨天就疼得直不起来。
我接手的第一个月，就遇到一件糟心事。
有个开大货车的师傅，说是变速箱有异响，我拆开一看，是二轴轴承坏了，换一个要三百多块钱。
那师傅嫌贵，说我在坑他，在铺子门口骂了半个钟头，最后扔下一百块钱走了，连零件钱都不够。
我蹲在铺子门口，看着那辆大货车扬长而去，心里堵得慌。
我爸坐在旁边的马扎上，抽着烟，半天没说话，最后叹了口气说：“干这行，受气是常事，你得学会忍。 ”
大军在十堰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进了东风厂，但不是他爸那个车间，被分到了总装车间，一天到晚站着拧螺栓，一天下来胳膊都抬不起来。
他跟我说，流水线上的活儿，比想象中枯燥一百倍，一个班八个小时，重复同一个动作，拧同一个型号的螺栓，拧到后来，手都麻木了。
他爸想找人把他调到技术科，他不肯，说丢不起那个人。
小凯回随州种香菇，头一年就遇上菌种感染，几万棒香菇全烂了，赔了七八万块钱，那是他爸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
老郑在深圳，进了一家汽车美容店，从学徒干起，一个月工资三千五，租住在城中村，一间十平米的房子，一个月房租一千二，剩下的钱吃饭都紧巴巴的。
毕业第二年，大家慢慢有了些变化。
我的修车铺子，靠着老主顾的口碑，生意渐渐好起来。
我学会了修各种车型，从面包车到越野车，从手动挡到自动挡，连一些电控系统的问题也能处理了。
我添了一台电脑检测仪，花了八千多块钱，是分期付款买的。
那天晚上，我坐在铺子里，看着那台崭新的检测仪，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想起在文理学院的时候，大军那台二手笔记本电脑，我们四个挤在一起看汽车构造视频，那时候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现在真的干这一行了，才知道这行有多苦多累。
大军在东风厂干了两年，终于调到了技术科。
他说是熬出来的，跟他一批进厂的十几个大学生，走了大半，就剩他一个还在坚持。
他负责卡车底盘的改进工作，经常加班到深夜。
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测试一款新车型的悬挂系统，连续跑了三天三夜，困得眼皮打架，差点把车开进沟里。
我说你悠着点，他说没办法，厂里催得紧。
小凯的香菇棚，第二年换了新品种，又赶上行情好，总算把第一年亏的钱挣回来了。
他说他学会了在网上卖香菇，还搞了个直播，虽然看的人不多，但总算能卖出去了。
老郑在深圳，从学徒干到了店长，管着七八个员工，一个月能拿七八千了。
他说深圳那边车多，有钱人多，汽车美容这行，只要肯干，还是能挣到钱的。
毕业第三年，我们四个在微信上建了个群，叫“302修车铺”。
平时大家各忙各的，偶尔在群里聊几句。
那年春节，我们约在襄阳聚了一次。
我请他们在我家铺子旁边的馆子吃饭，点了几个硬菜，清蒸鲈鱼、红烧肉、干锅肥肠，还有一瓶石花酒。
吃饭的时候，大家说起各自的近况，都有些感慨。
大军说他准备结婚了，对象是厂里的会计，十堰本地人；小凯说他谈了个对象，是隔壁村的，准备明年结婚；老郑说他还在深圳漂着，没找到合适的；我说我还在修车，日子就这么过着。
那天晚上，我们喝到很晚，说了很多话，但谁也没提毕业时那些豪言壮语。
毕业第四年，是大家变化最大的一年。
我的修车铺，从两间铁皮棚子，换成了三间砖瓦房，还雇了两个学徒。
我买了辆二手面包车，专门用来跑上门维修。
生意好了，人却更累了，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晚上回来还要整理账目。
我爸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就在铺子里帮我看着，偶尔递个工具。
大军在东风厂升了职，当了技术科副科长，管着十几个人。
他说他现在不用拧螺栓了，但压力更大了，每天要开不完的会，写不完的报告。
小凯的香菇生意做大了，注册了个品牌，叫“随州小凯香菇”，还在镇上开了个门面。
他说他准备把香菇加工成香菇酱，走电商渠道。
老郑从深圳回来了，在襄阳开了家汽车美容店，加盟了一个连锁品牌，投了二十多万，其中十万是借的。
毕业第五年，也就是今年，2023年，我们四个又聚了一次，还是在襄阳，还是那家馆子。
这次是老郑请客，他说他店开业一周年，生意还不错，要庆祝一下。
吃饭的时候，大家说起这五年的变化，都有些唏嘘。
大军说他在东风厂待了五年，从拧螺栓的工人干到技术科副科长，算是熬出头了，但他觉得越来越没意思，每天就是开会、写报告、协调关系，跟技术打交道的时间越来越少。
他说他有时候怀念在总装车间拧螺栓的日子，虽然累，但心里踏实。
小凯说他的香菇酱卖得不错，一年能挣二十多万，但他爸身体越来越差，他得花更多时间照顾家里。
他说他有时候想，如果当初不回来，留在外面闯荡，会不会是另一种生活。
老郑说他的店生意还行，但竞争太激烈，襄阳城里有几十家汽车美容店，价格战打得厉害，利润越来越薄。
他说他有时候想，如果当初不回襄阳，留在深圳，会不会更好。
轮到我的时候，我端起酒杯，想了想，说：“我还在修车，修了五年了。 我爸修了三十年，我接着修。 有时候觉得这日子挺没意思的，天天跟机油打交道，手上全是洗不掉的油味。 但有时候又觉得，挺好的，至少我修的车，跑在路上，都是安全的。 ”我说完，大家都沉默了。
大军端起酒杯，说：“来，为咱们四个，干一杯。 ”我们碰了杯，一饮而尽。
那天吃完饭，我送他们走。
大军要回十堰，小凯要回随州，老郑回店里。
我站在馆子门口，看着他们的车一辆辆开走，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想起2014年秋天，我们四个刚搬进302宿舍的时候，窗户正对着后山那片橘子林，那时候橘子还没熟，青涩涩的挂在枝头。
现在，那片橘子林早就砍了，盖成了新教学楼。
我回到铺子里，学徒小李正在给一辆面包车换机油。
我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突然想起老郑在实习车间说的那句话：“咱们以后是不是都得跟这些东西打一辈子交道？ ”我笑了笑，站起来，走到铺子门口。
汉江大桥上，车来车往，那些车，有的是我修过的，有的是大军他们厂造的，有的是小凯的香菇车，有的是老郑店里美容过的。
我们四个，学了四年车辆工程，毕业五年，活成了四种不同的汽车服务人生。
但说到底，都是在跟汽车打交道，都是在为那些跑在路上的车服务。
我蹲在铺子门口，点了一根烟。
夕阳照在汉江上，金灿灿的，像铺了一层碎金子。
我想起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是蹲在这桥底下修车，一修就是三十年。
现在我接着修，不知道还要修多少年。
但我知道，只要路上还有车跑，就有人需要修车的人。
我们四个，不管是在东风厂造车，还是在随州种香菇，还是在襄阳开美容店，还是在桥底下修车，说到底，都是跟汽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
说了这许多，也都是家常闲话，大伙就当听个故事解闷。
日子总归是往好里过的，一家人齐心，就没有跨不过的坎。
我们四个，虽然活成了不同的样子，但每年春节，还会在群里聊几句，约着聚一次。
有时候喝多了，还会说起302宿舍，说起那台藏在衣柜里的电饭煲，说起那台二手笔记本电脑，说起那些满手油污蹲在实习车间里的下午。
那些日子，就像汉江里的水，流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但那些日子，又像我们手上的油味，洗不掉，一直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