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厨房角落翻出一个坛子。坛口蒙着灰色的塑料布，红皮筋勒了三道，塑料布上落着灰尘，还有半张没撕干净的标签，写着“众泰汽车·仪表车间·2016年第一季度”。我认得那标签，是父亲从厂里带回来的。坛子侧面有一道裂纹，铁丝箍着，铁丝已经生锈，嵌进坛身的泥里。我蹲下来，手指碰到那圈铁丝，冰凉。
父亲是众泰仪表车间的工人。这个坛子他用了大半辈子，比我的岁数还大。每年冬至前，父亲都要买一袋子白萝卜，洗净，切成拇指粗的条，摊在竹匾上晾两天。晾到萝卜条发蔫、边角卷起来，他才一层盐一层萝卜地码进坛子，压上一块从河边捡来的青石头，再用塑料布封口。他说，车间的活是铁的，这坛子里的活才是日子。“厂里食堂的大锅菜没有味，你妈走得早，我下饭全靠这一坛。”我坐在灶台边写作业，听他说这些，见他从坛子里夹出一块萝卜干，嘎嘣一声咬开，咸味飘过来。那时候众泰正红火，2016年，厂里销量三十三万辆，父亲衬衫口袋里别着“质量标兵”的徽章。他说：“三十三万辆，每辆车都有一块仪表盘，每一块仪表盘都经过我的手。”说完又夹一块萝卜干，眼睛亮得像坛子里的卤水。
那两年，父亲带回家的东西很多。洗衣粉、毛巾、印着“ZOTYE”的搪瓷杯，还有车间里报废的仪表指针和线束。他把这些堆在窗台上，说厂子好，东西发得多。有一回他带我去厂里看生产线，机器轰隆隆响，工人们穿着蓝工装，父亲在流水线前蹲下，指着正在装配的仪表盘说：“你看，速度表、转速表、水温表，都是从这里出去的。”我记得厂门口停着一排新车，父亲拍了拍其中一辆，说是厂里按照保时捷的样子设计的，大家都叫它“保时泰”。我那时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威武的人。
众泰是从2018年开始不对的。先是工资拖两个月，后来拖到半年，再后来，厂里发不出工资，就拿库存的摩托车仪表抵。父亲把仪表抱回家，摞在窗台上，擦干净，问我：“你有没有同学学电子？你帮我问问，看能不能卖掉。”我摇摇头。他就不说话了，把仪表收回纸箱，塞进床底。那年冬天的坛子，他放了很多辣椒，萝卜干又辣又咸。他喝酒，说：“辣一点，心里就不堵了。”我不敢说自己被辣出了眼泪，只看着他。
2021年，重整的消息是从电视新闻里听到的。父亲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遥控器，半天没动。后来厂里通知交工牌，他回来时提着一个工具箱，里面是他用了一辈子的游标卡尺和螺丝刀。他把工具箱放到坛子后面的煤堆上，又把坛子蒙上塑料布。我问他还腌不腌菜，他说：“厂子都没了，腌菜给谁吃？”那以后，坛子就在角落里一直空着。有两年，众泰又复产了一些车，父亲从新闻里看到，说“造了五百台”。隔年又说“造了一千台”。再后来，新闻里说产量是零台。他不再提起。
我在外地工作，只能从手机新闻里追看众泰的消息。今年8月，一条标题跳出来：“昔日‘神车’众泰7年来首次盈利！”我点开，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上半年营收1.9亿，同比下降32%，归母净利润8000万，扭亏为盈。再往下看，营业收入主要靠汽车配件和门业，占85%；整车业务还是没有复产，只发了一些海外订单。扣除非经常性损益，还是亏1.5亿。盈利是因为注销了低效的子公司，拿了2亿补偿款。如果父亲还在，他一定会说：“门业，防火门，防盗门……我们造了一辈子车，最后靠门活着。”可他已经不在了。去年冬天他病重，我赶回老家，他已经不能下床，但还是让人扶着，坐到厨房那张椅子上。他看着角落里的坛子，嘴里反反复复念着：“盐要一层，萝卜要一层，压上石头……”我给他倒水，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说：“那坛老卤我没倒，但你尝不着了。”我那时候没听懂。腊月廿九凌晨，他走了。我把他的工牌和那半张《众泰汽车报》收进铁盒，葬在老家后山。
这半年，我一直在城里处理自己的事，老房子没怎么回来。今天推开厨房门，门轴响了一声，我一眼看见那个坛子。坛子还在，塑料布还蒙着，灰尘更厚了。我蹲下来，忽然想，父亲腌了一辈子萝卜干，我也该自己腌一次。我学着记忆里的步骤做了一遍，但做出来的味道不对：买萝卜，洗净，切成拇指粗的条，在竹匾里晾两天；一层盐一层萝卜码进坛子，倒了半杯白酒，用塑料布扎紧口，压在角落里。等了一个星期，我揭开坛子，夹出一块萝卜干，放进嘴里，又咸又苦，没有父亲做的那种脆生生的甜。我站在厨房里，嘴里含着那块萝卜干，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一刻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就站在那里，手也不知道放哪儿。风从门缝灌进来，塑料布哗哗响。我把萝卜条吐出来，想倒掉这坛东西。
可是等我一层一层掏出来，手指在坛底碰到了什么。湿漉漉的，硬硬的，被我的新萝卜压在最下面。我拨开零碎的菜叶，看见一小块褐色的萝卜干，泡在陈年的卤水里，边缘已经发黑，却没有坏味。那是父亲最后一坛萝卜干，他忘了吃，或者故意没吃完，留在了坛子底下。
我把它拣出来，擦干，轻轻咬下一小块。
我尝了一块，是那个味道。但扭头一看，厨房里只有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