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加拿大对华电动汽车的立场实现了大转弯——从先是加征高达 100% 附加关税，把中国电动车挡在大门外，到如今宣布要与中国开展全面合作、推动中加合资制造电动汽车，并允许中国电动车进入本国市场。 这个变化的节奏和力度，让人不禁要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对全球汽车产业格局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妨从几件有代表性的事件串起来看清这条线。
2024 年 10 月，加拿大政府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了 100% 的附加关税，附加在原有的最惠国税率 6.1% 之上，相当于总税率达 106.1%。 这样的举措让中国品牌在加拿大市场一度几乎“看不见”。 这项政策当时与美国对华贸易立场保持一致，目标是保护本土制造业免受外来竞争冲击。
到了 2026 年 1 月中旬，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访华时，中加达成了一项贸易安排。 根据协议，加拿大将允许 每年最多 4.9 万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以 6.1% 的最惠国税率进入市场，不再征收此前的 100% 附加税。 这一数量大约占加拿大新车市场不到 3%，虽然看起来份额不大，但象征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中国逐步降低了对加拿大油菜籽等农产品的高额关税，配合这一贸易互动模式。
紧接着，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妮·乔利在 2 月 6 日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加拿大正在推动与中国车企在加拿大建立合资电动汽车工厂，并计划将这些车型出口到全球。 她指出，加拿大一些本土零部件公司，如麦格纳国际、利纳马（Linamar）和马瑞天国际等，已经在中国有业务布局，可以在合资项目中发挥作用。
这三件事构成了一个时间顺序清晰的逻辑展开：从先抵制中国电动车，到重新开放市场，再到产业合作，这其中既有政策调整的痕迹，也有对现实产业竞争格局的认识。
对汽车产业观察者而言，加拿大这次政策转向并非偶然。 加拿大传统上对美国市场有很高的依赖度，90% 以上的汽车和约 60% 的零部件都是出口到美国的。 但在特朗普或美国政府提出对中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之后，这种依赖关系反而把加拿大本身的产业放在了一个脆弱的位置上。 美国的保护主义措施并未显著提升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反而通过关税和贸易壁垒，改变了北美地区的供应链配置和消费者选择。
加拿大国内的汽车和零部件制造链并不像美国那样完整。 加拿大虽有安大略省等汽车制造基地，但这些生产基本是为北美供应链服务，尤其是为美国市场生产车型和零件。 因此，当外部压力加剧时，加拿大本国产业会同时受到波及。 那种“保护本土产业”的初衷，可能在实际操作中反而让产业收益减少，尤其是在全球电动车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
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已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电动车产销量榜首，在电池、电控、平台化架构、供应链体系和生产规模等方面具备全球竞争力。 这种成熟的产业体系为中国车企进入海外市场提供了基础。 中国电动车品牌不仅在国内市场表现亮眼，也在欧洲、东南亚甚至南美获得可观销量，这说明它们并非“廉价替代品”，而是具备与欧美传统品牌竞争的实力工具。
基于这样的产业对比和全球市场走势，加拿大选择与中国合作，不再单纯对抗，而是寻求互补与合作。 在与中国展开合作的前提下，一方面可以通过进口配额丰富本国市场车型选择，缓解消费者成本负担；另一方面通过合资项目将部分制造和供应链转移到本土，这不仅能为本地零部件供应商打开新的业务空间，还有助于增强本国在电动化时代的技术积累与生产经验。
这种中加合作的逻辑体现了“互补与竞争并存”的现实状态。 从消费者角度看，许多中国品牌车型凭借性价比和配置优势，在全球市场受到欢迎。 允许这些车型进入加拿大市场，有望让消费者在购车时拥有更多选择，尤其是在价格敏感型细分市场中。 而对于部分本土制造商来说，与中国车企的合作可能带来新的订单和技术合作机会，这在北美传统汽车制造受制约的情形下是一个不小的发展机遇。
不过，加拿大政策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 有报道指出，安大略省省长和一些制造业代表担心与中国的合作不会实际带来大量就业机会，甚至可能让本土制造业面临更大竞争。 政策制定者在推动开放市场与保护本土产业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并不容易。
从贸易关系的大背景看，这次政策调整也伴随着更广泛的贸易博弈和外交互动。 加拿大与中国达成“电动车换油菜籽”的互降关税协议就是一个明显例子：通过减少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换取对方降低农产品出口税率，这种安排在经贸谈判中很常见，它把产业谈判和外交关系结合起来，是一种现实利益互换。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加这次合作的视角并非单一的市场进入，而是涉及到汽车产业供应链重塑。 随着全球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重心逐渐从传统西方制造中心转向更广阔的全球布局，中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能成为全球产业布局的一部分。 加拿大如果能够借助中国企业成熟的供应链和制造经验培育本土制造能力，那么这种合作潜力将远超单纯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影响。
当然，这种合作模式并不是没有风险。 产业政策的调整往往会牵涉到就业、投资、技术转移以及长期产业生态的重塑。 对于加拿大而言，如何确保合资项目真正形成本地生产能力、带动就业以及增强产业链自主性，是政策执行阶段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在这样的全球贸易格局重塑背景下，加拿大从最初的贸易壁垒转向合作策略，无疑反映了一种从对抗政策到开放路径的思考方式调整。 对汽车产业来说，这样的政策变化不仅涉及关税数字，而是牵动市场、供应链和未来制造布局的深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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