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在数钥匙。
三十七把，串在一个铁圈上。每把的把手上都缠着一小条胶布，胶布上是我写的字，蓝黑墨水，写了十几年，有的已经糊了。三号库，西配电，东门水房，档案室里柜，档案室外柜。
数到第三十把，财务的小杨站到了我桌子边上。她手里捏着一张打印纸，捏得边角都卷起来了。
“陆姐。”
“放这儿。”
她把纸放下，没走。我抬头看她一眼，她眼睛有点红。我低头看那张纸。
年终奖核算表。一列名字，一列数字。我那一栏，三点五。
我看了大概两秒，把纸对折，再对折，塞进包里。
“陆姐，那个……”她说，“系统是按在岗自然日折算的。您十二月三十一号合同到期，核算截止是三十号，那天您在办手续，系统就把您记成……”
“哦。”
“这个可以申诉的，我帮您走流程。”
“行，我知道了。”我说，“你去忙吧。”
她走了。我把钥匙串收进抽屉，隔了两分钟，又拿出来，放进包里。
然后我去开会。
二楼小会议室，暖气开得足，一进门眼镜就起雾。裴国栋坐在主位上，端着杯子喝了口水，说今年效益不好，大家都体谅。然后他开始念名单。
念到方磊的时候，他念的是九十万。
底下有人吸了一口气。我没吸。我在鼓掌。两只手拍在一起的时候，手心是湿的，我在桌子底下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
方磊坐在我斜对面，一直低着头，耳朵红到脖子根。他今年三十二，跟了我六年。去年在南塘巷那边换了房子，孩子两岁，老婆又怀上了。这些我都知道。我不知道的是九十万这个数。
散会以后我回办公室，把下周的活分了。三号库要盘，西配电的图纸要补，档案室那边有人要来调资料，我说先放着。
小杨又来了一趟，说重组那边要三年的资产台账，她从系统里导了。
“系统里只有三年的。”我说，“二〇二一年以前的，系统里没有。”
“那怎么办？”
“档案室。”
她点点头走了。我桌上有个档案盒，侧面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二〇二一至二〇二三。盒子是满的。
钥匙串上三十七把，没有一把是开我自己家门的。
楼下的猫又趴在传达室的窗台上，尾巴垂下来一截。
快下班的时候，裴国栋从会议室出来，走到我桌子边上站着。他没说话，先看了看我桌上那个档案盒。
“陆敏。”他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我说：“哦。”
然后我把钥匙串从包里拿出来，搁在桌上，摆正，又收回去。
02
裴国栋的办公室在三楼最里头，比我的大一半，多一个沙发，多一盆绿萝。绿萝养得不好，叶子尖都黄了。
他给我倒了杯水，温的。他记得我胃不好，这事他记了十几年。
“合同的事，”他坐下就说，“人事那边走流程走漏了，我昨天才知道。”
我说：“哦。”
“你别哦。”他把杯子往我这边推了推，“我今天是来跟你商量的。再签两年，条件你提。”
“不用了。”
“陆敏。”
“真不用。”我说，“我今年四十六了。”
他停了一下，从抽屉里拿出一叠东西放在桌上，用手压着。
“重组方案下周三要报。”他说，“资产来源那一块必须你来。别人理不清。”
“档案室最里面那个柜子。”
“钥匙在你那儿。”
“哦。”
“陆敏，你别这样。”
“我没怎么样啊。”我说。
他桌上摊着一份东西，封面是白的，右上角有个蓝色的小方块。标题我扫到了，《综合管理部职能调整方案》。底下落款那里有个名字。方磊。日期是三个月前。
我没伸手去翻。我就看了一眼。
“既然不续约，”我说，“集团重组的事就跟我没关系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他半天没说话。窗外有人在倒车，倒车提示音一遍一遍响。
后来他说：“上头给的时间是死的，人是活的。可我手里能活的地方不多。两百多号人。”
我说：“我知道。”
“你不知道。”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没跟你吵。”
他低下头，拿手搓了搓脸。他今年五十八，头发白了一半，白得不太均匀，左边比右边多。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坐在那儿，那杯水没动，也没放下。
走廊尽头站着方磊。他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盖子没开。他看见我，张了张嘴。
我从他旁边走过去了。
03
我回办公室，把柜子里的台账搬出来。
柜子最上面有个铁皮饼干盒，装些零碎。我伸手够台账的时候，盒子晃了一下。
牛皮纸封面，一本一本，蓝黑墨水写的。一共九本。第一本最旧，纸边已经起毛，翻的时候会掉渣。
二十七年前我进厂，十九岁，在车间做统计。老董事长那时候还不到六十，走路带风。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往桌上一放，铁圈撞在桌面上，响了一声。
他说，这些东西交给你，我放心。
那时候钥匙只有六把。后来一年一年往上加，加到三十七把。铁圈都换过两回。
中间我走过一次。十年前，有家公司在槐荫路那边，开的条件比这儿好。我去谈了两回，第二回人家把合同都打好了。我拿着那支笔坐了半天，最后说，我再想想。
回来的公交车上我在想，台账才写到第五本，还没写完。
三年前方磊在会上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些老本子迟早要进碎纸机。我记了三年。
现在写到第九本了。
我数了一遍。九本，一本不少。
不对。
第四本不在。
我把柜子底下、抽屉最里面、窗台上那个纸箱里，都翻了一遍。没有。我坐下来想了一会儿。想不起来。
窗外的停车场里，有辆车停歪了，占了两个位子。
04
我到家六点四十。周德海还没回来，他那个五金店在南塘巷，晚上常有人来配钥匙，走不开。
我淘米，下锅。冰箱里有排骨，拿出来化着。然后我开始擦厨房。
先是台面，然后是灶，然后是那排调料瓶。油瓶、酱油瓶、醋瓶、盐罐、糖罐，一个一个拿出来，用抹布擦干净，再放回去。瓶底有一圈黑印子，擦不掉，我用指甲抠了两下，抠掉一点。
擦到第五个的时候，门响了。
“回来了。”周德海在门口换鞋，鞋底在垫子上蹭了蹭。
“嗯。”
“今天怎么样。”
“还行。”
他哦了一声，去洗手。水声响了一阵，停了。
“闺女打电话了。”他说，“说她们宿舍暖气修好了。”
“哦。”
“她还说想吃你做的那个粉蒸肉。”
“周末做。”
他进了客厅，把电视打开，声音调得很小。我在厨房站着，手里拿着那个盐罐。
吃完饭我洗碗。四个碗，两个盘子，一双筷子。洗到最后一个碗的时候我停了一下，水一直开着，冲在碗底上，溅到手背上。
我把水关了。心里堵得慌，像吞了个没蒸熟的馒头。
周德海在沙发上刷手机，刷着刷着忽然说：“你那个年终奖，发了吗？”
“发了。”
“多少。”
“够买两斤排骨。”
他笑了一声：“那挺少啊。”
“嗯。”
他就没再问。电视里在放一个什么节目，主持人笑得很大声。
我把碗擦干，一个一个码进柜子，从大到小，排得整整齐齐。排到最后一个的时候放不进去——柜子里多了一个碗。白的，边上一圈细细的蓝线，跟我用了十几年的那个搪瓷缸子一个花色。
我蹲下来看了很久。
周德海在我身后说：“上礼拜路过，看着顺眼就买了。你那个缸子磕了口。”
我说：“嗯。”
我站起来，把柜门关上。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把手机拿出来，翻到方磊的对话框。我打了三个字，删了。又打了两个字，又删了。
我把手机扣在床头柜上。
我这一辈子给别人理家底，理到最后，自己的日子倒是一笔糊涂账。
05
最后一天是三十一号。天阴着，没下雨。
我拿了一个纸箱，从桌上开始收。台历，笔筒，那个用了十几年的搪瓷缸子。缸子我没放进去，放在桌角上。抽屉里东西不多，一个线团，两盒回形针，一管快干了的胶水。
纸箱是方磊昨天搬来的。箱子侧面印着别的字，我用胶带把字盖住了。
十点多的时候，方磊站在门口。他没进来。
“姐。”
“别叫姐。”
他站在那儿，手插进裤兜，又拿出来。
“那个方案，”他说，“我写了三个月。改了十七稿。”
“嗯。”
“第一稿不是这样的。”
“哦。”
他停了一下。走廊里有人推着车过去，轮子在地上吱吱响。
“落款那儿，”他说，“我留了你的名字。”
我手里的胶带停了一下。
“你要是不签，”他说，“我就得改成我自己的。”
“随便。”我说。
他没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把手里那杯咖啡放在我门口的柜子上，转身走了。咖啡还是没开盖。
我接着收。收完桌面收抽屉，收完抽屉收柜子。九本台账，一本一本装进纸箱。
装到最后一本的时候，我把封面翻开。
最后一页上有一行铅笔字。写得很轻，像怕人看见。
“以上条目，逐条核对无误。”
是方磊的字。他写字有个毛病，目字最后一横总是往上挑。
日期是十二月九号。
我拿到那张三点五的纸，是十二月十号。
我把本子合上，用两只手压了压封面，放进箱子里。我没去找他。他也没再来。
他们能撤我的岗，撤不掉那九本本子上的字。
下午三点，我把纸箱搬到楼下。门卫老赵帮我拦了辆车。他给我开车门的时候说，陆姐，你搁我抽屉那个信封，我给你收好了。
我说，嗯。
车开出去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三楼最东头那扇窗，窗帘拉着。
06
现在我不上班了。
南塘巷口有家店，修钟表，也修老收音机，老板姓丁，七十多了，眼神不行。他让我每周去三个半天，帮他理那些收来的旧东西——旧照片、旧账本、旧信封，按年份归好，贴上签。
我干这个比上班的时候自在。东西不会变，是哪年就是哪年。
上个月裴国栋打过一次电话。他问我档案室最里面那个柜子的钥匙。
我说在门卫老赵那儿，我走那天留了个信封。
他说没找到。
我说那我也不知道了。
他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陆敏，你……”
我说：“裴总，我在忙。”
就挂了。
方磊发过两条消息。第一条是过年的时候，第二条是上个月，说方案报了，让我有空回去看看。我没回。
周德海还是老样子。他记不住我什么时候去南塘巷，也还是不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但他现在会把那个新碗洗好，放在我惯常坐的位置上。就这一点变化。
前几天收拾阳台，我把那九本台账搬出来晒。梅雨天过了，纸有点返潮。一本一本摊在报纸上，风一吹，纸角会翻起来，我拿小石子压住。
第四本还是没找到。
那串钥匙现在挂在门口的钩子上。三十七把，我常用的只有三把：家门，楼下信箱，储物间。
晒到第三天，最旧的那本干了。我把它合上，放回铁皮饼干盒，盖子按下去，咔的一声。楼下有人在喊收旧家电，声音一层一层上来，喊到我们这一层就停了。我把盒子推回柜子最上面，够得着，不用踮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