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女人站在路肩上，朝着车灯的方向拼命挥手，军绿色的冲锋衣已经被雨水浇透了，贴在身上，勾勒出单薄的轮廓。王建军踩下刹车，解放J6的刹车气阀发出一声沉闷的叹息，车停在了距离她三步远的地方。他摇下副驾驶的车窗，冷风裹着雨水猛地灌进来。
她弯下腰，头发一缕缕贴在脸上，嘴唇冻得发紫，说话的声音打着颤：“师傅，我……我迷路了，手机没信号，能不能捎我一段？往前面镇子就行。”
王建军打量了她一眼，没说话，伸手推开了副驾驶的门。门轴吱呀作响。她犹豫了一瞬，裹紧了湿透的冲锋衣，爬了上来。车里暖气烘着，她坐下来之后整个人都在抖，牙齿磕碰的声音很清晰。王建军从驾驶座后面拽出一条干毛巾递过去，那毛巾上面还沾着上次从重庆拉货回来时没洗净的机油印子。她接过去，低低说了声谢谢，先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然后才把湿透的头发拢到脑后。
王建军这才发现，她脑后的头发剃得很短，露出干净利落的发际线。右耳朵后面有一道浅浅的疤，大约两厘米长，被雨水泡得有些发白。
“去哪？”他重新挂上挡，柴油发动机低沉地轰鸣起来。
“前面，坪上镇。”她报了一个地名，声音渐渐稳了下来，“我是省里的，过来查点事，走岔了路，绕到后面山道上去了，车子陷在泥里了。”
王建军嗯了一声，没多问。他从后视镜里扫了她一眼，后座上的行李包里露出一截黑色的对讲机天线，包口没拉紧。他挪开视线，专注地看着前方被雨幕模糊的路面。雨刮器有节奏地左右摇摆，在挡风玻璃上划出扇形的清晰区域，旋即又被新的雨水覆盖。
车子在湿滑的省道上开了将近四十分钟。她一直没怎么说话，只偶尔搓一下自己的胳膊，盯着窗外黑沉沉的雨幕出神。快进镇子的时候，王建军在一个亮着灯的小加油站停下，让她借店里的座机打了个电话。她说了几句什么，声音压得很低，王建军没刻意去听，只站在门口点了根烟，看着雨水从铁皮雨棚的边缘成串地落下来，砸在水泥地上溅起细碎的水花。
她挂了电话，推开门走出来，雨已经小了一些，变成了绵密的细丝。她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递过来：“师傅，车费。”
王建军没接。他弹了弹烟灰，说：“顺路。你赶紧的吧，这雨一时半会停不了，别冻感冒了。”
她的手顿在半空中，看了看他，把钱收了回去，手指蹭过裤子侧缝，那里有一块深色的痕迹，像是血迹干透之后的暗褐色。她说：“那……你给我个联系方式吧。我叫林雪。”她说话的时候目光定在王建军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很稳，像一个习惯性记住目标特征的人。
王建军报了一个手机号，是她问的，他就说了。没指望她真打。他在这条线上跑了五年，什么人都拉过，丢手机的小老板、被拖欠工钱的油漆工、离家出走的小姑娘，捎一段路是常事，他从没想过要谁还什么人情。她拿手机按了号码，拨了一下，他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两声，然后她挂断，说：“我记下了。”
她转身往镇子方向走了，步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冲锋衣下摆还在滴水，在水泥路面留下断续的水痕。王建军把烟掐灭，扔进加油站的铁皮垃圾桶里，爬上驾驶室，重新发动了车。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那个未接来电的号码归属地是省城，尾号9976。他没存，随手划掉了通知。
十天之后，他刚从贵州拉了一车矿渣回临汾，卸完货，把车开到城东的修车铺子做保养。老板老周钻在车底换机油，他蹲在旁边拿抹布擦轮毂上的泥巴，口袋里的手机响了。陌生号码，省城来的。他接起来，那头是一个女声，平静，但带着一丝不太确定的口吻：“是王师傅吗？我是林雪，十天前在坪上镇附近，你捎过我一段路。”
王建军捏着抹布的手停了一下。他记得这个名字，也记得那条干毛巾上残留的雨水和淡淡的铁锈味。他说：“嗯，记得。咋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像是在斟酌措辞。然后她说：“我现在在临汾，你方便告诉我你在哪吗？我想当面谢谢你。”
修车铺子门口的风把一张废旧的《临汾日报》吹起来，贴在了铁门栅栏上。王建军看着那张报纸，头版是一张模糊的监控截图，上面一行黑体大字：“省道连环盗窃案主犯落网”。他没有细看，老周在车底下喊他递一把十七号的扳手。
他冲着电话说：“城东，老周修车铺，二道巷进来走到头。”
挂了电话，他把手机塞回裤兜，站起身来，膝盖发出一声脆响。他不知道一个迷路的女人为什么会专程从省城休假跑来临汾道谢，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在后座上露出半截的对讲机天线和侧缝上的暗褐色痕迹意味着什么。
但他知道，既然她来了，这件事，就没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