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您好,请问去哪儿?”
我透过后视镜,看着后座上那个醉醺醺的女人。她是我老婆,李秀芬。此刻她正歪倒在后座,脸上的妆花了一半,口红蹭到了下巴上。
“去……去强子家。”她含糊不清地吐出这几个字。
我的手在方向盘上握紧,指节发白。强子。赵强。那个住在城东城中村的“男兄弟”。
“好嘞。”我笑着应了一声,声音稳得连我自己都意外。挂挡,松离合,车子平稳地滑入夜色中。
后视镜里,李秀芬已经闭上了眼,嘴里还在嘟囔着什么,听不太清。我摇下车窗,夜风灌进来,带着初夏的燥热。路边的霓虹灯招牌一闪一闪地掠过她的脸,那张我看了十五年的脸。
结婚十五年。我开了十二年出租车。
从她三十岁生日那天起,我就知道赵强的存在。那时我们住在老小区,她总说要去跳广场舞。后来我才知道,广场舞的场地离赵强开的小卖部只有三百米。
车子拐过解放路,往东走。城东那片城中村的路灯坏了大半,我减了速,两边是低矮的平房,墙皮剥落,像一张张烂了的脸。
后座的人突然坐直了,睁着一双发红的眼睛看向窗外。
“到了?这么快?”
“马上到。”我说。
她似乎清醒了一些,盯着我的后脑勺看。我没回头。
“你……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少?”她问。
我笑了笑,从后视镜里对上了她的目光:“乘客您好,我是代驾司机。请问您要去的是赵强家吗?”
她愣了一下,随即松了口气。她又把我认错了。或者说,她今晚根本就没看清过我的脸。
“对对对,就是那里。前面那个巷子,第二个铁门。”
我打了一把方向,车子拐进巷子。两侧的墙离车身不到半尺,倒车镜擦着墙皮,发出细微的刮擦声。
“多少钱?”她开始翻包。
“不用给。”我说,“今天是我最后一天跑车。”
“哦。”她显然没听进去,从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块钱,从座椅中间的缝隙塞了过来,“辛苦了啊师傅。”
我接过来,拿在手里。那张钱上还带着她的体温。
铁门开了,一个男人探出头来。四十来岁,头发油腻,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领口泛黄。赵强。他看见车,眼睛亮了一下。
我停稳车,李秀芬已经自己推开了车门。她踉跄了一下,赵强三步并作两步过来扶住她,动作熟练得像接过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
“谢了啊师傅。”赵强冲我挥手。
我点点头,把那张五十块钱塞进前挡风玻璃下面的置物盒里。那里已经堆了一堆零钱,硬币、纸币,什么都有。我跑车十二年,攒下来的习惯,每天没花完的钱就丢进那个盒子。李秀芬总说我邋遢,不知道清理。
赵强扶着李秀芬往铁门里走,她整个人的重量都挂在他身上。走到门口,她突然回过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距离不过几米,但夜色和车内的黑暗把我遮得严严实实。
她没看清我。
我也没有动作,就坐在那里,看着她被赵强半搂半抱地带进那扇铁门。门“咣当”一声关上了。
巷子里安静下来。远处有狗在叫,一声一声的,闷闷的。我坐在车里,没有急着走。方向盘上的手终于放了下来,手心全是汗。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保是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女儿站在中间,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手机突然亮了一下。一条微信消息,来自李秀芬。
“老公,今晚几个姐妹聚餐,我喝多了,就在丽丽家睡了,不用等我。”
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副驾驶座上。手重新握上方向盘,挂挡。车子缓缓退出巷子,刮掉了一小块后视镜上的漆。
回家路上,我开得特别慢。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像被人一根一根吹灭的蜡烛。
家里黑着灯。女儿住校,不在家。我打开客厅的灯,站在门口,看见鞋柜上摆着一双男人的拖鞋,蓝色的,四十二码。不是我的。我的拖鞋在鞋柜最底层,已经穿得底都快磨穿了。
那双拖鞋是李秀芬三个月前买的,说要给她爸来时穿。但她爸这三个月一次都没来过。
我走过去,把那双拖鞋拿起来,翻过鞋底。上面干干净净,一次也没穿过。我把拖鞋放回原处,走到卧室,打开衣柜。李秀芬的那一侧,最下面有个抽屉,带锁。锁被她用密码锁扣着,三位数。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里面有我记下来的一串数字:517。
那是女儿中考的分数。
锁开了。抽屉里有一个牛皮纸信封,我打开,抽出里面的东西。一张银行转账回执,五万块,转账时间是去年冬天,收款人赵强。一沓照片,都是赵强和李秀芬的合照,有的是在公园,有的是在饭店,有的看起来像在车里自拍。照片里,她笑得露出虎牙。我很久没见过她这样笑了。
我把东西放回信封,把信封放回抽屉,重新扣上密码锁。然后走到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手在抖,水洒了一半。我仰头喝完剩下的那半杯,走到客厅沙发上坐下。
黑暗中,我盯着天花板上那个黑点。那是去年漏水留下的印子,她说过好几次,让我找人修。我一直没修。现在觉得,可能不需要了。
第二天早上,李秀芬回来了。九点多,门锁转动的声音。她轻手轻脚地换鞋,走进来,看见我坐在餐桌前,面前摆着两碗粥和四个包子。
“起了啊?”她笑得自然,“我昨晚在丽丽家睡的,她老公出差了,我俩唠到半夜。”
我点点头,给她递筷子:“吃吧,粥还热着。”
她坐下,拿起筷子,夹了一个包子咬了一口。嘴里嚼着,眼睛却看向我的手腕。
“你的手表呢?”她问。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腕。那里有一圈比旁边皮肤浅的痕迹。那块表是她结婚十周年时送我的一块石英表,廉价,但一直戴着,戴了五年。
“昨晚出车,摘下来放车上了。”我说。
“哦。”她没追问,低头喝粥。
我看着她。她的脖子上,靠近锁骨的位置,有一块暗红色的痕迹,被衣领半遮着。她没有注意到我的目光,或者注意到了,但不在意。
“今天还出车?”她问。
“不出了。”我说。
她抬头看我一眼,有些惊讶:“怎么了?车坏了?”
我摇摇头:“车卖了。”
她的筷子停在半空,嘴巴微张。
“什么?”
“车卖了。”我重复了一遍,“昨晚卖的。对方直接付了现金,五万。”
她的脸白了一瞬间,但很快恢复过来,干笑了一声:“你怎么突然卖车?也没跟我商量一下。那以后跑什么?”
我没回答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
“这卡里是这十二年的积蓄,一共三十七万。密码是女儿的生日。”
她没有去拿卡,只是瞪着我,脸上的表情从干笑变成疑惑,再从疑惑变成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你什么意思?”
我站起身,把碗筷收进厨房的水池里。水龙头打开,水流冲刷着碗沿上的粥渍。
“房子归你。”我背对着她说,“存款归你。车卖了,钱在卡里,也归你。我什么都不要。”
身后的椅子“咣当”一声,她站起来了。
“周建国,你发什么神经?”
我没回头,继续洗碗。水流的声音很大,盖过了她的声音,但没有盖过她冲过来的脚步声。她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把我转过来。她的眼睛瞪得很大,脸上的妆是早上重新化的,眼线画得有些歪。
“你到底要干什么?说清楚!”
我看着她,看了很久。从她紧蹙的眉头,到她急促的呼吸,再到她脖子上那块暗红色的痕迹。
“李秀芬,昨天晚上,你坐的是我的车。”我一字一句地说。
她的手慢慢松开了。眼里的东西一点点碎掉,像一块冰在温水里裂开。
“你……你说什么?”
“我说,”我关掉水龙头,厨房里安静下来,只剩下她的呼吸声,“昨晚把你送到赵强家的人,是我。”
她后退了一步,撞到了厨房的门框上,手里的筷子“啪”地掉在地上。
“我没有去丽丽家。”她的嘴唇在发抖。
“我知道。”
“我……我跟赵强只是朋友。”
“我知道。”我点点头,“只是朋友。照片也是朋友拍的,五万块也是朋友借的,脖子上的印子,也是朋友不小心弄的,对吧?”
她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把早上刚化好的妆冲得一道一道的。
“建国,你听我解释……”
“不用解释。”我打断她,“我已经决定了。离婚协议我找律师拟好了,放在卧室床头柜上。你签个字,我们去民政局。东西我都不要,房子、钱、车,都给你。我只要一样东西。”
她哭着摇头,不断地摇头。
“我只要女儿的抚养权。”
她一下子停住了。眼泪还在流,但眼神变了。她从哭泣变成了一种我熟悉的愤怒。那种每次我拿回家的钱不够时,她脸上会出现的那种表情。
“你想把我逼死?”她的声音尖锐起来,“周建国,你一个开出租的,你有什么?房子是婚后财产,车也是,存款也是。你什么都不想要?你装什么圣人?你想让女儿恨我?你安的什么心?”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她。看着她歇斯底里地爆发。
“我告诉你,女儿不会跟你!你以为你配当爹?这些年你管过她吗?你天天在外面跑车,早出晚归,你管过我们娘俩吗?是赵强,是赵强每次来帮我修水管、修电视、修这个破家!”
她越说越激动,手指戳到我的胸口。
“你除了会开车,你还会干什么?你连我生日都记不住!你从来不知道我穿多大码的鞋,不知道我爱吃什么。你甚至不知道,我每天晚上一个人在家有多害怕!”
我听着。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扎进来,但不疼。也许是疼得太久了,已经麻了。
“你说完了吗?”我问。
她停下来,喘着气,眼泪挂在脸上,妆容已经花得不像样子。
“说完了就去签字吧。”我说。
她突然蹲了下去,抱着膝盖,嚎啕大哭。声音很大,邻居大概都听见了。但我不在乎。
我走到卧室,从床头柜上拿起那份离婚协议书,看了一遍。上面的内容很简单:夫妻双方因感情破裂自愿离婚。房子归女方,存款归女方,车辆变卖款归女方。女儿周小雨的抚养权,归男方。
我把协议书放在她面前的地上。她抬起头,眼睛红肿。
“我不签。”她说。
“那我会起诉。”我蹲下来,和她对视,“到时候法官会知道赵强的存在。女儿也会知道。你想想,她会怎么看她的母亲?”
她的身体抖了一下。
我站起来,走出厨房,拿起沙发上的外套。走到门口时,我停下来。
“我不是在报复你。”我说,没有回头,“我只是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
“什么事?”
“你从来不坐我的车。结婚十五年,你一次都没坐过。每次回娘家、去逛街、去接孩子,你宁愿坐公交、打的,甚至让赵强开着他那辆破面包车来接你,你都不肯坐我的车。”
我停顿了一下。
“所以昨晚你坐上那辆车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从上车的那一刻起,就没想过要回这个家。”
门关上的那一瞬间,我听见她的哭声变得更加撕心裂肺。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又灭了。
我走出去,站在楼下,抬头看我们家的窗户。阳台上,她种的那盆吊兰还挂在那儿,绿油油的,长得很旺盛。她总说那盆花是她从丽丽家折来的,插在土里就活,特别好养。我当时还笑她,说你这哪里是养花,这是偷花。她追着我打。
现在想想,那盆花大概是赵强送她的。
我低下头,往小区外面走。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女儿的电话。我接起来,她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清脆、嘹亮,像一只刚出窝的小鸟。
“爸!你猜我今天物理考了多少分?”
“多少?”
“九十一!全班第三!”
我笑了笑。这一笑,眼里的热意几乎要涌出来。我抬头看天,天很蓝,蓝得发亮。
“好,好。我闺女真棒。”
“那是!等周末回家,你得带我去吃烧烤,庆祝一下!对了,我妈呢?”
我沉默了一秒。
“她在家,有点事。我晚点跟她说。”
“哦,行。爸,那我上课去了啊,老师在窗户那儿看我呢。”
“去吧,好好听课。”
挂了电话,我站在路边。一辆出租车开过来,亮着“空车”的牌子。我招手,车子停下。车门打开的瞬间,我回头望了一眼那个住了十五年的家。
窗户上,好像有个人影,一闪而过。
我坐进车里,关上车门。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子,二十出头,后视镜上挂着一串檀香珠子。
“师傅,去哪儿?”他问。
我靠在后座上,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
“先带我在城里转两圈吧。”我说,“开慢点。”
“好嘞。”小伙子应了一声。
车子汇入车流。路两边的梧桐树遮住了大半天光,斑驳的影子落在车窗上,像一张张飞逝的脸。我闭上眼,想起十五年前,我骑着自行车去她家门口接她的那个下午。她穿着一件碎花连衣裙,从楼梯上跑下来,马尾辫一甩一甩的,眼睛亮晶晶的。
“周建国,你以后要开小车来接我啊!我可不坐自行车了!”她那时笑得像朵花。
后来我真的去考了驾照,贷款买了第一辆二手出租车。可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坐过我的车。
一次都没有。
一滴水落在我的手背上。我睁开眼,低头看了看。天没下雨。
“师傅,你这车里空调有点凉。”我对那小伙子说。
“啊?那给您调小点。”
“不用了。”我说,“凉点好。”
窗外的城市还在奔跑。我闭上眼,脑子里只剩下一个问题。
那个赵强,到底住在哪一栋楼,哪一个门牌号?昨晚太暗了,我没看清。
但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