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他的年终奖扣了。
那天是十月九号，国庆假期刚过完第二天。公司的财务把高管薪酬核算表发到我邮箱，我扫了一眼，他的那一栏写着：年终奖十八万七千。
我拿起内线电话打给财务总监，声音很平。
他今年的考核不达标，年终奖全额扣除。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总监大概想说什么，最后只回了一个字，好。
我知道这件事做得不地道。他所在的部门是我特意为他设的，战略研究部，听着好听，其实就是给我做投资方案的辅助岗。他每天研究我的项目，分析我的对手，帮我梳理各种数据。活没少干，但KPI是我定的，我说不达标，那就是不达标。
那天晚上回家，他已经在了。
客厅灯开着，他坐在沙发上看一份文件。我换鞋的时候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瞬，又低下头去。
我说，年终奖的事你知道了吧。
他说，知道了。
就这两个字。没有追问，没有争辩。文件翻过去一页，他的手指在纸张边缘按了一下。
我脱了外套挂在玄关，往厨房走。路过他身边的时候我闻到他身上没有烟味，他戒了三年了，我知道，我只是下意识地闻了一下。
冰箱里有我让阿姨提前做好的菜，我热了两份端出来。平时这个时候他会站起来接过盘子，顺便问我今天累不累。但今天他没有动，直到我把碗筷摆在他面前的茶几上，他才放下文件。
他说，谢谢。
我坐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筷子夹了一块排骨。他吃得很安静，没有看电视，也没有看手机。吃完以后他把碗收进水槽，冲了一下，放好。
然后他说，我出去走走。
门关上了。我听到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变远。
从那天开始，他就像换了一个人。
早上不再提前起来给我煮咖啡。以前他六点二十起床，磨豆、烧水、手冲，等我七点从卧室出来的时候，杯子和当天的财经日报一起放在餐桌我的位置上。现在他起得比我晚，我走的时候卧室门还关着。
中午他不再给我发消息。以前他会在十二点半左右发一条，通常是提醒我吃饭，或者转一条跟我行业相关的新闻加一句他的判断。现在我的手机整个白天安安静静的，除了工作群就是推送广告。
晚上回家，他要么在客厅看自己的书，要么在书房对着电脑。我走近的时候他不再最小化窗口，我走开他也不回头看。以前他会拉住我的手腕说，来看看这个方案，我觉得你那个并购的思路可以再优化一下。现在他面前摊开的都是些跟我无关的东西，有一本厚厚的民法典，还有几份不知道什么来源的合同模板。
他不再研究我的投资方案了。
这一点是最先让我感觉到不对的。
我手上有三个在谈的项目，两个跨境并购一个产业园融资。以前他每天都会过问进度，帮我做风险矩阵，连谈判策略里用哪个词他都替我想好。我说他是我最信任的外部大脑，他听了就笑，说，内部大脑，我是你丈夫。
现在他把这个内部大脑关掉了。
我起初觉得清静。少了一个人在耳边叨叨，决策反而更快。但过了大概一周，我发现自己开始频繁出错。有一份尽调报告的数据口径有问题，我没注意到，是法务部的人提醒我才知道。还有一个谈判条款，对方律师钻了空子，多要了三个点。如果在以前，他一定会提前把漏洞堵上。
我想找他聊聊。
那天晚上我推开书房的门。他坐在窗边，外面下雨了，十月的雨又冷又密，玻璃上全是水流下来的痕迹。他只开了一盏台灯，光打在他侧脸上，他发现我进来，把手里的一支笔放下了。
我说，最近在忙什么。
他说，没什么。
我说，我那个并购案有点问题，你要是有空帮我看看。
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很奇怪，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又像在打量一件旧家具。他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是把笔重新拿起来，在指间转了一圈。
他说，你公司有战略部，有投资部，有外部顾问，不缺人。
我站在门口，手扶在门框上。雨声很大，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轻。我想说什么，但不知道怎么接。
最后我说，行，你忙。
回到卧室我躺了很久没睡着。旁边的位置是空的，他在书房待到了后半夜，我听到他进来的时候动作很轻，甚至没有开床头灯。
我想不明白一件事。十八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对他应该也不算。他在我公司拿的年薪本来就不高，年终奖只是一个象征。他以前说过，钱你看着给，够花就行，我图的是跟你一起做事的劲儿。
那现在呢。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我跟自己说，他可能就是一时不高兴，过几天就好了。
但事情不是这样运转的。
十月中旬，我让他陪我出席一个行业晚宴。以前这种场合他从不推辞，会提前帮我准备名片，会在我跟人寒暄的时候站在半步之后，会在我需要数据的时候恰到好处地递上手机。那天我跟他提的时候他在阳台浇水，一盆绿萝，秋天长得慢，他浇得很仔细。
他说，我不去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没衣服。
我说，你衣柜里三套西装。
他说，都旧了。
水壶的嘴对准花盆边缘，水慢慢渗下去。他连头都没抬。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的。宴会上一个合作方的太太问我，你先生呢，怎么没来。我笑着说他有事。喝完半杯香槟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
进入十一月，天气冷下来，他变得比以前更安静。
不，应该说更规律。每天早上七点半出门，晚上六点半回家。后来我才从别人嘴里拼凑出，他在外面找了一份工作。一家很小的管理咨询公司，规模不到我公司的十分之一。他从战略岗变成了咨询顾问，做的全是一些零碎的小项目。
他没有告诉我。
或者说，他不觉得有必要告诉我。以前他入职我公司的时候，手续都是我去办的。现在他去了别的地方，我连他什么时候面试的都不知道。
那段时间我经常半夜醒来，看着天花板，感觉身边的位置越来越远。明明他还在那躺着，呼吸也稳，翻身也少，但我觉得他像是搬到了另一个房间。
我开始做一些以前不会做的事。
比如翻他的手机。趁他洗澡的时候，我拿起他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指纹解锁不好使，我试了密码，是他的生日，打开了。微信置顶的还是我，但最近一条消息是两周前，我让他帮我取快递。往下滑，都是些工作群。他没有跟谁暧昧，连跟同事聊天的语气都干巴巴的。这个人一点破绽都没有，干净得让人发慌。
比如查他的消费。我让财务帮我拉了工资卡的流水。他公司给他发的钱固定每月汇入，他用得很省。早上坐地铁，中午吃便利店，偶尔买书，偶尔买花。花是买回家插在客厅的瓶子里的，但从来没说是买给我的。他好像就是随手买的，放那儿，谁看都行。
比如我故意加班。以前我晚回他就打电话问要不要接，几点到，要不要留饭。现在我不打电话，他也不打。我十点进门的时候他房间灯是关着的，我十二点进门的时候还是关的。
他在用最安静的方式把我从生活里筛出去。
十一月底的一个晚上，我在公司待到很晚。
窗外是深秋的风，梧桐叶子已经落光了，路灯照着光秃秃的枝桠。我盯着电脑屏幕上的现金流预测表，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我把椅子往后一推，起身去茶水间倒水，经过会议室的时候，听到里面有人在打电话。
是战略部的副总监，他声音压得很低。
他说，你们那边还招人吗，我想动一动。
对面说了什么我没听清。
他又说，这边没意思，老板心思全在管她老公身上，项目推动慢得不行。
我站在门外，手里的杯子越来越沉。
第二天我把他叫到办公室。
他很少来我公司了，这几个月几乎没进过这栋楼。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瘦了，颧骨比以前明显，衬衫领口松了一圈。
我让秘书出去把门带上。
我说，你去了哪家公司。
他说，你不是知道了吗。
我说，我不知道具体名字，但你瞒着我。
他站在办公桌前，没有坐。双手插在裤兜里，肩膀微微后展。以前他见我的时候身体总是前倾的，像随时准备接住我抛出去的任何话题。现在他站得很直，像一棵树。
他说，我没瞒你，你也没问。
我说，那你回来吧，公司需要你。
他笑了。那个笑让我后背发凉。嘴角动了一下，眼睛里没什么内容。
他说，需要我什么。给你做方案。还是给你撑面子。
我说，你是我丈夫。
他说，今天不是了。你扣我年终奖那天我就想通了，我在你眼里值多少钱，你心里有数。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手搭在把手上。
他说，离婚协议我让律师准备好了，这两天寄给你。
门开了，又关上。
我坐在那，看着他碰过的那扇门。
十一月三十号，我收到了律师寄来的文件。
快递信封是灰白色的，很薄，上面的字是打印的。我拿在手里的时候手指有点僵，不知道是办公室空调太冷还是别的。拆封的时候我用了裁纸刀，刀片下去，纸张裂开的声音很轻。
里面是一式两份，离婚协议书。
条款很简洁。他不要房不要车，存款对半，各自名下的股权债务归各自。他甚至没要我这半年欠他的年终奖。最后一条写着，双方无其他争议，希望友好解除婚姻关系。
友好。
我把那张纸放在桌上，看了很久。窗外的天阴着，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好像要下雨。
我拿起手机，想给他打电话。翻到通讯录里他的名字，我存的是老公，两个字。手指摁下去又松开，松开又摁下去。
最后我没有拨。我去通讯录里翻出了他的律师的电话，是一位女士，声音很职业。她说，女士，协议有什么问题可以商量。
我说，他在哪。
她说，我没办法告诉你。
我说，你告诉他，我想跟他当面谈。
那边停了一会儿。我听到她敲键盘的声音，像是在查什么。
她说，他会跟你联系。
挂了电话以后我站在窗前。楼下的车流缓慢移动，红灯亮了排成一排，绿灯亮了呼啦散开。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去年冬天，大概是这个时候，他开车来接我下班。我上车的时候他在调暖气，风口对着我的腿吹。他说今天冷，你穿少了。我说我不冷。他伸手把我的围巾往上拉了拉，盖住脖子。
我的眼泪掉下来的时候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我用手背擦了一下，又擦了一下。办公室里没有人，窗帘拉着，只有我一个人。但我还是转过身去，对着书架，不想让自己的脸暴露在任何可能的视线里。
晚上回家，他不在。衣柜里他的衣服少了一半，洗漱台上他的牙刷和刮胡刀不见了。冰箱里还有他买的花，洋桔梗，紫色的，插在那个白瓷瓶里，花苞半开不开。
我坐在沙发上，那个他以前一直坐的位置。茶几上还放着他上次看到一半的那本民法典，书签夹在中间，是超市小票折的。我翻开那一页，是婚姻家庭篇。
我合上书。心脏跳得很重，每一下都像砸在胸腔的骨头上。
我给他打电话，手机响了一声被挂断。我再打，响了第三声他接了。
没有声音。
我说，协议我收到了。
他说，嗯。
我说，你在哪。
他沉默了很久。背景里有人在说话，有碗盘的响声，像是在一家小饭馆。
他说，在吃饭。
我说，你回来，我们谈谈。
他说，没什么好谈的，协议你看一下，有问题跟你律师说。
我说，年终奖我补给你，双倍。
他笑了一声，很短，像是从鼻子里哼出来的。
他说，李总，我不是因为钱。
电话挂了。他叫我李总。以前只有在开玩笑的时候他才这么叫，语气是带笑的。今天他叫得很平，像是在称呼一个不熟的合作方。
我握着手机坐在黑暗里。
第二年开春，我从这段婚姻里搬了出来。
签字是在他律师的办公室。他来的比我早，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那件旧西装，袖子磨了边。他看到我进来点了一下头，手指在文件边缘压了一下，跟几个月前在家里看文件时的动作一模一样。
我签了。他签了。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
走出写字楼的时候，外面下小雨，四月的雨，打在地上有股泥土味。他撑开伞，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雨雾里他的脸有点模糊。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把伞微微偏了偏，然后转身走了，步子不快不慢，融进了人行道上的人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