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街道上，车辆川流不息。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阿利森·霍恩站在一条宽阔的马路边，数了数车道——九条、十条，也许是十一条。
车流在眼前涌动，公交车、轿车、摩托车交织成一张移动的网。
但她注意到一件事：几乎听不到发动机的轰鸣。
能听到的是行人的说话声，是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甚至还有鸟鸣。
霍恩此行的任务，是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纪录片。
她在ABC新开设的北京记者站工作，这是ABC时隔多年后重新在中国大陆设立记者站。
走出机场的那一刻，她以为自己会被噪音淹没——北京是一座人口接近澳大利亚全国总人口的超级都市——但街道安静得出奇。
“我来中国的第一印象是街道非常安静，”她在后来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说。
安静背后，是一个产业的巨变。
这种变化之快、之彻底，让霍恩和她的同事们感到震撼。
澳洲广播公司随后发表了一篇深度报道，标题直白而有力：《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曾被视爲“尴尬”的存在，如今已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要理解这种“尴尬”如何变成了“领先”，需要回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
一
2001年9月29日，北京。
科技部召开了一场论证会，议题是“十五”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的可行性。
与会专家审阅了一份报告，然后投了赞成票。
这标志着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电动汽车专项正式启动。
那一年，中国的汽车年产量不过两百多万辆。
全球汽车工业的版图上，中国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跟随者。
合资工厂里流水线轰鸣，外国品牌占据着从高端到低端的几乎所有市场区间。
没有人能预见，二十多年后，这个国家会生产全球四分之三的电动汽车。
专项启动后，国家投入了8亿多元，带动企业投入20多亿元，发展以纯电池、燃料电池、混合动力三种技术路线并行的电动汽车。
主攻目标是新能源动力系统。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产业政策，而是一场从零开始的科技攻关——在传统燃油车领域追赶无望的情况下，中国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赛道。
又过了四年。
2005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科技战略。
规划纲要里白纸黑字写着的目标，在当时看来遥不可及，但每一个字都在后来的岁月里被一笔一划地兑现。
2009年1月6日，武汉。
科技部和财政部共同启动了一个名叫“十城千辆”的工程。
计划在三年内，每年发展10个城市，每个城市在公交、出租、公务等领域推出1000辆新能源汽车开展示范运行。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仪式上说，这开始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化的“破冰之旅”。
同一年，政府首次对新能源汽车给予资金扶持。
在北京、上海等13个试点城市，纯电动汽车每辆可补贴6万元。
从2001年的专项启动，到2009年的“十城千辆”，八年时间，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还处在萌芽阶段。
路上跑的电动车寥寥无几，充电桩更是稀罕物。
但那些在论证会上投下赞成票的专家们恐怕想不到，他们开启的，是一条怎样漫长的赛道。
二
2010年代，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链开始生长。
从上游的锂资源加工、正负极材料，到中游的电池、电机、电控“三电”系统，再到下游的整车制造与充电设施，每一个环节都在搭建。
这不是某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协同作战。
电池领域，宁德时代和比亚迪成长为全球巨头。
智能驾驶领域，华为、小鹏等技术公司陆续进场。
零部件供应网络覆盖了全产业链的每一个毛孔。
充电基础设施从城市向乡村、从东部向西部蔓延。
到2025年，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标普全球汽车的专家王亮评价说，从上游原材料开采提炼到关键零部件生产，从整车技术开发到终端基础设施与消费生态构建，中国已形成“全链条领跑”的格局。
这种“全链条”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成本控制。
一辆电动汽车的每一个零部件——电池、电机、电控、芯片、玻璃、轮胎、座椅——都能在中国找到供应商，而且往往是多家供应商在激烈竞争。
竞争压低价格，价格降低整车成本，低成本带来更大的市场——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国际能源署在2025年5月发布的《全球电动汽车展望》报告中预计，中国电动汽车市场占有率未来可能达到80%。
但产业链只是硬件。
要让电动汽车真正跑起来，还需要另一张网。
三
2006年，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充电站。
从第一座到第100万个，用了13年。
但从100万个到2000万个，只用了六年多。
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量达到2009.2万个。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71.7万个，私人充电设施1537.5万个。
换电站总量达到5155座。
这张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支撑了超过43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
澳洲广播公司在报道中提供了一个对比：在中国，平均每10辆电动汽车就配有一个公共充电桩；在澳大利亚，这个比例是每45辆车一个。
差距不止在数量上，更在体验上。
霍恩在报道中描述了一个场景：驾驶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入专用换电站，无需下车，机器人便能在五分钟内将亏电的电池更换为新电池。
部分车型甚至能将这个过程缩短至四分钟。
这不是实验室里的演示，而是街头巷尾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中国公司开发的超快充电器，可在五分钟内将电量补充至近80%。
一段爆火的视频展示了一辆电动汽车在数分钟内完成满电充电，发布视频的美国记者写道：车辆“在9分钟内即可充满电，续航里程高达600公里”。
当世界其他地方的车主还在为寻找充电桩而焦虑时，中国已经基本克服了“里程焦虑”。
四
硬件之外，是软件。
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全球汽车分析师比尔·鲁索对澳洲广播公司说了一句话：“中国通过实现‘完全自给自足’赢得了竞赛。”
鲁索的观察不止于此。
他指出，中国没有复制他国模式，而是通过开发新技术、摆脱对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并重新定义汽车——将其从交通工具转变为“带轮子的智能设备”和“具有数字连接功能的移动生活空间”。
这个定义的变化，是理解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关键。
传统的汽车工业，比拼的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的精密度和耐久性。
在这个赛道上，西方和日本企业积累了一个多世纪的优势，后来者几乎无法超越。
但电动汽车改变了规则。
电机比内燃机简单得多，变速箱可以省略，底盘的设计逻辑也完全不同。
当机械的壁垒被拆除，竞争的焦点转移到了电池、软件、智能化——这些领域，中国没有历史包袱。
更重要的是，中国车企重新定义了“一辆车应该是什么”。
来自美国的驻华汽车评测员伊桑·罗伯逊对澳洲广播公司说，如今中国标准电动汽车的配置包括：电视、冰箱、零重力按摩座椅、环绕音响及全面的数字互联功能。
这些过去在外国品牌上需额外支付数千甚至数万美元的配置，如今在中国已成为“标配”。
按摩座椅、大屏幕、甚至冰箱——霍恩在报道中写道，这些在澳大利亚人看来仍是豪华车才有的配置，在中国已是电动汽车的“最低要求”。
罗伯逊认为，中国在技术、功能和价格的结合上已领先全球，这种组合将使许多国际竞争对手难以追赶。
“只要其他国家的车企难以制造在技术、功能和价格上同时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电动汽车，就会一直落后于中国企业。”
他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说。
五
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62.6万辆和1649万辆。
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达到47.9%。
而在五年前的2020年，这个数字只有5.34%。
五年间，渗透率增长了近八倍。
同年10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首次超过汽车总销量的50%。
出口同样在加速。
2025年全年，中国汽车出口832万辆，同比增长30%。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43万辆，同比增长70%。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比亚迪在2025年以225.7万辆纯电动汽车的销量首次超越特斯拉，登顶全球纯电销量榜首。
特斯拉同期的交付量是163.6万辆。
在2025年的四个季度中，比亚迪的全球纯电销量均持续领先于特斯拉——这已是连续第五个季度实现季度销量超越。
在澳大利亚市场，比亚迪同样登顶了销冠位置。
澳大利亚电视时事评论员顾比向凤凰记者表示，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正引领全球。
名爵、吉利等中国汽车品牌也稳居澳大利亚电动汽车销量前十。
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商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澳大利亚市场上销售的电动汽车中，超过80%产自中国。
六
霍恩在报道中走进了一家中国电动汽车工厂。
她看到的场景，与她记忆中的汽车工厂截然不同。
几乎看不到工人。
取而代之的是超过1200台机器人和数百台自动导引车。
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使工厂能够实现每分钟生产一辆汽车。
这种效率被称为“中国速度”。
比尔·鲁索呼吁全球汽车行业“以中国速度前进”。
在ABC的纪录片《中国的电动汽车革命》中，霍恩还预览了最新款的电动汽车——包括一辆将在年内上市的飞行汽车。
从2001年专项启动时专家们在一间会议室里投下的赞成票，到2026年ABC记者在北京街头听到的寂静、在工厂里看到的机器人矩阵、在换电站里体验的四分钟换电——二十五年间，中国从一个汽车工业的追赶者变成了全球电动汽车无可争议的领军者。
《澳大利亚人报》记者尤尼·巴山也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
他在播客节目中说，他的另一个观察结果是，中国政府的风格是“有志者事竟成”——一旦确立要做的事，就能以极快的速度做成。
“过去做成了许多事，未来也将非常令人期待。”
巴山说。
七
全球石油市场在2026年经历了一场震荡。
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推高了油价。
澳大利亚司机在加油站面对不断攀升的数字时，中国的电动汽车正在街道上安静地滑行。
霍恩在报道的结尾处写道，中国的长期电动汽车战略正在将世界其他国家甩在身后，伴随着飙升的需求和创纪录的利润。
她站在北京某条宽阔的马路边时听到的鸟鸣，不仅仅是一个安静城市的注脚。
那是一整套工业体系运转的声音——从2001年的专项、2009年的“十城千辆”、2010年代搭建的产业链、2020年代爆发的市场，到2025年突破2000万个的充电桩——所有这一切汇聚成的声音。
安静，但震耳欲聋。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开篇问了一个问题：中国是如何如此迅速地行动的，而其他国家仍在试图追赶？
答案不在某一份文件里，也不在某一家工厂里。
答案在二十五年间每一个节点的累积中——从2001年9月29日那场论证会上的掌声，到2026年7月21日ABC《外国记者》节目播出的那一刻。
霍恩在北京的街道上听到的，不只是安静。
她听到的是一个时代的脚步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