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两点，芝加哥一座老旧公寓里，雷蒙德正抱着手机刷二手车平台。
刚刚下班，他在医院做夜班护士——疫情之后，再没有什么“铁饭碗”，连奖金都被砍了一半。
雷蒙德原本想着换辆新车，但他发现美国新车的平均价格已经逼近5万美元，成了让普通人“望车兴叹”的符号。
他刷着那些天价标签，又偶然看到社交媒体上有人推荐比亚迪、吉利、极氪这些中国车，配置豪华、售价只要三万美元出头，还能带小冰箱和卡拉OK。
雷蒙德心动了，他不是爱车发烧友，只想舒服安静地通勤，哪怕试驾一下、感受科技平权带来的幸福感也好。
但他很快查到，美国对中国车征收高额关税，还要担心“数据安全”和本土就业。
雷蒙德有点不服气，明明邻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大街上已跑着国产新能源车，自己却只能隔着海关“看车兴叹”。
这一幕正映射出美国主流社会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人们收入增长跟不上生活成本，新车变得越来越“奢侈”，换车决策被流动性溢价收缩拖得举步维艰。
哪怕在金融市场，信贷传导阻滞已经成为隐忧，普通家庭只能被动承受高利息、紧缩政策和消费降级。
雷蒙德并不是个例。
今年3月，路透社报道了马里兰州的穆萨维、俄亥俄州的车经销商、甚至YouTube测评达人——他们都在关注被美国政府“挡在国门之外”的中国车。
买辆中国新能源车，已经成为美国底层消费者心中不可企及的“性价比之梦”。
这种局面，其实早在全球经济史上有先例。
我们不妨对标2011年温州借贷危机。
那时温州民营企业因信贷紧缩、银行惜贷，转去民间高利贷。
许多企业明明有创新产品，就是无法获得适度流动性支持，最后陷入困局。
现在的美国消费者面对中国制造的技术产品，也陷入了类似的“高墙困境”：能看到、心向往之，却被关税和行政壁垒强行隔绝。
而欧洲、加拿大、墨西哥对中国新能源车开放市场，则像当年温州外贸企业转向出口，寻找新生机。
这一切说明，在全球资产负债表衰退和流动性收缩的背景下，过度保护主义政策只会让普通人失去技术红利。
美国政府强调“数据安全”和“本土就业”保护，但实质上也在制造社会内部的K型分化复苏——高收入阶层依然可以买特斯拉、宝马，而底层家庭只能等着二手车降价或者继续修修补补。
回到雷蒙德，他可能真的要考虑像那位YouTube网红一样，去墨西哥买车后开回美国。
这是不是一种对市场壁垒的“底层创新”，还是无奈之举？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大伙儿的钱袋子里真正需要创新流通，而不是关税高墙，让科技变成买不起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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