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沃CEO哈坎·萨缪尔森（Håkan Samuelsson）近期关于“中国电动汽车攻势将淘汰部分西方车企”的论断，深刻揭示了全球汽车产业在电动化转型中的结构性变革。这一预测基于中国车企在技术迭代、成本控制、全球化布局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以及西方传统车企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困境。以下从行业趋势、竞争格局、技术壁垒、政策博弈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全球电动化不可逆，中国车企已占据战略先机
萨缪尔森指出，汽车行业的电动化转型“没有回头路”，预计十年内电动车将全面取代燃油车。这一判断与市场数据高度吻合：2025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06万辆，同比激增75.2%，占全球电动车出口量的38%；欧洲市场中，中国品牌销量同比增长91%，市场份额从2023年的3.2%跃升至5.1%，比亚迪单月销量已超越特斯拉成为欧洲电动车市场冠军。
中国车企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全产业链垂直整合能力：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主导全球动力电池供应链，其磷酸铁锂电池成本较欧洲本土产品低30%-40%。例如，宁德时代在匈牙利建设的100GWh超级工厂，不仅满足宝马、大众等欧洲车企的产能需求，更通过神行Pro电池等创新技术（WLTP续航758公里、-20℃低温快充）直接改写欧洲安全标准。这种“技术输出+本地制造”的模式，使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持续强化。
二、西方车企转型滞后，结构性矛盾凸显
传统西方车企在电动化进程中面临路径依赖于技术代差的双重挑战：
1.技术路线固化：欧美车企长期聚焦高端三元锂电池，对磷酸铁锂技术积累不足。例如，德国车企2025年磷酸铁锂电池渗透率仅12%，而中国同期已达68%。这种技术路线差异导致西方车企在中低端市场（2万-3万欧元区间）缺乏竞争力，雷诺R5、大众ID.2等本土车型被迫依赖中国电池供应。
2.供应链重构缓慢：欧洲本土电池企业如Northvolt、Britishvolt等因技术转化滞后、成本高企相继破产，2025年欧洲动力电池产能缺口预计达70GWh，迫使车企依赖进口中国电池。与此同时，中国车企通过“技术共建+区域落地”模式，已深度融入欧洲供应链——宁德时代与Stellantis在西班牙合资的50GWh工厂，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将辐射全球市场。
3.政策博弈加剧成本压力：欧盟碳关税（CBAM）全面落地后，中国车企出口欧洲的单车成本增加20%，但通过在匈牙利、德国等地建厂，可将碳足迹降低60%以上，有效规避贸易壁垒。反观西方车企，因本土供应链碳排放较高，在成本竞争中进一步处于劣势。
三、技术代差于市场分化加速行业洗牌
萨缪尔森预测，未来全球汽车市场将出现2-3家极具实力的中国品牌，取代福特、通用等传统巨头的地位。这一趋势的底层逻辑在于技术代差的持续扩大：
1.电池技术突破：中国在磷酸铁锂、钠离子电池等领域的技术优势显著。例如，比亚迪刀片电池体积利用率提升50%，安全性通过针刺实验；宁德时代神行Pro电池采用NP3.0技术，热失控后仍能维持高压供电1小时，远超欧洲安全标准。
2.智能化先发优势：华为ADS 3.0、小鹏XNGP等智驾系统已实现无图城区导航，而奔驰、宝马的L2+级系统仍依赖高精度地图。2025年中国智能电动车渗透率达65%，较欧洲高出30个百分点。
3.产品矩阵覆盖全面：中国车企通过“高端化+下沉市场”双线策略抢占份额：蔚来ET7以5.3万欧元价格切入北欧高端市场，五菱Air ev则以1.5万欧元主打欧洲小型车市场，形成价格带全覆盖。相比之下，西方车企在高端市场面临特斯拉、中国新势力的双重挤压，在低端市场又因成本劣势难以与中国产品竞争。
四、行业重构中的生存法则：适应者生，保守者亡
面对中国车企的凌厉攻势，西方车企的生存空间正被持续压缩。萨缪尔森强调，“一些企业会适应并存活，另一些则会被淘汰”。当前，欧洲车企的应对策略呈现两极分化：
1.激进转型派：雷诺通过AmpR平台将电池成本降低50%，并与远景动力合作建设超级工厂，目标2030年实现纯电车型占比100%；Stellantis推出2.5万欧元的欧宝Corsa-e，试图在低端市场与中国产品抗衡。
2.保守观望派：部分车企仍依赖燃油车利润支撑转型，例如大众2025年上半年燃油车营收占比达62%，电动化进度落后于行业平均水平。这类企业在政策收紧与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生存风险显著增加。
沃尔沃自身的战略调整颇具代表性：其母公司吉利通过SEA浩瀚架构、极氪品牌等布局，已形成电动化技术储备；沃尔沃则推出基于SMA架构的XC70插混车型，试图在混动领域建立差异化优势。萨缪尔森坦言，“中国汽车产业越强，我们与吉利的联系就越有价值”，这种依托中国供应链的“曲线转型”策略，或成为部分西方车企的生存之道。
结语
萨缪尔森的预测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全球汽车产业百年未有之变局的真实写照。中国车企凭借技术迭代、成本控制、全球化布局的三重优势，正在改写行业竞争规则。对于西方车企而言，能否在电动化浪潮中实现“二次创业”，取决于其能否打破路径依赖、重构供应链体系、拥抱技术变革。正如萨缪尔森所言，“未来的主导者将不再是传统车企，而是那些能快速适应新规则的玩家”。这一趋势不仅关乎商业竞争，更将深刻影响全球产业格局与地缘政治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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