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土耳其对中国的态度充满善意与合作意愿，但一场交易的转折，迅速让这种关系由热转冷，甚至演变成贸易壁垒与施压。
2024年下半年，土耳其方面在未能与中国达成关键合作后，几乎是在短时间内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关税壁垒随之松动。而比亚迪的一则战略布局声明，则让外界看清，中国企业在国际博弈中已经具备更高的主动权。
2024年7月，比亚迪与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达成投资协议，计划投入约10亿美元在当地建设汽车生产工厂，主要生产电动和混合动力车型，并配套建立研发中心。项目设计年产能15万辆，预计2026年投产，可创造约5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并推动当地汽车产业链配套升级。
土耳其的区位优势明显，横跨欧亚，与欧盟保持关税同盟关系，本地制造车辆可更便利进入欧洲市场。比亚迪选择在此布局，旨在利用这种区位条件，拓展欧洲市场，同时规避部分区域贸易壁垒，实现全球产能优化。
合作初期气氛积极，土耳其方面还在与其他中国车企洽谈投资。然而随着谈判深入，土方提出额外关键条件——要求中方转让涉及电池管理系统、电机驱动和整车控制平台的核心技术。这些是中国新能源车企长期自主研发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国际市场的立足基础。
这种技术转让与市场准入捆绑的方式，显然超出平等合作原则。事实上，在此之前，土耳其已开始调整对华汽车进口政策：自2023年3月起，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加收40%附加关税；2025年6月进一步扩大范围至所有中国进口汽车及配件，并提高关税门槛，试图以此促使外资在本地建厂并让渡技术。
中方基于核心利益考虑拒绝了这一诉求，坚持合作应基于自愿与互利。土耳其的计划就此受阻，其后迅速升级贸易保护措施，不仅延续加征关税，还将最低关税设定在7000美元，并覆盖燃油与混合动力车型。这使中国汽车在土耳其的售价显著上升，一些车型涨幅达到30%-50%。本土消费者对关税调整不满，根据公开调查，约七成以上的国民明确反对该举措。
2026年1月，比亚迪宣布暂缓土耳其工厂建设，并启动法律程序，在世贸组织对土耳其的关税政策提出诉讼，认为这一做法违反最惠国原则，构成贸易保护主义。这是一次有底气的回应：比亚迪的全球产能布局已趋多元化，预计2026年海外产能可达80-100万辆，即便没有土耳其项目，仍能通过其他基地满足欧洲及中东市场需求。依托刀片电池、DM-i超级混动、e平台3.0等自主核心技术，比亚迪在新能源产业链中的地位稳固，不依赖单一市场。商务部也明确支持企业维权，指出土耳其措施缺乏合理性，为诉讼提供政策支撑。
土耳其方面的政策调整带来了一定的反噬效应。投资环境预期明显下降，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减少约两成，多家跨国企业暂停在当地的项目。一些原本洽谈的合作也陷入停滞，试图借此赢得欧盟更多开放也并未如愿，反而使其贸易政策遭到更多审视与警惕。
这一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中企的应对措施，更在于重塑了合作认知：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全球竞争力来源于长期自主创新与技术积累，而非通过技术让渡换取市场准入。当国际合作面对不合理条件，中国企业有能力用法律与多元化布局维持自身利益，同时展现出不依赖某一市场的韧性。对其他国家而言，这也是一个信号——贸易保护措施无法弥补产业短板，平等合作才是实现双赢的有效途径。
全部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