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哥，你那八万块钱，不会真打算要回去吧？”妹妹坐在我家沙发上，翘着腿刷手机，头都没抬。茶几上摆着她新买的GUCCI手袋，logo刺得我眼睛疼。我正蹲在地上修那个坏了半年的饮水机，听到这话，手一滑，螺丝刀磕在瓷砖上，“铛”一声。
“我攒了三年，你说借去付首付，说好一年还。”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现在第三年了，你新车都换了两台。”
她终于抬眼看了我一下，嗤笑出声：“哎呀，一家人你跟我算这么清楚干嘛？再说了，你一个修车的，攒那点钱不就等着支援家里吗？我这不也是给你长脸吗？我开好车，邻居不也高看你一眼？”
我没说话，弯腰把那颗螺丝捡起来。客厅里电视还播着春晚重播，我妈在厨房剁饺子馅，当当当，一刀比一刀响。我爸坐在阳台抽烟，烟雾顺着玻璃缝往屋里渗。
“行了行了，”她不耐烦地挥挥手，“大过年的你别找不痛快。你媳妇呢？又去加班了？我说哥你也真行，连个老婆都养不起，还好意思跟我提八万。”
我拧上饮水机最后一颗螺丝，按了下开关，热水咕噜咕噜冒出来。我给自己倒了杯水，端起来喝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
“我不是跟你要钱。”我把杯子放下，“我是问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还。”
她终于把手机扣在腿上，直直盯着我：“赵东升，你把话说清楚。你那八万块钱，我当是家里支援我买房了。你要真这么斤斤计较，行，我明天卖了车还你。”
“卖车？”我笑了，“你那车落地二十多万，首付还是我掏的。你现在跟我说卖车？”
“妈！”她冲着厨房喊，“你听听我哥说的什么话！”
剁馅声停了。我妈围着围裙走出来，手还在围裙上擦了擦：“大过年的吵什么？东升，你妹也不容易，在大城市打拼，房贷压得她喘不过气……”
“她喘不过气？”我看着我妈，“她朋友圈天天发什么？”我拿出手机点开妹妹的朋友圈——海南度假、米其林打卡、和男朋友在SKP提了个包。我妈别过脸去，不看了。
“行了行了，”我爸终于从阳台走进来，烟头摁灭在窗台上的空罐头瓶里，“钱的事，当哥的多担待点。你是男人。”
我看着他们三个，一张张脸，那么熟悉。电视里的相声演员抛了个包袱，观众笑成一片。没人注意我攥紧的拳头慢慢松开。
“行。”我说，“那不提了。”
妹妹重新拿起手机，嗤了一声：“这还差不多。”
我转身走进卧室，关了门。坐在床边，看着窗外楼下邻居家的红灯笼，被风吹得晃来晃去。手机的呼吸灯一闪一闪。我拿起来，是一条微信消息，发件人的备注是三个字。
“沈队。”
“东升，那笔钱还在你卡里？上面有点动静，可能要用。你方便的话，年初七之前打回专项账户。”
我盯着屏幕看了三秒钟，打了两个字：“收到。”
窗外有人放了个窜天猴，“嗖”一声窜上去，在夜空里炸开一朵闷响。楼下传来小孩的尖叫和笑闹。我坐在没有开灯的卧室里，手机屏幕的光照在我脸上，茶几上那杯热水冒出来的白气，模糊了屋里那些全家福相框的轮廓。
我听见客厅里我妈在跟妹妹嘀咕：“你哥这人就是死心眼，跟你嫂子一个样。”
妹妹笑得清脆：“没事，妈，过两天他就忘了。他哪次不是这样？嘴上狠两句就完了。”
我锁了屏幕，把手机揣进兜里。站起来，走到衣柜前，打开最下面那个抽屉，从一堆旧毛衣底下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塑封的证件。
证件上的照片，是五年前的我。穿着制服，肩章上的徽标已经被我抠掉了。
我把证件放回去，把抽屉推上，声音轻得像什么都没打开过。
手机又震了一下。我低头看。
沈队的消息第二条：“可能涉及跨省，你做好准备。另外，当年那件案子，你妹妹的男朋友——周家那个小儿子，还在名单上。你家里没人知道这事，对吧？”
我把这条消息也看了三遍。然后删掉对话框，清理了所有痕迹。
推开卧室门出去的时候，我妹正对着手机自拍，背景是我爸妈包饺子的画面。她看我出来，把手机翻转过来冲我晃了晃：“哥，笑一个，我发个全家福。”
我看着她涂着正红色口红的嘴一张一合，忽然想起三年前那个冬天。她在电话里哭，说首付差八万，说再不交定金房子就没了。我当时刚从修理厂的地沟里爬出来，满手机油，听着她哭，我说别哭了，哥给你转。
八万是我每天在地沟里窝十个小时、一顿午饭吃两个包子攒下来的。我媳妇当时刚怀孕，我都没敢跟她说钱没了。后来孩子没保住，我跟她说没事，钱再挣。她躺在病床上，脸白得像纸，什么都没问。
现在想，她可能什么都知道。
“拍什么全家福。”我说，“你全家福里又没我。”
我拿了外套往门口走。我妈追上来：“大过年的你去哪？”
“店里有点事。”我说，“你们吃吧，别等我。”
门关上的时候，我听见妹妹在背后哼了一声：“瞧他那德行，不就八万块钱吗？至于吗？”
门外的冷风灌进脖子，我把外套拉链拉到顶，拉链头卡了一下，跟我那辆二手破车的空调一样，永远不太好使。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又灭，我一级一级走下去，脚步声很稳。
走到一楼单元门口，我从兜里摸出烟盒，空了。我捏扁烟盒扔进垃圾桶，抬头看见小区里有人在放烟花。一簇簇亮光在黑色天幕上炸开，颜色挺好看。我看了两秒钟，然后低头用手机拨了个号码。
响了半声，那边接起来。
“沈队，是我。我这边处理完了。”
那边顿了一下：“你确定？你妹妹那个男朋友，周家老二，去年年底刚升了市局办公室副主任。你动他，你家里得炸。”
我看着最后一点烟花的光消散在黑夜里，笑了笑：“沈队，我当年为什么退的，您记得吧？”
那边沉默了很久。
“记得。”
“那就行。”我说，“年初七之前，我会把账户里的钱凑齐。不是八万，是那个数。周家那边，我自己来。”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揣进兜里。从小区侧门走出去，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修车店就在两条街外，卷帘门上贴着我去年贴的对联，上联已经卷了边，被风吹得哗啦响。
我蹲下去摸出钥匙开锁，卷帘门往上推的时候发出刺耳的“嘎吱”声。店里一股机油和橡胶混合的味道，闻着比家里舒服。
我按下墙上的开关，日光灯闪了两下亮了，照亮了墙上那排我用了五年的扳手和千斤顶。角落里停着客户明天要提的一辆老款帕萨特，引擎盖敞着，里面那颗发动机我拆了一半，线路像裸露的血管一样摊着。
我脱了外套挂在门后，走到工作台前坐下。台面上摊着一本翻烂了的维修手册，压着一张泛黄的纸——是我三年前写的那份借条复印件，上面有妹妹的亲笔签字，和她当时按的手印。红指印已经氧化成了暗褐色。
我把纸折好，放进抽屉里。抽屉里还有另一个东西，一把钥匙，一把我从来没跟我媳妇提过的钥匙。我在这个城市的北边，租了一个地下仓库，月租三百八。里面放着的东西，当年的档案里写的是“已销毁”。
我关上抽屉，拿起那把客户帕萨特的点火钥匙，在指尖转了一圈。门口的风铃响了一声——那是隔壁烧烤摊的老板从我这儿拿机油留下的，说挂这儿能避邪。
手机又亮了一下。这次是我媳妇的消息：“你跑哪去了？妈说你又跟小妹吵了？东升，那钱要不就算了，一家人……”
我没回。盯着屏幕看了几秒，然后把手机扣在台面上。
外面的烟花声停了。整条街安静下来，能听见巷子口那条流浪狗刨垃圾桶的声音。我拿起一把扳手，走到帕萨特旁边，弯腰钻进引擎盖下面。
机油的味道灌进鼻腔，我拧下一颗螺丝，放在了手掌心里。金属的凉意渗进指纹。
三年前，我把八万块钱打给妹妹的时候，收到了一条银行短信。那天我还跟工友开玩笑说，我终于不是负的了。工友递给我一根烟，我没要，我说戒了，要当爹了。
后来孩子没了，钱也没了，媳妇查出产后抑郁，每天不说话只发呆。我一直没告诉他们全家，孩子为什么没的。那天我媳妇在街上看见妹妹开着新车从4S店出来，追了两条街想打招呼，被一辆电动车撞了，倒在路边三十分钟才有人打120。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抓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东升，你妹看见我了。她没停车。”
我在病房外面的走廊上坐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说孩子没保住。我妈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哎呀，那也没办法，你们年轻，再要一个呗。”
我没提妹妹路过的事。
从来没提过。
现在我躺在修车店那张旧沙发上，枕着胳膊，盯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灯管里有一截发黑了，嗡鸣声细得像针扎。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过了一遍沈队给我的那个名单。排第三个的，是我妹谈了四年的男朋友。周家老二，周成礼。
三年前那笔钱转出去第七天，周成礼通过我妹加了我的微信，发了条语音：“东升哥，那钱算我借的，一年内一定还你，放心吧。”
一年后他开上了宝马。
去年他升了办公室副主任。
除夕夜，我妹带着他回家吃饭，他拎了两瓶茅台，跟我爸喝到半夜。我中途接了个电话，去阳台上站了会儿，听见他在客厅里跟我爸说：“叔，东升哥那修车店，一个月能挣多少？要不我帮他在我们局里找个合同工的活儿？”
我爸当时打着酒嗝说：“不用不用，他有手有脚的，修车挺好的。”
我捏着手机站在阳台黑处，没出声。风灌进袖口，冷得我锁骨上一道旧疤隐隐发胀。
那道疤，是我退队那年在执行任务时留下的。卷宗上写的理由是“因伤退出”，没有写真正的原因。
我也没打算说。
现在，我睁开眼睛，伸手够到工作台上的手机，打开一个加密备忘录。里面是一排日期和数字，最后一行是：
“2月18日，年初七，账户需到账：47万。”
我关了备忘录，切到微信，给沈队发了一条：“钱的事我想办法。2月18号前，人账两清。”
发送。
然后我切到另一个对话框，备注是“周成礼”。上次对话停留在去年六月，我问他：“那八万什么时候方便？”他回：“东升哥，手头紧，年底吧。”
我没再催过。
今天大年三十，我把那段对话看了最后一遍，然后长按，删除。
把手机放下的时候，我发现我嘴角是翘着的，一个连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弧度。
我关了灯，躺在沙发上，把外套盖在身上。外面的巷子里还有零星鞭炮响，贴着耳朵一样，闷闷的。我想起五年前退队那天，沈队开车送我回老家，在高速服务区停了车，递给我一根烟。
“东升，你真想好了？你那条线我还能压三年。”
我当时把烟点着了，一口没抽，看着它在指间烧成灰：“压不了，队长。我妹谈恋爱了，男方姓周。我得回去看着。”
沈队当时愣了很久，最后拍了拍我肩膀：“行。但你记住，那案子最后翻出来那天，你第一个告诉我。”
我掐了烟，说：“好。”
五年过去了。现在那片灰烬里，火星子又重新亮起来了。
我在黑暗中摸到手机，看了一眼时间。零点过了。新年第一天。
窗外，最后一发烟花在很远的地方炸开，声音已经追不上光了。
我闭上眼睛，对着满室的机油味道，轻声说了句：
“新年好，赵东升。”
手机屏幕黑下去的瞬间，一条新消息弹出来，我只来得及看见预览的几个字——是周成礼发来的：“东升哥，刚才听小雅说你生气了？大过年的，那八万我明天先还你五……”
我没点开，锁了屏，把手机扔到沙发另一头。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听着自己心跳一下一下，把新年的第一秒钟数过去。
三年前那笔钱，他们当是给了。
但有些账，我记了三年，一个字都没写错。
修理店外，隔壁烧烤摊的老板放了一串鞭炮，噼里啪啦炸了足足三十秒。炸完，一切彻底安静下来。只剩日光灯管里的电流声，细细的，像一根绷了很久的弦。
我在那根弦上闭上了眼睛。
第2章
大年初一，我睁开眼的时候天还没亮透。卷帘门缝底下渗进来一道灰白色的光，照在对面墙上那排扳手上，金属反光晃了我一下。我坐起来，后腰硌着沙发扶手的接缝处，一整夜没翻身，骨头跟散了架似的。
手机掉在地上了，我弯腰去捡，屏幕上一堆未读消息。我妈发了十五条语音，我妹在家族群里连发了二十几张年夜饭的照片，每一张都有她特意露出来的新车钥匙。我媳妇凌晨两点给我发了一句：“你昨晚没回来，我在妈家住的。东升，有些话我想跟你好好谈谈。”
我盯着这条看了好几遍，没回。把手机揣兜里，站起来把外套抖了抖穿上，走到店门口拉开卷帘门。冷风灌进来，对面早餐铺的包子笼正冒着白气，老板看见我喊了一嗓子：“赵哥，初一还开门啊？”
“有个车今天要交。”我朝他点了个头，走到隔壁水龙头下捧了把冷水洗脸。冰得太阳穴突突跳。
洗完脸回来，我把帕萨特剩下的那颗发动机螺丝拧上，打火试了试，引擎声稳得跟钟表一样。客户九点来取车，我把车开到店门口停好，钥匙放在前台，又盯着昨晚周成礼发来的那条消息看了两秒钟。
“那八万我明天先还你五……”
我没点进去，就看了个预览。然后我把手机放进抽屉，拿了件干净的黑色羽绒服换上，出了门。
媳妇约我在城南那家肯德基见面。大年初一，肯德基里没几个人，她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一杯没动的橙汁。我走过去坐下的时候，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睛下面是两圈青色的。
“吃了吗？”我问。
“不想吃。”她把橙汁推到我面前，“你喝吧。”
我没碰杯子。窗户玻璃上结了一层薄霜，外面有人在放风筝，一只红色的金鱼晃晃悠悠地飘在灰色的天上。
“东升，”她开口了，声音很轻，“我昨天在妈家，听小妹说了。”
“她说我什么了？”
“她说你因为八万块钱跟她翻脸了，说她男朋友都答应今天还你了，你还给她甩脸子。”媳妇的手指搭在塑料杯壁上，指关节有点发白，“我就想问一句，那钱，你是不是真的必须得要回来？”
我看着她的眼睛。结婚四年，她其实是个什么都不问的人。当初我刚退队回来，一身伤，兜里一分钱没有，在修理厂当学徒，她是在隔壁便利店上班的，每天看我中午蹲在门口啃馒头，第三天她就多买了一份盒饭递给我，什么都没说。结婚的时候她家里一百个不同意，她也是什么都不说，拎着一个行李箱搬进了我租的那间十平米的小屋。
但现在她问了。她从来没问过我的钱，没问过我的疤，没问过我为什么半夜常常出去接电话。她唯一问过的，就是三年前孩子没了的那个晚上，她躺在病床上，抓着我手说：“东升，我摔在那儿的时候，看见小妹的车了。她真的没看见我吗？”
我当时说：“可能是隔太远了，她没注意到。”
她信了。或者她没信，只是不问了。
现在她又问了一次，问的不是小妹，是钱。
“那笔钱，我留着有用。”我说，“不是跟小妹置气。”
“什么用？”
我沉默了几秒钟。窗外那只红金鱼风筝突然断了线，晃晃悠悠地往远处飘走了。我看着它消失的方向，说：“店里要进一批设备，得用钱。”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她低下头，手指松开杯子：“东升，你从来不骗我，所以你说谎的时候，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的手指在桌面上蜷了一下。
“我不想问你在干什么，”她抬起来看着我，眼圈是红的，但没哭，“我只想问你一件事。你那些半夜出去接的电话、你那个永远不让我碰的抽屉、你每年年初七都要消失两天——这些事，跟咱们的日子有没有关系？如果有，你告诉我，我跟你一起扛。如果没有，你能不能……能不能把它们放下，咱们好好过？”
肯德基的背景音乐放的是首老歌，声音低低的。我伸手过去，把她放在桌面的手握住。她的手很凉，指甲剪得整整齐齐，跟我认识她的时候一样。
“有关系。”我说，“但马上就要结束了。等年初七过了，我都告诉你。”
她看着我，抽回手，端起那杯橙汁喝了一口。然后她做了件让我意外的事——她笑了。不是那种释然的笑，也不是苦笑，就是很淡很淡地勾了一下嘴角：“行。那就年初七。但你得答应我，这中间不管发生什么，你别一个人扛。”
我说：“好。”
从肯德基出来，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看着她往公交站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没动，冲她摆了摆手。等她转过街角看不见了，我拿出手机，终于点开了周成礼那条消息。
“东升哥，刚才听小雅说你生气了？大过年的，那八万我明天先还你五，剩下的过完年再给你，你看行不？”
我打了一行字：“不用还了。明天有空吗？见一面，我有点事当面跟你说。”
发出去三秒钟，对面秒回：“行啊哥，明天下午我正好去城南那边办事，要不就你那修车店？我请你喝茶。”
我把手机放回兜里，转身往修车店的方向走。走着走着，我改了主意，往城北方向拐了个弯。坐了四十分钟公交车，又步行了二十分钟，我才站在一个老旧小区的地下室入口前面。铁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链子锁，我用钥匙打开，链子哗啦一声掉在地上，掀起来一股尘土味。
地下室没灯，我摸到墙上的开关按了一下，昏黄的灯泡亮了，照亮了不到十个平方的空间。靠墙码着三个防潮箱，最上面那层落了一层灰。我走过去，用手把灰抹掉，打开第一个箱子的卡扣。
里面是一台老式笔记本电脑，旁边放着一个移动硬盘，硬盘上贴着一张标签纸，写了五个字：“永通/周/结案。”
我把硬盘拿起来掂了掂，很轻，比一把扳手轻多了。但它里面存的东西，当年让我师父直接心肌梗塞进了医院，让我沈队被纪委叫去喝了三天茶，让我自己在那道疤还没长好的时候，写了一份“因伤退出”的申请。
我拿着硬盘站了一会儿，又把箱子盖上了。卡扣扣回去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地下室里响了一下，又一下。
我蹲在地上，掏出手机，给沈队发了条消息：“硬盘还在。明天周成礼来见我，我打算跟他摊牌。”
沈队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我没接，它响了七声，断了。然后来了条消息：“你疯了？摊牌不是这么摊的。你手里那点东西够干什么？翻案要的是完整的证据链，你那个硬盘最多算个引子。”
我回：“我知道。我摊的不是那个牌。”
那边沉默了一分钟，又来了两个字：“那你摊什么？”
我锁了屏，把手机塞回兜里，站起来环顾了一圈这个地下室。墙上还钉着我当初贴的一张纸，上面手写着几个字——“2月18日，倒计时”。今天是一号，还有十七天。
我把防潮箱重新摆好，关了灯，锁上门，链子锁挂在把手上晃了两下。从地下室出来的时候，外面天阴了，风比早上大了很多，卷着地上的枯叶和塑料袋往天上飞。
我往回走，走到公交站台等车的时候，手机震了。
媳妇发的：“我到家了。冰箱里有饺子，妈让我给你带的。”
我打字：“好，我晚上回去吃。”
然后又一条，是我妹发的。语音，我没点开，转的文字——“哥，成礼说你要见他？你俩有什么好见的？我可警告你，你别跟他说什么还钱的事，人家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你别给他找麻烦。”
我盯着这条看了几秒，把她的消息标成了未读。车来了，我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玻璃上滑下来一滴雨，紧接着整片天空都劈里啪啦地砸了下来。
我看着雨幕里模糊的城市轮廓，想起五年前沈队在高速服务区问我的那句话。当时我说，我得回去看着我妹。
五年了，她不需要我看着了。她站在周成礼那边，站在我妈我爸那边，站在整个“一家人”的牌坊底下，笑着看我蹲在地上修饮水机。
那我就不看了。
车到站的时候雨停了，我下了车，往修车店走。路过巷口那家彩票店，老板正在门口泼水，看见我笑了笑：“赵哥，新年第一注？碰碰运气？”
我停下来，掏了十块钱给他：“机选一注。”
他打出来递给我，我随手折了一下塞进羽绒服内兜里，没看号码。彩票店隔壁就是修车店，我走到门口的时候，看见卷帘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是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字迹：“东升哥，明天下午三点，我来找你。你店旁边的‘老兵茶馆’，我订好座了。——周。”
字写得很工整，像他这个人一样，人前人后永远得体。
我把纸条揭下来，揉成团扔进门口的垃圾桶里。然后拉开卷帘门，走进去，按下灯。
日光灯闪了两下，亮了。墙上的时钟指在下午一点四十分。
我走到工作台前，拉开那个抽屉，把里面那张借条复印件拿出来，对着光看了一会儿。然后我拿了一支笔，在借条背面写了一行字：“本金八万，利息为零。还的是钱，还是别的，明天你选。”
写完之后我把纸折好，塞进羽绒服内袋。跟那张没看的彩票叠在一起。
然后我脱了外套，挽起袖子，走到那辆修好了的帕萨特旁边，拍了拍它的引擎盖。车身的漆面倒映出我的脸，眼睛里有我没料到的一点亮光。
我对自己说了句：“赵东升，该干活了。”
手机在裤兜里又震了一下。我没看，走进里间，拧开水龙头洗手。水流冲走指缝里残留的机油，一圈一圈打着旋儿流进下水道。
外面的天彻底放晴了。一道很淡的阳光从卷帘门底下挤进来，落在水泥地面上，像条细细的黄线，一直延伸到我的脚边。
我关了水龙头，甩了甩手上的水珠子，在裤子上擦了两下。
明天下午三点。
我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日历，大年初一那页上，我不知什么时候用铅笔画了个圈。圈里什么都没写。
我伸手把那个圈描了一遍。铅芯在纸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第3章
大年初二，我醒得比初一还早。天没亮，手机压在枕头底下闷闷地震了一下，我摸出来看，是沈队发的：“今天几点的局？”
我回：“下午三点，老兵茶馆。”
“我给你安排了一个人在隔壁桌，警号，叫吴海，你见机行事。周成礼现在身份特殊，你当面谈可以，别动手，别留下任何把柄。”
“明白。”
我把手机放下，盯着天花板又躺了十分钟。窗户外头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一阵，炸完了留下满鼻子的硫磺味。我从沙发上坐起来，穿上昨天那件黑色羽绒服，手伸进内袋摸了摸，那张借条和那张彩票都在。
上午我去菜市场买了点菜，回了趟家。媳妇正在阳台上晾衣服，看见我拎着塑料袋进来，愣了一下：“你不是说店里忙？”
“下午有个约，上午没事。”我把菜放到厨房台面上，“你吃饭了？”
“吃了点粥。”她擦擦手走过来，看了看袋子里的东西，“你买了排骨？”
“晚上炖汤。”我说，“我下午办完事就回来。”
她没问我办什么事。她只是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面有东西，像是把所有想问的话都压在舌头底下了。我伸手在她肩上按了一下，她的手反过来拍了拍我的手背，力道很轻。
两点二十，我从家里出来。路上给修理厂隔壁的烧烤摊老板打了个电话，让他两点五十帮我把卷帘门拉开，灯打开，店里看着像正常营业的样子。他问了句：“赵哥你搞啥名堂？”我说：“见个客人，不想在店里谈。”
两点四十五，我到了老兵茶馆门口。这家馆子在巷子深处，门脸不大，挂着块褪了色的木匾，门口两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交叠在一起。我推门进去，屋里暖和得很，一股铁观音和旧木头混在一起的味儿。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瘸腿男人，抬头看了我一眼：“几位？”
“有朋友订了座，姓周。”
他往里面抬了抬下巴：“最里头那桌，靠窗的。人还没到。”
我走进去，路过中间一张桌子的时候扫了一眼。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坐在那里，面前一杯绿茶，手里拿着一张过期的报纸。他的坐姿很板正，肩膀不动，目光从报纸上沿掠过我跟我对了一瞬。吴海。我目不斜视地走过去，在最里头那桌坐下，面朝门口。
我给自己倒了杯桌上的热茶，没喝，搁在手心里暖着。墙上挂着一幅字：“茶亦醉人何必酒。”落款看不太清，纸边卷了黄。窗外是一条窄巷，偶尔有人骑着电动车慢悠悠过去，车铃声滴铃铃响。
三点整，茶馆的门被推开了。
周成礼走进来的时候穿着一件深灰色羊绒大衣，里面是白衬衫，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他比我上次见的时候胖了一点，下巴圆润了，但走路的节奏没变——脚步声很均匀，每一步的距离都差不多。他进门先冲老板笑了一下，然后视线扫过来，落在我身上。
“东升哥，新年好。”他走到桌前，把大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坐下的时候动作很从容。“等久了吧？路上有点堵。”
“不久。”我把茶杯放下，“喝什么？我请。”
“不用，我带了茶叶。”他从大衣内袋里掏出一小罐，冲老板抬了抬手，“老板，麻烦帮我用这个泡一壶，白瓷盖碗。”
老板过来接了罐子，看了我一眼，转身去操作。周成礼把双手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目光带着笑看我：“东升哥，昨天小雅回去跟我发了好大一通脾气，说你把家里的气氛搞得很僵。大过年的，一家人嘛，何必呢？”
我没接他的“一家人”，把茶杯又端起来抿了一口：“那笔钱，小雅跟你说过是借的，对吧？”
他的笑容没变，但是交叉的十指松开了，改成一只手搭在桌沿上：“东升哥，这事儿我承认，确实拖了久了一点。但我这边情况你也知道，去年刚提了副科，应酬多，手头一直不宽裕。昨天我跟你说了，今天先给你转五万，剩下的——你现在急用的话，我下个月底之前全部清掉，你看行吗？”
老板端着一壶茶过来了，白瓷盖碗里的茶叶正在舒展开，一根根立起来，像水底的小树林。他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退下了。
我看着那杯茶，汤色金黄清亮，确实是好茶。
“周主任，”我说，“我今天叫你来，不是为了那八万块钱。”
他端杯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递到嘴边喝了一口，放下：“那是什么事？”
我抬眼看着他，把羽绒服内袋里那张借条复印件拿出来，平摊在桌面上，推到他面前。他低头看，看到背面上我写的那行字的时候，他脸上那层“周家二公子”式的得体微笑终于裂了一道缝。
“‘还的是钱，还是别的，明天你选。’”他念出来，把纸放下，抬头看我的时候，眼神变了。“东升哥，你这话什么意思？”
“三年前，你跟我妹谈恋爱刚半年。你跟我借了八万，说好一年还。一年后你没还，跟我说手头紧，我没催。第二年你升了股长，换了一辆宝马，我问了你一次，你说年底再说。第三年——去年，你升了办公室副主任，我妹换了第二辆车，我问了你一次，你说手头紧。”
我每说一句，他的手指就在桌面上轻微地蜷一下。到第三句的时候，他整只手都握成了拳。
“东升哥，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身子往前倾了一点，声音压低，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想说，八万块钱对我这种人来说要攒三年。对你周主任来说，可能就是一顿饭的事儿。你不还，我心里清楚为什么。”
他眼睛眯了一下：“为什么？”
“因为你不敢。”
房间里安静了两秒。窗外巷子里有人按了一声长喇叭，拖了很久才断。
周成礼脸上的笑彻底没了。他把那张借条拿起来折了两折，但没有塞进口袋，而是放在自己面前的桌面上，用大拇指压住。“东升哥，你今天叫我来，就是为了撂这几句话？”
“还有一件事。”我靠在椅背上，“永通物流，还记得吗？”
他按在借条上的大拇指猛地一颤。
我没继续往下说。我端起面前的茶喝了一口，烫得恰到好处。他的脸在一瞬间褪了血色又涨回来，快得像调了个色。他在控制自己。当办公室主任的人，第一课就是控制表情。但他没控制住那根大拇指，它在纸面上细微地抖着，像压不住一只将死的蛾子。
“你……知道多少？”他开口的时候嗓子有点哑。
“我知道那年你们家的物流公司揽了一批不该揽的货。”我把茶杯放下，“我知道那批货被查扣的当晚，有一份安检报告被人改了。我知道改报告的人后来被调去了市局档案科，去年又调走了，去了哪儿我没查。但我知道他调走之前，你请他吃了顿饭，在江边的‘望江楼’，包间，八个人，开了三瓶茅台。”
周成礼的表情彻底空了。他盯着我，嘴唇翕动了一下，没发出声音。
我往他面前凑了凑，声音更低了：“我还知道，你们家那批货的货主姓廖，三年前被羁押，后来因为‘证据不足’放了。他放出来之后，你们家物流公司的账面上少了一百二十七万。这笔钱去哪儿了，你比我清楚。”
他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刮在水泥地面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响。隔壁桌的吴海报纸往下放了一点，视线扫过来。周成礼站着，胸口起伏，手撑在桌沿上指节发白。
“赵东升，”他终于叫了我全名，“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我笑了一下，把那张被他压皱的借条从他手底下抽出来，重新折好放回内袋。“我是那个被你借了八万一直不还的人。你三年前拿到那笔钱转手就充了你的‘活动经费’，你压根没打算还。但你没想到——赵东升修车的，他手里有一份永通物流的安检原始记录备份。”
周成礼的脸色由白转青。他站了大概十秒钟，然后慢慢坐下来了，动作比刚才僵硬了很多。他伸手去端茶杯，手指还在抖，茶水洒出来几滴，洇在木质桌面上，很快被吸干了。
“你说个数。”他哑着嗓子开口。
“什么？”
“八万的事。”他咽了一下口水，“我还。我明天——不，我今晚就还。二十万。你把那份备份给我。”
我看着他。这个人坐在我对面，三年前还是个刚进体制的毛头小子，靠着我妹的关系接近我家，靠着我那八万块钱打通了他上升的第一条路。三年了，他从一个说“哥这钱我一定还”的人，变成了一个说“你说个数”的人。
变化真大。
“周成礼，”我说，“我不是来跟你做买卖的。那八万块钱，今天你没还，之后也不必还了。”
他愣住了。
“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把最后一口茶喝完，放下杯子，“永通那个案子，已经有人重新在查了。你的名字，在第一批名单上。我今天告诉你，是因为你将来要是被问起来，我得确保你知道消息是从我这里出去的。”
他的脸从青变成了白，嘴唇哆嗦了一下：“谁？谁在查？”
我没回答他。我站起来，把羽绒服的拉链拉到顶。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我弯下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声音只有他能听见。
“三年前，我媳妇被车撞了，在街上躺了三十分钟。我妹开着车从旁边过去，没停。”
他猛地转过头来看我，眼睛里都是血丝。
我直起腰，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周成礼还坐在那里，一只手捂着脸，肩膀微微在抖。他那杯金黄色的茶汤已经完全凉了，茶叶沉在碗底，一根一根瘫着，像溺死的虫子。
隔壁桌的吴海已经放下报纸站了起来，跟在我后面出了茶馆。门外的冷风灌了我一口，我闭上眼睛呼吸了一下。巷子里没人，我往左拐进一条岔道，吴海跟上来，与我并肩。
“你刚才跟他说的那些，”吴海的声音很低，没有情绪，“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诈的？”
“永通物流的安检记录在我硬盘里，原始版。”我说，“案子被人压了，但证据没丢。货主姓廖，是假的，真正的货主你们去年查到了——姓钱，跟周家有亲戚。这些我都知道，我就是没说全。”
吴海停了一步，又跟上：“那你跟他摊的牌是什么？”
“我让他知道，第一，我知道当年的事；第二，案子在重查；第三，消息是从我这里出去的。”我转头看了吴海一眼，“他接下来会干三件事——给他爸打电话、给他哥打电话、找那个当年改报告的人。你们盯着这三条线，一抓一个准。”
吴海沉默了几秒钟：“沈队说得对，你这人，退了五年脑子还是当年的。”
我没接话。走出巷口，外面大街上人来人往，初二的年味儿还没散，卖糖葫芦的小贩在路边支着摊，红艳艳的果子串在竹签上亮晶晶的。我站在路口，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脸，每个人都很高兴的样子。
“吴队，”我说，“我有个事想问你。”
“你说。”
“我妹，她知不知道自己男朋友是干什么的？”
吴海没回答。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我读不太懂的东西。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这个得你自己判断。”
我把目光收回来，落在自己脚尖前面的地砖缝上。缝里长了一撮枯草，风一吹，晃晃的。
“知道了。”我说，“谢谢你今天来。后面的事，你们按程序走就行。”
我转身往家的方向走。走出大概二十步，手机响了。是我妹打来的。
我接起来，没说话。
“哥！”她声音很尖，“你跟成礼说什么了？他刚才打电话给我，问我说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他说你威胁他！赵东升你是不是有病？你一个修车的你威胁人家市局的干部？你疯了吗？！”
我把手机拿远了一点，等她喊完。风吹着话筒，呼呼地响。她喊完之后喘着气，在等我回应。
“小雅，”我说，“你跟他在一起之前，有没有查过他是干什么的？我的意思是——你知道他爸是干什么的吗？”
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
安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挂了，看了一眼屏幕，还在通话中。
“我不管，”她最后说了这么一句，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总之你别搞事。不然我跟妈说。”
“你跟妈说。”我说，“都行。”
然后我挂了。
把手机揣回兜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笑。不是好笑，也不是冷笑，就是嘴角不由自主地往上翘了一下，像被什么扯住了似的。
我拍了拍脸，往家的方向继续走。路过彩票店的时候，老板又冲我喊：“赵哥！昨天那注看看中了没？”
我摸了摸内袋里那张彩票，没拿出来：“不急，等开完奖再看。”
老板笑着摇摇头，转身回店里去了。我继续往前走，经过修车店门口的时候，看见烧烤摊的老板正在帮我把卷帘门拉下来，他冲我比了个“搞定”的手势。
我冲他点了点头。
然后我拐进单元门，上楼。打开家门的时候，屋里飘着一股排骨汤的香味。媳妇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问，只说了一句：“洗手，马上开饭。”
我站在玄关换了拖鞋，听着厨房里锅铲碰撞的声音和咕嘟咕嘟的汤沸声。阳光从客厅窗户打进来，落在沙发扶手上，暖融融的一小块。
我在那块光里站了一会儿。
然后我走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把手伸进去。
水很烫。我没躲，让热水冲过指缝，冲过那些常年被机油浸润的粗糙的皮肤纹路。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眼角有了细纹，头发两边白了十几根，在日光灯下亮得很扎眼。
我把手拿起来甩了甩，关上水龙头。
“东升？”媳妇在外面喊，“汤好了。”
“来了。”我应了一声，拿毛巾擦了把手，推开卫生间的门走进客厅。
热气腾腾的排骨汤放在餐桌中央，白色的蒸汽往上飘，在灯光里绕成细细的烟。她给我盛了一碗，放在我面前，自己也在对面坐下来端起碗喝了一口。
“好喝吗？”她问。
“好喝。”
她笑了一下，低头继续喝汤。我看着她低垂的睫毛，发梢落在碗沿上，沾了一点油星子。我伸手把那根头发帮她别到耳后，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有暖气氤氲的水光。
外面有人在放烟花，天还没黑透，烟花的光不大看得清，只听得到一声一声钝钝的响。
我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大口。汤很烫，从喉咙一路暖到胃里。
第4章
大年初三早上七点，我是被电话吵醒的。屏幕上跳动的是我妈的名字，我接起来，她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把你妹惹哭了！大过年的你非要把家拆了是不是？”
我从沙发上坐起来，揉了揉后脖颈：“她跟你说的？”
“她哭了一早上！说你去威胁人家成礼了，说你要把人家工作搞掉！东升，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妹好不容易找个条件好的对象，你要是把人搅黄了，我跟你没完。”
我拿开手机看了看时间，七点零八分。窗外天刚亮透，街面上有人在扫鞭炮碎屑，扫帚刮过水泥地的声音一阵一阵传进来。
“妈，”我说，“你知不知道她男朋友家里是干什么的？”
“人家爸妈都是干部，怎么了？人家不嫌咱们家穷，你倒嫌上了？”
我闭了一下眼睛。“那你知道三年前我媳妇为什么流产吗？”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那……那不是她自己不小心摔了嘛，跟人家成礼有什么关系？”
“跟周成礼没关系。”我说，“跟我妹有关系。她开着车从我媳妇旁边经过，看见了，没停。我媳妇在地上躺了半个小时才有人打120。妈，这事儿你知道不？”
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我能听见我妈的呼吸声，一下重一下轻，像是想说什么但不知道从哪儿开口。过了大概十秒钟，她说了一句：“你妹说她当时没看见……”
“她看见没看见，只有她自己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那八万块钱，她借了三年一分没还。她买新车、去海南、换包，她有没有想过她哥每天在地沟里钻十几个小时？妈，你偏心我认了，但你至少别帮着她来跟我说，让我别‘搞事’。”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呜咽，然后是我爸在背景里问“怎么了怎么了”的声音。我妈没回答，电话挂了。
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厨房里有动静，媳妇端着两碗粥走出来，放在餐桌上，看了我一眼：“妈打的？”
“嗯。”
她没再问，递了一双筷子给我。粥是小米南瓜粥，熬得很稠，上面撒了几颗枸杞。我接过来喝了一口，烫了一下舌尖。
上午十点，我到了修理店。卷帘门拉开的时候，我发现门口台阶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署名，没有地址，就放在最上面那级台阶的正中间。我蹲下去捡起来，掂了掂，不厚。拆开封口，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页打印纸。
纸上只有一行字：“密码后六位。多的算是利息。以后别来找我。——周。”
我把银行卡抽出来看了一眼，是张储蓄卡，没贴标签。我把纸折好塞回信封，把信封放进工作台抽屉里，没去查余额。抽屉里那个牛皮纸信封还在，那张借条复印件也在。三样东西并排躺着，像三个沉默的证人。
我关上抽屉，上了锁。
中午十二点，我正准备出去买个盒饭，店门口的卷帘门被人敲了两下。敲法很急，连着的两下，像用指关节砸铁皮。我走过去把门往上一推，门口站着的是我妹。
她穿着一件白色长款羽绒服，围巾裹到下巴，眼睛肿着，眼圈周围粉底没盖住的红。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赵东升，你到底跟成礼说了什么？他从昨天回去到现在不接我电话，发微信也不回。他助理说他请假了，连单位都没去。”
我靠在门框上看着她：“他请假是他的事，你找我干什么？”
“是你找的他！”她的声音高了八度，巷子里路过的人回头看了一眼。“昨天他去见了你，回来就变成这样了。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
“你跟周成礼在一起四年，”我说，“你知不知道他爸是谁？知不知道他哥在哪个单位？知不知道永通物流是他家什么人的产业？”
我妹的嘴唇张了一下，没发出声音。她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一丝茫然，那丝茫然像水渗进纸面一样慢慢扩散开来，把她的整张脸都浸软了。
“什么……永通物流？”她问，声音低了两个调。
“你不知道。”我说，“你跟他谈了四年，你什么都不知道。”
她站在门口，风把她围巾的穗子吹得飘来飘去。她伸手把围巾拢了拢，动作很生硬，像不知道手该往哪儿放。“他跟我说他家里是做生意的，”她说，“他说他爸退了，他哥在私企上班……他骗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跟我一样，眼角微微往下耷拉着，是我妈遗传的。此刻那双眼睛里那层嚣张的壳裂开了，底下露出一层她很久没让我看见的东西——小时候她弄丢了我攒了一学期的零花钱买的那支钢笔，就是那种眼神。
“他有没有骗你，你自己去问他。”我说，“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三年前你借的那八万块钱，他拿去做‘活动经费’了。你买新车的首付，他出的是我的钱。”
她的脸一下子白了，白得跟身后那面刷了腻子的墙壁似的。“你胡说什么……”
“我有没有胡说，你去问他。”我退了一步，把门让开半扇，“进来说吧，外面冷。”
她站在门口犹豫了几秒钟，最终还是迈了一步走进来。店里的机油味让她皱了一下鼻子。我在工作台旁边拖了一把塑料凳给她，她自己坐下来，两只手攥着围巾的末端，指关节攥得发白。
“哥，”她叫了我一声，这个称呼从她嘴里出来，比昨天那个“赵东升”轻了很多，“你跟我说实话。成礼他……到底做了什么？”
我站在她面前，靠在工作台边上，双手抱胸。日光灯从头顶照下来，她的睫毛影子落在眼袋上，黑乎乎的两片。
“你如果真想知道，”我说，“你跟他通个电话，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三年前他爸接手永通物流的时候，那批被查扣的货是什么。第二，他那年升股长之前，请谁吃了饭，在哪儿吃的，花了多少钱。”
她抬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没回答她。她盯着我看了很久，像是在重新打量一个人。店里很安静，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走，隔壁烧烤摊的老板在剁肉，声音隔着墙传过来，嘭嘭嘭的。
她终于拿出手机，翻到周成礼的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停了好几秒。然后她按了下去，开了免提。
彩铃响了三声，被挂断了。她又拨，这次响了一声就被挂断。第三次拨过去的时候，对面直接关机了。
她把手机放下，看着我。眼圈红了，但她没哭。她把手机扣在膝盖上，两只手盖在上面，像捂着一块冰。
“哥，”她说，“他从来没挂过我电话。”
我没说话。她坐在那把塑料凳上，低着头，围巾穗子垂下来碰到膝盖。过了很久，她慢慢站起来，把手机揣进口袋，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八万块钱，”她说，“我还你。”
“不用了，”我说，“他已经还了，今天早上。”
她怔了一下，嘴角抽动了一下，像是想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她转身走了出去，白色羽绒服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拐角。风把几片枯叶卷到她刚才站过的地方，打着旋儿转了两圈。
我关上卷帘门，在店里面站了一会儿。然后我拿出手机，给媳妇发了条消息：“小妹来过了。晚上我回去吃饭。”
她秒回了一个字：“好。”
下午两点，我正趴在帕萨特的引擎盖下面调一根真空管，手机在台面上嗡嗡震起来。我擦擦手拿起来看，是个陌生号码。接起来，对面是个男人的声音，低沉，带一点南方口音。
“赵东升？”
“我是。”
“我姓周。”对面顿了一下，“周成礼的父亲。你昨天跟我儿子说了些话，他回来之后状态很不好。我想跟你当面谈谈。”
我把扳手放下，靠在车头旁边：“周叔，您说地方。”
“今晚七点，江边望江楼，牡丹厅。就我们两个人。”他停了一下，补了一句，“我希望你把带在身上的东西也带来。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知道。”我说，“七点，望江楼牡丹厅，我带东西来。”
挂了电话，我看着手机屏幕黑下去。望江楼，牡丹厅。昨天我在茶馆跟周成礼提到过这地方，今天就接到了他老子的电话。效率够快。
我转身走进里间，从储物柜最底层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抽出那张银行卡——我没有查余额，但我猜那里面远远不止二十万。我把卡放进羽绒服内袋，然后拿起桌上的钥匙串，出了门。
去望江楼的路上我想了一路。周家老头约我见面，时间选在晚上七点，地点选在望江楼——那是周成礼请人吃饭的同一家店，牡丹厅是他那天订的包间。他选这个时间和地点，无非是告诉我两件事：第一，那天的饭局他知道；第二，他在这座城市经营了三十年，我动不了他。
我坐在出租车后座，看着窗外掠过的街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江边的风灌进半开的车窗，带着水腥气。
七点差五分，我到了望江楼。这是一栋三层高的仿古建筑，飞檐翘角，门口挂着两盏红灯笼。迎宾把我带上二楼，牡丹厅在走廊尽头，推开门，里面是一张圆桌，桌上只摆了两副餐具。窗户正对着江面，天色还没全暗透，江水里倒映着对岸的灯火，碎成一片一片的金屑。
一个人坐在桌子对面。六十岁上下，头发灰白，梳得很整齐，穿着深蓝色夹克，领口露出来一件藏青色高领毛衣。他正端着茶杯慢慢吹气，看见我进来，抬了一下眼皮。
“赵东升，”他把茶杯放下，“坐。”
我在他对面坐下。门在我身后被服务员带上了，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江水拍岸的哗啦声。
他打量了我几秒钟，然后开口了：“你昨天跟成礼说的那些，我可以当作年轻人之间口无遮拦。但你今天带着东西来的话，放在桌面上，我们谈个条件。”
我从内袋里掏出那张银行卡放在桌面上，推到桌子中间。“这是你儿子今天早上放在我店门口的。里面的钱我没动，原封不动在这里。你们周家的东西，我不收。”
他看了一眼那张卡，没伸手拿。“那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三年前那份安检记录的原始版被公开。永通物流那批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被压了三年，谁压的，怎么压的。这些，我要它见光。”
周父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嘴唇抿成了一条线。江风吹得窗户轻轻颤动了一下，桌上那杯茶的水面荡起一圈涟漪。
“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吗？”他终于开口，声音很平。
“知道。”我说，“市里退了的老领导，两条线的人脉，一个在市局的儿子，一个在省里的侄子。你们周家在这座城市的摊子铺了四十年。”
“知道你还来。”
我从内袋里掏出第二个东西——那个移动硬盘。我把它放在桌面上，就放在那张银行卡旁边。黑色的塑料外壳在灯光下泛着暗哑的光。
“这里面，”我说，“是永通物流那批货的安检原始记录，没有被修改过的版本。三年前它被人压下去了，我师父因为这份东西住了院，我因为这份东西退了队。我把它留了三年，就是等着有一天，有人问我‘你面对的是什么人’的时候，我能把答案放在桌子上，让人看见。”
周父的目光落在那个硬盘上，停了大概五秒钟。然后他慢慢端起茶喝了一口，放下。
“你要多少钱？”
“我不要钱。”
“那你要什么？”他终于有了一丝情绪波动，眉头皱了一下，“你把东西摊出来，你想得到什么？”
我看着他，把硬盘从桌面上收回来，放回内袋。银行卡我没拿，留在桌上。“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谈交易的。我是来告诉你，三年前你们压下去的东西，马上要翻上来了。你儿子在名单上，你也在。你今晚回去可以打几个电话，看看你认识的人还能不能帮上忙。但我建议你别打——因为打不通了。”
他端茶杯的手在半空中顿住了。
我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下。“这顿饭我就不吃了。周叔，茶凉之前，把那张卡收回去吧。你们家的钱，我不碰。”
我转身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在我背后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很沉：“赵东升，你妹妹跟我们成礼谈了四年。你掀这张桌子，她在哪边？”
我的脚步停了一下。我握着门把手，没回头。
“她在哪边，她自己选。”我说，“但她选了之后，你们周家最好还在。”
我推开门走出去，走廊里的空调风扑在脸上，暖烘烘的。我走下楼，穿过大堂，推开望江楼的大门，江风卷着水汽劈头盖脸砸上来。我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黑沉沉的江面和对岸的灯火。江水在夜里看不出颜色，只是一大片暗沉沉的涌动，灯碎在里面，一晃一晃的。
我拿出手机，给沈队发了条消息：“我跟周老头见完了。硬盘没给他。他今晚应该会开始动他的关系网。你们那边可以收网了。”
沈队秒回：“收到。吴海那边已经锁了三条线，今晚就能拿到通话记录。另外，你妹男朋友今天关机之后去了他哥家里，到现在没出来。我们有人在盯着。”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江风灌进领口，锁骨上那道旧疤又开始隐隐作胀。我伸手隔着衣服按了按那道疤，凸起的疤痕组织在指尖下面硬邦邦的一块。
出租车停在路边等我，我上了车，报了家里的地址。车子启动的时候，手机在兜里震了一下。我掏出来看，是一条银行短信。卡号尾数是我熟悉的那张——三年前我借给妹妹的那张储蓄卡。到账金额：八万元整。汇款备注栏里只有两个字：“对不起。”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车窗外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往后退，黄澄澄的光一道道掠过我的脸。我把手机屏幕扣在膝盖上，转头看着窗外。
车到了小区门口，我下车走进去。楼道灯亮了一下又灭了，我摸着扶手上了三楼，掏出钥匙开门。客厅的灯还亮着，媳妇坐在沙发上织一件东西，看见我回来把毛线放下：“回来了？锅里给你热着饭。”
“嗯。”我换了鞋走过去，在沙发上坐下。她伸手摸了摸我的手背：“手怎么这么凉？”
“外面风大。”
她没再问，起身去厨房端饭。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她织了一半的深灰色围巾——是她每年冬天都要给我织一条的，织好了我戴一个冬天，然后下一年她再织新的。我把围巾拿起来摸了一下，针脚细细密密的。
她端着碗从厨房出来，放在我面前，自己也挨着我在沙发上坐下来，靠着我的肩膀。
“东升，”她说，“你今天看起来比昨天轻松了一点。”
我端着碗的手停了一下。然后我说：“嗯，是轻松了一点。”
她没再说话，把头靠在我肩上，呼吸均匀地落在我锁骨的位置。那道疤好像突然没那么胀了。
我吃完最后一口饭，把碗放在茶几上。窗外的江风已经吹不到这儿了，屋里很暖，暖得让人有点犯困。我伸手揽住她的肩膀，轻声说：“快了。等我办完那件事，咱俩好好过日子。”
她在我肩窝里点了一下头，没出声。
电视没开，客厅里只有挂钟的秒针在走，一格一格，稳稳的。
我把那个移动硬盘从内袋里拿出来，放在沙发靠垫边上。看着它安静的黑色外壳，我忽然想，三年前写下“因伤退出”申请的那个晚上，我在想什么呢？好像什么都没想，就是趴在宿舍的桌子上，一个字一个字写，写完把手电筒关了，在黑暗里躺了一整夜。
那时候我以为这条线断了就断了。
线没断。它只是被压了三年，压进地底下，压进修理店的机油味和地下室的灰尘里。但现在它自己爬出来了。
窗外对面那栋楼的灯一盏一盏灭下去。夜色沉得跟江水一样。
我关了客厅的灯，在黑暗里揽着媳妇的肩膀，听她呼吸慢慢变沉。我的手机屏幕最后亮了一次，是吴海发来的：“周成礼从他哥家出来了，一个人开车往城北去了。我们跟上。”
我没有回复。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茶几上。
明天，大年初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