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有点发麻。
这辆黑色奥迪A6L我开了八年，座椅皮面磨得发亮，档把头上那圈真皮裂了口子，我用黑胶带缠了三圈。
仪表盘显示总里程四十七万三千公里，其中至少四十万公里是我握着方向盘跑出来的。
后座那位刚从省里开完会回来，靠在后排闭着眼。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头发全白了，眼袋耷拉着，手里还攥着那份改了三遍的讲话稿。
“老李，先不回家，去老城区转一圈。 ”
我应了一声，打转向灯变道。
三十年前我刚给他开车那会儿，他还是县长，坐的是辆桑塔纳，车门得使劲摔才能关严实。
那时候他总坐副驾驶，说后面太宽绰，跟我离得远说话费劲。
车拐进建设路，路边梧桐树粗得两个人都抱不过来。
他忽然开口：“这棵树还在，九三年发大水，我在这树下站了一宿指挥转移群众。 ”
我没接话。
我知道他不需要我接话。
三十二年里，他在车上说过的话加起来能装一麻袋，我只管听，从来不多嘴。
车经过老县政府大院，铁门锈得发红，门口挂着“拆”字的横幅被风吹掉了一半。
他摇下车窗看了半天，又摇上去。
“回吧。 ”
我把他送到省委家属院门口，他下车时扶了一下车门，手背上的老年斑像撒了把芝麻。
他站在车边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摆摆手让我走。
我把车开回单位车库，刚停稳，手机响了。
车队刘队长打来的，嗓门大得震耳朵：“老李，明天办退休手续，你把车钥匙和油卡交到办公室，工资卡最后一个月打进来，公积金那边自己去跑一趟。 ”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在车里坐了十分钟。
方向盘上那圈胶带粘手，我摸了又摸，最后拔下车钥匙，把那串挂着“省委小车班”铁牌的钥匙圈放在副驾驶座上。
下了车，我回头看了一眼。
车灯没关，照着车库灰扑扑的水泥墙。
第二天办手续，办公室小周给我倒了杯茶，纸杯软塌塌的，茶水颜色淡得跟白开水差不多。
她递过来一张表，让我核对工龄和社保。
“李师傅，您三十二年工龄，社保从九四年开始缴的，前面那几年视同缴费。 ”
我嗯了一声，拿起笔，手有点抖。
不是紧张，是昨晚没睡好。
老婆半夜翻来覆去，问我退休金能拿多少。
我说大概四千出头。
她半天没说话，后来憋出一句：“老赵家那口子跟你一样开车，人家退休拿六千多。 ”
我没告诉她，老赵是给企业老板开车，我是给县委书记开车。
正填着表，手机又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接起来是省委办公厅行政处打来的，说老领导让司机班转交一个信封给我，让我去趟小车班。
我撂下笔就往小车班走。
铁皮柜子第三格，我的更衣柜，柜门没锁，里面躺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没封口，鼓鼓囊囊的。
我抽出来一看，里面是一沓照片和几张叠得整齐的纸。
第一张照片是九三年的，黑白，县政府门口，他穿着中山装站在那棵梧桐树下，旁边站着一个瘦高年轻人，我认了半天，是我。
那时候我头发还黑着，笑得露出一口牙。
第二张是零二年的，他刚调到市里当副市长，我跟他去下面县里检查工作，在路边小店吃面。
照片上我正低头扒蒜，他端着碗冲镜头笑。
第三张是前年的，他已经是省长了，我们去北京开会，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拍的，他穿着西装，我站在后面帮他拎着包。
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老李，你比我小五岁，头发白得比我还快。
我把照片放下，拿起那几张纸。
第一张是手写的，他的字，钢笔，蓝黑墨水，字迹有点洇。
“老李，你跟我三十二年，没求过我任何事。 九八年你儿子上学差两分，你老婆让你来找我，你在我办公室门口转了三圈，最后走了。 零五年你父亲住院，床位紧张，你白天开车晚上去医院走廊打地铺，我让秘书给你安排，你说不用，说不能给我添麻烦。 一二年我调省里，问你跟不跟我走，你说跟，我问你有什么要求，你说没有。 ”
纸上有几处字迹模糊了，像是水滴上去的。
我翻到第二页。
“你老婆零九年下岗，在超市理货，一个月挣八百六。 你儿子一五年大学毕业找工作，考了三次公务员没考上，你从来没跟我提过一个字。 去年你孙子要上小学，想进实验小学，你儿子让你来找我，你骂了他一顿，说咱家不能开这个口。 ”
我手指头捏着纸边，捏得发白。
窗外小车班院子里，新来的小年轻在擦车，水桶里的水泼了一地，太阳底下亮晃晃的。
第三张纸，是打印的。
“经省委办公厅行政处核实，李建国同志自一九九二年四月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在省委小车班工作期间，连续工龄三十二年，其中从事特殊岗位驾驶工作二十八年，符合我省关于特殊岗位退休人员待遇调整的相关规定。 经省人社厅审批，自二零二五年一月起，李建国同志退休待遇按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标准核定，月退休金为八千六百四十元，医疗待遇相应调整。 ”
下面盖着省委办公厅行政处、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的红章。
我翻到最后一页，还是他的手写。
“老李，这封信我写了三个月。 你退休的事，我让办公厅按政策办的，没打招呼，没走后门，你够条件。 信封里还有一张卡，密码是你车钥匙最后四位数。 那是我这三十多年攒的司机出车补助，财务上直接发到我工资里的，每个月二百，我没动过，一共七万六千八。 你拿着，给孙子交学费。 ”
“你总说你是司机，我是领导。 今天你退休，我最后叫你一声李师傅。 三十二年，你送我开会、下乡、抗洪、出差，你把我送到省长的位子上，自己还是个司机。 我心里清楚，没有你给我把着方向盘，我走不到今天。 ”
“你该知道的都在里面了。 老李，退休快乐。 ”
我把信纸叠好，塞回信封。
柜子里还有我的一双旧手套，白线织的，指尖磨出了洞。
我把手套也塞进信封，连同那串钥匙圈上的铁牌，一起装进口袋。
走出小车班，太阳很大，照得人睁不开眼。
手机又响了，老婆打来的。
“手续办完了？ 退休金多少？ ”
我说：“够花。 ”
她在那头骂：“够花够花，你就知道说够花。 到底多少？ ”
我说：“八千六。 ”
那头半天没声音，过了会儿传来吸鼻子的响动：“你说真的？ 没骗我？ ”
我说真的。
她又问：“老领导给你安排了？ ”
我说没有，政策够条件。
她不信，说人家凭啥给你按副处级？
你一个开车的。
我没再解释，把电话挂了。
走到公交站台，把信封里的卡掏出来看了看，普通储蓄卡，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六个数字。
我把卡翻过来，看到正面左下角有一行极小的字，凑近才看清：中国建设银行，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制。
是上个月刚办的。
公交车来了，我投了两块钱硬币，找了个靠窗位子坐下。
车开过省委大院门口，我看见那辆黑色奥迪A6L停在院子里，新来的司机正拿抹布擦车门。
车牌号我背了八年，闭着眼都能念出来。
手机又响了，这回是儿子。
“爸，听我妈说你退休金八千多？ 真的假的？ ”
我说真的。
他顿了顿：“那……那挺好。 ”
又顿了顿：“爸，我昨天投了个简历，一家物流公司招调度，人家说要熟手，我没经验。 你开了三十多年车，认不认识什么人……”
我说：“不认识。 ”
他哦了一声，把电话挂了。
公交车晃悠悠往前开，路过实验小学，门口接孩子的家长堵成一锅粥。
我看见一个老头骑着电动车，后座上坐着个背书包的小男孩，老头头发全白了，腰弯着，小男孩搂着他的腰喊爷爷快点快点。
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玻璃冰凉。
口袋里的信封硌着大腿，卡硬邦邦的，手套软塌塌的。
车到站，我下车，走了五百米到小区门口。
老婆站在楼下等我，手里攥着个塑料袋，里面是超市打折的鸡蛋，三块五一斤，她排了四十分钟队。
她看见我就喊：“晚上吃西红柿炒鸡蛋，你儿子一家过来。 ”
我嗯了一声，上楼。
楼梯间灯坏了，我摸着扶手一层层爬，爬到四楼掏钥匙开门。
客厅茶几上放着孙子的作业本，封面上歪歪扭扭写着“李梓轩，实验小学一年级三班”。
我把信封放在茶几上，进了厨房。
老婆跟进来，小声问：“卡里多少钱？ ”
我说：“七万六。 ”
她手里择菜的盆咣当掉在地上，西红柿滚了一地。
她蹲下去捡，捡着捡着不动了，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蹲下去，把她手里的西红柿拿过来，放进盆里。
“别哭了，做饭吧。 孙子一会儿来了。 ”
她擦了把脸，站起来，打开煤气灶。
火苗呼呼响，抽油烟机嗡嗡叫，锅热了，油倒进去滋啦一声。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窗外。
对面楼有人家在阳台上晾被子，红的绿的，被风吹得鼓起来。
楼下有人喊：“收破烂嘞——旧冰箱旧电视旧洗衣机——”
声音拖得老长，在楼与楼之间撞来撞去。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副破手套，指尖的洞硌着指腹。
三十二年，方向盘握出了老茧，后视镜里看白了两鬓，副驾驶座上换过五任领导，我送走了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副市长，一个市长，一个副省长，一个省长。
最后一个省长，今天给我写了一封信。
老婆在厨房里喊：“老李，蒜剥了没？ ”
我说：“来了。 ”
走进厨房，蒜瓣在案板上滚，我一个一个捡起来，刀背拍下去，啪一声，蒜皮裂开，蒜肉露出来，白白净净的。
孙子在楼下喊爷爷，声音脆生生的，穿过四层楼板，钻进厨房，钻进耳朵，钻进心里那个空了三十多年的洞。
我把蒜末扔进油锅，滋啦一声响，香气窜上来。
老婆在旁边说：“明天去银行把钱取出来，存个定期。 ”
我说：“嗯。 ”
她又说：“给孙子存着，上大学用。 ”
我说：“嗯。 ”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低头切西红柿。
刀起刀落，红汁水淌了一案板。
窗外收破烂的又喊了一声，这回离得远了，声音飘飘忽忽的，像从另一个世界传过来的。
我握着锅铲，翻了两下，鸡蛋金黄，西红柿软烂，汁水咕嘟咕嘟冒泡。
三十二年，我从后视镜里看别人的人生，别人从后视镜里看我的青春。
方向盘在我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转回了厨房这一口锅。
信封在茶几上，照片在信封里。
那张黑白照片上，梧桐树还在，县政府大院还在，那个冲镜头笑的年轻人，也还在。
只是头发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