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电动自行车国标的问题上，许多人内心矛盾。

强制标准，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烙印；

但是，电动自行车乱窜、超速、不遵守交规、有安全隐患，的确需要管一管。

这个矛盾心态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混淆了交通管理和强制标准的问题。

电动自行车冲向人行道、冲上主干道、闯红灯、乱停乱放占道，以及速度太快等问题，是城市道路管理、交通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应当对生产厂家设定强制技术规范来解决。

试想，难道速度限制在25公里/小时，就不会乱窜，就遵守交规了，就更加安全了吗？

这是目的与手段的背离。

每年汽车因超速造成的交通事故也非常多，为什么不对汽车出台一个速度限制的强制标准？

按照电动自行车强制标准的逻辑，既然高速公路限速120公里/小时，就应该如法炮制，对汽车生产厂家出台强制标准，利用硬件和软件的手段，汽车速度限定在120公里/小时以内，超过120公里/小时就没有动力输出。

大多数人会觉得这是荒唐的。

因为这与生产厂家无关，是驾驶员的责任。

道路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更加合理的道路设计，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通过限速、抓拍、违章处罚等方式，对汽车驾驶员有效管理，让驾驶员承担相应责任，驾驶员知道违章的责任是什么，因此会调整自己的驾驶习惯和行为。

难道说，汽车驾驶员可以自负其责；而骑电动车小电驴的人需要一个爹来“监护”？还是说，汽车行业不好欺负，电动车行业和消费者好欺负？

道路和交通管理部门对公共道路有效管理，是合理的。

即便一个私营道路，道路的产权人也必然对驾驶人员实施相应的安全管理，权衡成本收益，进行经济计算，在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与保障安全之间实现平衡，不会放任不安全驾驶行为的发生。

这就是罗斯巴德提出的“私有化原理”：当公共资源无法一步到位实现私有化的时候，那么让当局像对待私营企业一样管理公共资源，是一种边际改善。

如果当局放任不管，就会造成进一步的公地悲剧，即导致公有化的进一步扩大。

电动自行车之于公共道路，其实就是公地悲剧。

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不用付出代价，因此就会有恃无恐。

如果汽车这样做也不用付出代价，汽车驾驶员并不比电动车主文明多少。

电动车主的行为本身是相关部门计划思维、管理不善、失责、懒政的结果。城市道路设计，并没有给电动自行车留下相应的“路权”，绝大多数的道路，都是为汽车设计。

相关部门面对这种情况，想到的就是甩锅：这都是电动车主的责任。如果有利益、可寻租，哪怕老百姓就不关心，他们都跑得比谁都快；费事又搞不到钱，然而是老百姓关心的事，他们懒得管。

为了解决电动车乱窜的问题，掩盖他们管理上的失责，他们想到另一个办法，就是从生产厂家“源头控制”，这就是本次国标出台的逻辑。

前已述及，这无法根本解决电动车不遵守交通规则问题。

这是责任的转嫁，管理者逃避责任，骑行者违章，怎么能让生产者承担责任呢？

骑行者千千万万，管理好交通秩序，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太大，生产厂家数量较少，有规模优势，从生产厂家“源头治理”成本更低、效率更优，因此板子就打在生产厂家的头上，因为生产厂家是“最低成本维护者”。

此外，我们可以看下面的例证：

美国佛罗里达州法院的陪审团下令美国最大的烟草企业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向一名女烟民赔付3亿美元，这一巨额赔偿是佛州法院向烟草公司迄今开出的最大“罚单”。原因是这位女烟鬼因为长期抽烟而患上了肺部疾病。

1999年9月22日，美国司法部代表美国联邦政府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起诉了美国最大几家的烟草公司。美国烟草企业被迫答应将在接下来的25年内，每年支出数十亿美元来，用于各州患病烟民的医疗，直到总额达到2050亿美元。

美国政府将一家企业，告到自己开办的法院，然后当地法院做出有利于政府的裁决，而且这个裁决是最终裁决，企业无法上诉。

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中，部分遇害者家属威胁起诉枪械制造公司，最终他们与枪械制造商雷明顿军火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获得了总计7300万美元的赔偿。‌原因是，枪手使用的枪械是这家公司生产的。

这种案件判决背后，就是芝加哥学派的社会成本最低、经济效率最优、最低成本维护者原则。

不要以为这种理论和案件的判决荒唐，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观念，比比皆是。

打游戏对孩子有害，这明明是家长和孩子自身的责任，但是游戏厂家承担责任，因为他们承担责任的社会成本最小。

这不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吗？

难道关闭游戏公司，不爱学习的孩子就神奇地热爱学习了。

谁是香烟伤害、游戏伤害、电动自行车伤害的最低成本维护者：

最终消费者还是生产企业？

对于奥地利学派来说，由于人际效用无法比较，也不可以数学加总计算，因此这一问题经济学无法回答。

但是芝加哥学派认为，企业是最低成本避免者，因此，对他们提起诉讼是合理的。

要求烟草公司、游戏公司对伤害负责，因为他们降低相关伤害的成本低于消费者。

这种所谓的功利计算和责任转承，消解了个人自负其责的精神，它侵犯企业产权，让每个消费者变成巨婴，让所有管理者推卸责任。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一切政策，都是大众观念的结果；

一切政策，也都可以在经济学里找到源头。

回归自负其责，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

社会大众应当进行自我教育，不要指望任何事情都由国家颁布标准和禁令来解决。

如果颁布禁令就能解决问题，天天发文件就可以了。

如果你赋予他们权力，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不能管制，他们只会无休止地制造问题，并不断地假装一直在解决问题。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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