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深夜十一点，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国际到达厅，脖子上的晒痕还没褪干净，手机刚开机，七百多条未读消息像疯了一样涌进来。
王建国西装革履地冲在最前面，身后跟着五个副总，还有财务总监李梅。六个人齐刷刷堵在我面前，王建国眼眶通红，嘴唇哆嗦着，二话不说就要往地上跪。
“方总！方总我求你了！公司快撑不住了！”
我侧身一闪，没让他跪成。旁边等车的旅客纷纷掏出手机拍视频，我看了眼王建国身后那些人——当初年终奖方案会上，这几位可都是举双手赞成的。
“别叫我方总。”我把行李箱把手握紧，“我一个被压榨的打工人，担不起这称呼。”
李梅急了，踩着高跟鞋往前迈了一步：“方洋，你走了之后公司订单全乱了，中东那个八千万的项目因为你不在，现在——”
“因为我？”我笑了，笑得特别平静，“李总监，年终奖方案会上，你是怎么说的来着？哦对了，你说‘新人不要太贪心，九万块已经很多了’。”
李梅脸色一白。
我没再理她，拖着箱子往出租车等候区走。王建国追上来，这回真急了，声音都变了调：“方洋！当年你爸住院的时候，公司可没亏待你！”
我停住脚步。
不是因为这句话让我心软，是因为这句话让我觉得，有些账，终于该好好算算了。
三百天前。
那是去年腊月二十八，距离除夕还有两天。鼎盛集团总部二十三楼的会议室里空调开得死热，我坐在长桌最末尾的位置上，手心全是汗。
今年公司业绩报告刚发下来，我带的海外事业部全年完成了八个大区的市场开拓，中东区域从零做到行业前三，单是我一个人签回来的合同总额，就占了全公司营收的百分之六十三。
这个数字不是我算的，是财务部年终核算时出的正式报表。
所以当王建国在会上宣布“今年公司利润创历史新高”的时候，我脑子里已经在盘算年终奖到账之后的事——先把爸妈那套老房子的贷款还清，剩下的钱够我在市区换套大点的房，再给爸换个好点的医院。
散会的时候王建国叫住我，笑容满面地拍我肩膀：“方洋啊，今年你功不可没，年终奖的事你放心，公司绝对不会亏待功臣。”
我当时信了。
腊月二十九下午三点，银行短信提示音响起的时候，我正在医院陪我爸做透析。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九万三千八百块。
我以为自己看错了，揉了揉眼睛，退出APP重新登录，又看了一遍。
九万三千八百块。
小数点前面是五位数，不是六位数，更不是七位数。
我给我爸倒了杯水，尽量让自己的手别抖，然后走到医院走廊尽头，给财务总监李梅打了个电话。
“李姐，这个年终奖的数字是不是打错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李梅的声音特别平淡，像是在念一份公文：“没错啊方洋，根据公司薪酬制度核算，你的年终奖就是九万三千八。按职级和工龄来算的，一分不差。”
“我的业绩占比百分之六十三，公司全年利润四点三亿。”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李姐，你确定没算错？”
“方洋，公司的利润是团队做出来的，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李梅的语气变得有点不耐烦，“年轻人不要太贪心，九万块已经很多了。你才来公司几年？比你工龄长的人多了去了，人家拿的还没你多呢。”
我挂了电话，在走廊里站了很久。
透过病房的玻璃窗，我看见我爸躺在病床上，花白的头发稀疏得能看见头皮，透析的管子从他胳膊上接出来，旁边的机器发出嗡嗡的声响。
他得的是慢性肾衰竭，每周三次透析，每月的医药费加住院费要一万二。九万块，刚好够他在医院里住七个月。
而公司今年光招待费就花了六百多万，王建国换了辆迈巴赫，他老婆在朋友圈晒过，落地价三百八十万。
腊月三十除夕夜，我妈在厨房里包饺子，我爸出院在家看电视，窗外鞭炮声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翻着手机里这一年来的工作记录。
一月份，迪拜。四十五度的沙漠里跑客户，中暑晕倒了两次，当地医院输完液又接着干。
三月份，沙特。赶上沙尘暴，在酒店里困了四天，第五天风小了点就冲出去见客户，回来的时候嘴里鼻子里全是沙子。
五月份，卡塔尔。为了拿下一个国企项目，连续七天只睡三个小时，最后一轮谈判的时候我站在会议室外面靠着墙就睡着了，客户出来看见我那样，二话没说当场签了合同。
七月份，我爸病情加重住院。我当时在科威特，订不到直飞的机票，转了三次机，飞了整整二十六个小时才赶回来。在医院陪了两天，又被王建国一个电话催回去——“方洋，阿布扎比那个项目必须你亲自去，别人搞不定。”
我去了，项目拿下来了，合同金额一点七个亿。
现在，我拿了九万三千八。
外头鞭炮声越来越密，我给我妈夹了个饺子，自己一口都吃不下。
大年初七上班第一天，我去了王建国的办公室，把辞职信放在他桌上。
王建国正喝茶呢，看见辞职信，眉头皱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种笑我太熟悉了，是觉得你在闹脾气的笑，是觉得你掀不起什么浪的笑。
“方洋，你是不是觉得年终奖少了？我跟你说，公司的薪酬制度是董事会定的，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他放下茶杯，靠在老板椅上，“再说了，你走了能去哪儿？国内同行业能给你开多少？别冲动，年轻人要沉得住气。”
我说：“我不找下家。”
“那你干嘛？”
“环球旅行。”
王建国愣了一秒，然后笑出了声，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眼泪都快出来了。他拿起辞职信，看都没看，直接在上面签了字，把笔一扔：“行行行，去吧去吧，年轻人嘛，该出去见见世面。什么时候玩够了想回来，公司大门随时为你敞开——当然了，薪资得重新谈。”
他根本不信我会走。
或者说，他根本不信我走了之后会对他造成任何影响。
我拿着签好字的离职单去人事部办手续的时候，李梅正好从财务室出来，看见我，眼神里带着一种“我就知道”的神情。
“方洋，你真的想好了？”她端着保温杯，语气像是在教育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年终奖的事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公司有公司的规矩。你要是觉得委屈，明年好好干，争取多拿点嘛。”
我没接话，办完手续直接走了。
从鼎盛集团大门出来的时候，我没有回头看。但我在心里说了一句话，说给我自己听。
我说，王建国，你等着。
离职第三天，我订好了全部行程。
第一站，迪拜。不是去旅游，是去见一个老朋友。
哈立德·阿勒马克图姆，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高管，去年鼎盛在阿联酋的最大客户。那个一点七亿的合同，就是他签的字。
我落地迪拜那天是凌晨四点，哈立德亲自到机场接我，开着他的白色宾利，车里的香薰味道很冲，他递给我一杯阿拉伯咖啡，第一句话就是：“方，我听说你辞职了？”
消息传得比我想象中快。
“对，辞职了。”我接过咖啡喝了一口，苦得我直皱眉。
“因为钱？”哈立德问得直接。
“因为不公平。”
哈立德沉默了一会儿，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敲，然后说了一句改变一切的话：“方，那个合同，我们下个月要续签。本来打算继续跟鼎盛签的，但现在你走了……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我看着车窗外迪拜的夜景，那些亮着灯的高楼大厦像一座座金山，在沙漠里闪闪发光。
“哈立德，”我转过头看着他，“如果我告诉你，鼎盛给你们的价格，比市场均价高出百分之二十五，你信不信？”
哈立德踩了一脚刹车，宾利在凌晨空旷的高速上猛地减速，他扭头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变了。
“百分之二十五？你确定？”
“所有报价单都是我经手的，上面有两套价格——给你们报的，和内部核算的。”我从手机里翻出早就准备好的文件截图，“这个项目，鼎盛的成本是九千二百万，给你们的报价是一点七亿。我当初为了拿下这个单子，编了不知道多少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价格这么高。”
哈立德的脸在车内灯光下越来越黑，他把车靠边停下，拿过我的手机仔仔细细地看，越看手越抖。
“你们王总……他一直跟我说这是‘特殊渠道价’‘战略合作价’，我还以为我们占了多大便宜。”哈立德的声音沉得像闷雷，“方，你走了之后，鼎盛谁来对接我们？”
“应该是王建国的小舅子，姓马。”
“那个姓马的我见过一次，什么都不懂，连阿拉伯语的基本问候语都说不利索。”哈立德把手机还给我，重新发动了车子，“方，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环球旅行。”我说。
“然后呢？”
“然后？”
“方，你在中东这几年，所有的大客户你都认识，所有的关系都是你建立的。鼎盛把你当一块抹布扔了，但我知道你的价值。”哈立德踩下油门，宾利重新驶入车流，“你玩够了之后，我们谈谈合作的事。不是打工，是合作。”
我在迪拜待了五天，哈立德带我去见了三个人。
第一个是纳赛尔，沙特基础工业公司的采购总监，去年鼎盛在沙特的最大客户。第二个是阿里，科威特石油集团的副总裁。第三个是易卜拉欣，阿联酋能源部的顾问。
三个人见到我的第一反应都一样——惊讶，然后是大笑，然后是同一个问题：“你怎么会辞职？鼎盛没了你，中东的业务还怎么转？”
我只是笑笑，跟他们聊天气聊咖啡聊沙漠里的趣事，绝口不提合作的事。
但我知道，种子已经种下了。哈立德会把我在酒桌上没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转达给他们。
离开迪拜那天，哈立德送我一张头等舱的机票，目的地是马尔代夫。
“去放松一下，你看起来太累了。”他拍拍我的肩，“等你晒黑了、长胖了、忘了那个狗屁公司的破事之后，再来找我。”
我在马尔代夫的水上屋里躺了七天，每天除了浮潜就是晒太阳。第七天晚上，我打开手机，看到鼎盛集团的工作群里，王建国发了一条消息。
“经公司研究决定，任命马明辉为海外事业部中东大区负责人，即日起生效。望全体员工支持配合。”
下面跟了一串“恭喜马总”的回复，整整齐齐，一个不落。
我翻了一下工作群的历史消息，发现我离职之后，公司没有一个人私下里给我发过一条消息，问问我去了哪里、过得怎么样。甚至没有人发现我已经退群了。
这个我拼了三年命的公司，拿走我百分之六十三业绩的公司，年终奖只肯给我九万的公司——在我离开之后，连一丝痕迹都不曾留下。
我把手机扔进游泳池里，然后跳下去捞出来，擦干了继续用。
从马尔代夫离开后，我飞了泰国、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东南亚的阳光把我晒得黝黑，海风把我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我穿着十五块钱一件的背心、踩着一双人字拖，在胡志明市的街头吃河粉，在巴厘岛的稻田里骑摩托车，在曼谷的夜市里砍价买东西。
没人知道这个晒得像东南亚渔民一样的中国人，半年前还在迪拜的五星级酒店里谈几个亿的生意。
三个月后，我在清迈的一个小旅馆里收到了第一条让我心里一动的消息。
消息是李梅发来的：“方洋，你什么时候回来？沙特那个项目出了点问题，需要你协助沟通一下。”
我看了这条消息三秒钟，然后把手机屏幕截了个图，存进了相册。没有回复。
隔了两天，第二条消息来了，这次是王建国亲自发的：“方洋，方便回个电话吗？有个重要的事情想咨询你。”
我依然没有回复。
又过了一天，第三条消息，李梅发的，语气明显急了：“方洋你在不在？客户那边点名要跟你沟通，能不能帮帮忙？就当是为了以前的情分。”
我回复了两个字：“在哪？”
李梅秒回：“在利雅得！客户说如果三天之内没有你出面的话——”
“我是说，情分在哪？”
李梅沉默了。
我放下手机，去清迈夜市吃了碗冬阴功面，辣得眼泪鼻涕一起流。旁边的老外以为我被辣哭了，递给我一张纸巾，我说了声谢谢，其实他不知道，我是笑的。
从东南亚离开后，我飞了东欧。塞尔维亚、波黑、阿尔巴尼亚，这些免签的小国家物价便宜、风景好，我走走停停，完全没有任何计划。
鼎盛那边的消息越来越密集了。
李梅给我打了十九个电话，我一个没接。王建国打了七个，我也没接。公司的座机、副总的手机、甚至王建国他老婆的微信号都跑来加我好友。
我把那些好友申请截了图，存进相册里，跟之前那张截图放在一起。
然后我翻出当时离职时签的文件，拍了张照，发了个朋友圈，配文只有一句话：“劳动合同解除书，签字人：王建国。请问，现在找我有什么事？”
这条朋友圈发出不到十分钟，点赞超过两百个，评论炸了。
大部分是以前的同事，有人问“方哥你去哪了”，有人发“牛逼”，还有人私下给我发消息说“方哥你走了之后中东那边全乱套了，王建国他小舅子什么都不懂，好几个客户都在闹解约”。
我只是回了两个字：“挺好。”
在布拉格的那天晚上，我坐在查理大桥上喝啤酒，桥下的伏尔塔瓦河倒映着两岸的灯火，远处有人拉小提琴，一切都很美。
手机屏幕亮了，是一条微信消息。哈立德发来的，没有文字，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份合同终止通知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正式红头文件，盖着公章，抬头写着“鼎盛集团”，正文第一行就写着——“鉴于贵司无法履行合同约定的服务义务，且对接人员频繁更换导致项目进度严重滞后，我方决定自本函发出之日起，终止与贵司的一切合作关系。”
我放大图片仔细看了一遍，看清了落款日期，然后举起手中的啤酒瓶，对着布拉格的夜空说了声“干杯”。
一口喝完剩下的小半瓶啤酒，我打开手机日历算了算时间——从我离职到今天，刚好四个月零十一天。
王建国的迈巴赫，大概已经开始贬值了。
从东欧飞北非，我走了一条完全不走寻常路的线路。摩洛哥、突尼斯、埃及，一路向西，最后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停了下来。
马拉喀什的老城里有一个著名的“不眠广场”，每到夜晚，耍蛇的、讲故事的、卖香料的、跳肚皮舞的，热闹得像一锅沸腾的粥。我在广场旁边的一个露天咖啡馆坐下来，要了杯薄荷茶，正准备享受这个北非夜晚的时候，手机又震了。
这次不是微信，是跨国电话。来电显示上写着“王建国”三个字。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倒不是心软，是因为我很好奇，这位曾经坐在老板椅上笑着签我离职单的人，现在会是什么语气。
“方洋！方洋你可算接电话了！”王建国的声音隔着时差和几千公里传过来，沙哑得像是砂纸磨在石头上，“阿联酋那边的客户突然要解约，他们说——他们说要你回来才肯谈！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哈立德说了什么？”
我喝了口薄荷茶，不紧不慢地说：“王总，我已经离职了。客户怎么决定，跟我有什么关系？”
“方洋，咱们明人不说暗话！”王建国的语气变了，带着一种咬牙切齿的味道，“你走之前跟客户说了什么？哈立德手里拿的那份报价单截图，是不是你给的？”
“报价单？”我笑了，“王总，我在鼎盛工作三年，所有报价单都是公司正式文件，我离职的时候没有带走一份。你说的什么截图，我不知道。”
电话那头传来什么东西砸碎的声音，然后是王建国压低嗓子骂了一句脏话，最后电话被挂断了。
我放下手机，看着广场上的人来人往。薄荷茶很甜，但我的心更甜。
这杯茶还没喝完，第二条消息又来了。这次是财务总监李梅发的微信，一长串文字，密密麻麻的。
“方洋，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年终奖的事确实是我们考虑不周。但现在公司真的遇到困难了，沙特的客户也要解约，科威特的合作方也暂停了谈判，中东那边的业务眼看就要全线崩盘。王总的意思是，如果你愿意回来，之前的待遇翻倍，年终奖单独核算，你看行不行？大家都是老同事了，你就当帮帮忙，回来救个急。回头你想走，绝不拦你。”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这条消息，然后把手机屏幕截了个图，存进相册里。
待遇翻倍。
年终奖单独核算。
王建国终于知道我的价值了。
但我没有回复。
从马拉喀什出发，我穿越了撒哈拉沙漠的边沿，去了西非的几个国家。网络信号时有时无，鼎盛的消息像断线的风筝，偶尔飘过来一两片。
哈立德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我发一份文件——阿联酋客户的正式解约、沙特客户的暂停合作通知、科威特方面的延期谈判函，每份文件都盖着红彤彤的公章，像一份份精心准备的战报。
我把这些文件存在手机里的一个加密文件夹里，起名叫“年终奖”。
王建国的电话越来越频繁，从一开始的两三天一个，变成一天两三个，再到后来几乎每个小时都在打。我通通不接，设置了自动回复——“您好，我现在在国外，信号不稳定，有事请留言。”
他真的留言了。
“方洋，回个电话，急事！”
“方洋，看在当年一起创业的情分上——”
“方洋，你是不是真要逼死我？”
最后这条留言的背景音里有个女人在哭，听起来像是他老婆。迈巴赫大概已经卖了吧，我想。
我坐着当地的小破巴士颠簸在西非的红土路上，头顶是火辣辣的太阳，身边是一笼笼活鸡，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手机信号时断时续。路过一个小村庄的时候，我下车买了根烤玉米，坐在路边的芒果树下啃着吃，突然就想起了一件事。
去年五月份，我在卡塔尔谈那个大单的时候，我爸病情加重，我妈打电话来说医院催费了，我当时卡里只有八千块，全转回去了。然后我找李梅报销上半年的差旅费，一共十二万，李梅说公司账上紧张，让我等等。
我等了一个月，又催，她说再等等。
那个月我是怎么过的？住在迪拜最便宜的合租房里，一顿饭分成两顿吃，去客户公司见人打车钱都不舍得，四十五度的高温坐公交车去，到地方全身湿透，在卫生间里擦把脸换上西装再进去。
合同签下来那天，我一个人坐在迪拜湾的岸边，看着对面的高楼，给李梅发了条消息：“李姐，差旅费能报了吗？”
李梅回：“等王总签字。”
又等了十七天。
这笔钱到我卡上的时候，距离我垫付的日期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十三天。五十三天里，我爸在医院欠了将近两万块，我妈愁得头发白了一大半，我在迪拜饿瘦了十二斤。
而现在，王建国打电话求我回去，说“待遇翻倍”。
我把烤玉米的签子插进红土里，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上了下一辆小破巴士。
从西非离开后，我飞了南美洲。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一路从热带雨林走到安第斯山脉，从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走到马丘比丘的古老遗迹。
这是我人生中最自由的一段时间。
没有电话会议，没有紧急邮件，没有半夜三点爬起来改方案，没有客户喝多了酒把酒杯摔在我面前。我只需要管好自己——今天吃什么，今天去哪里，今天开不开心。
在秘鲁库斯科的一个小旅馆里，我遇到了一个背包客老陈，六十多岁的台湾人，退休之后开始环球旅行，已经走了七十多个国家。
老陈问我：“年轻人，你怎么也一个人跑出来了？”
我简单说了一下前因后果。
老陈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小伙子，你做得对。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钱少，是气不顺。气不顺，钱再多也没用。”
那天晚上我们在旅馆的露台上喝秘鲁当地的皮斯科酒，安第斯山脉的星空特别亮，银河像一条发光的河横贯天际。我喝得有点多了，掏出手机想拍一张星空的照片，却看见屏幕上又弹出了消息。
这次不是鼎盛的人了，是一个以前在国内的同行朋友，叫老周。
“方哥，听说了吗？鼎盛中东那边全线崩了，上个月还丢了国内一个两亿的大单，听说是因为王建国他小舅子把合同条款搞错了，被甲方抓住了漏洞直接解约。现在公司上上下下都在传，鼎盛可能撑不了半年了。”
我看了这条消息三秒钟，然后关了手机，继续跟老陈喝酒。
“朋友的消息？”老陈问。
“嗯，前公司的事。”
“还在操心？”
“不操心了。”我笑着举杯，“来，干杯。”
干杯的声音在安第斯山脉的星空下格外清脆。
从南美飞北美，我在墨西哥待了一周，然后进入美国，从西海岸一路开到东海岸。在纽约的时候，我在时代广场的巨大电子屏下站了很久，看着那些不断跳动的广告，突然觉得自己渺小得像一粒尘埃。
但就是这粒尘埃，曾经在万里之外的沙漠里，替一家中国公司打下了半壁江山。
而那家公司，给了他九万三千八。
手机又响了。王建国。
这次我没挂，接了。
“方洋，你到底要怎样才肯回来？”王建国的声音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签离职单时的底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接近崩溃的疲惫，“你开条件，多少钱你说个数，只要公司能拿得出来——”
“王总，鼎盛不是我的家，我只是一个曾经在那里上过班的打工人。”我站在时代广场的喧嚣里，声音特别平静，“我现在人在纽约，下一站要去冰岛看极光，没有时间跟你谈什么条件。”
“方洋！你知不知道公司现在什么情况？中东的订单全断了，国内市场份额掉了三十个点，银行已经在查账了，如果再没有起色——”王建国停顿了一下，声音几乎是哀求，“就当是我求你，看在你爸当年生病的时候……”
“你说这个我就不困了。”我打断他，“当年我爸住院的时候，我在迪拜垫了十二万的差旅费，财务拖了我整整五十三天才给我报销。王总，你说的是这个情分吗？”
电话那头彻底沉默了。
“极光挺好看的，据说。”我说完这句话，挂了电话。
这通电话之后，鼎盛那边的消息像断了线的风筝，彻底消失了。哈立德也不再给我发“战报”，老周也不提鼎盛的事。我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鼎盛大概找到了别的办法，或者干脆放弃了中东市场，收缩回国内苟延残喘。
我继续我的旅行。冰岛的极光确实很美，绿色的光带在夜空中舞动，像是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信号。挪威的峡湾壮阔得让人说不出话，瑞士的雪山干净得像另一个星球。
从欧洲进入非洲的时候，我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草原上看了动物大迁徙，几百万头角马和斑马浩浩荡荡地穿过马拉河，河里的鳄鱼等着它们，岸上的狮子也等着它们，但它们的队伍依然汹涌向前，势不可挡。
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鼎盛集团也是一头角马。
而我是那条河里的鳄鱼。
不对，我不是鳄鱼。我只是角马群里被排挤出去的那一只。现在，整群角马发现没有了我，它们过不了河。
在非洲的最后一天，我更新了朋友圈，发了一张好望角的照片。照片上我站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背后是浩瀚无边的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波涛汹涌，天际苍茫。
配文只有四个字：“到此一游。”
这条朋友圈发出去不到半小时，点赞破了五百。评论区里全是以前的同事，有人说“方哥活成我梦想的样子”，有人说“这日子也太爽了”，还有人发了一个跪地的表情包，配文“方哥，收留我吗？”
我刷着评论，突然看到一个名字——王建国。
他没有点赞，也没有评论。但是他看了。
我笑着关掉手机，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好望角带着咸味的海风。
这场环球旅行，我已经走了整整十个月。
够了。
该回去了。
回国的航班上，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翻涌的云海，把手机里那个叫“年终奖”的加密文件夹打开，把里面所有的文件从头到尾翻了一遍。
阿联酋客户的解约通知。沙特客户的暂停合作函。科威特方面的谈判延期申请。国内两个大单的解约协议。银行的催款函。王建国的三十七条语音留言。李梅的二十九条微信消息截图。
一共八十七份文件，每一份都记录了鼎盛集团在我离开之后的溃败轨迹。
当初那间开着死热空调的会议室里，他们给了我九万三千八。
现在，这些文件加起来，价值大概——四个多亿。
飞机开始下降高度，舷窗外的云层渐渐变薄，城市的灯光在夜色中若隐若现。我靠在座椅上，心里异常平静。
没有恨，没有怨，甚至没有报复的快感。
我只是觉得，有些东西，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拿走了别人的东西，迟早要还回来，而且还得加倍。
机舱广播响起，飞机即将降落。
我关掉手机，把它放进口袋里，然后闭上眼睛，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十个月的环球旅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公平从来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的。当别人不给你公平的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吵不是闹不是求，而是离开——然后让他们自己来找你。
飞机轮胎擦过跑道，机身轻轻一震。
我到家了。
而现在，王建国正追着我的行李箱，在凌晨的国际到达厅门口，声音带着哭腔在喊我的名字。
“方洋！方总！你不能走！”
王建国的声音从身后追过来，带着哭腔和粗重的喘息，在机场空旷的到达厅外回荡得格外刺耳。我脚步不停，拖着行李箱径直走向出租车等候区。
“方洋！”李梅踩着高跟鞋追上来，她穿着一身灰色西装裙，跟以前在办公室时一模一样，只是脸上的妆容遮不住黑眼圈，嘴角的法令纹也深了许多，“你听我们说完行不行？”
我停下来，转过身。六个人齐刷刷站在我面前，王建国在最前面，五个副总围成半圈，李梅抱着文件夹站在最边上。
这幅画面让我想起了十个月前，那间暖气开得过足的会议室。那时候我坐在长桌最末尾，这六个人坐在主位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宣布我这一年的价值等于九万三千八。
“说吧。”我把行李箱立好，靠在一旁的栏杆上，“堵也堵了，追也追了，有什么话现在说。”
王建国抹了把脸，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才开口：“方洋，你走之后中东那边的业务……阿联酋的哈立德直接把合同终止了，沙特也暂停了合作，科威特的阿里先生连电话都不接了。我让小马——就是马明辉——去了一趟利雅得，结果他连客户的面都没见着，人家直接把邀请函退回来了。”
“然后呢？”我的语气平淡得像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
“然后中东大区的营收直接归零了。”李梅接过话头，翻开手里的文件夹，声音带着一种财务人员特有的紧绷感，“阿联酋那个项目合同金额一点七亿，今年本该续签的，因为合同终止，公司不仅损失了续签的营收，还因为违约条款赔了客户两千三百万。”
她翻了一页，继续说：“沙特那边的合同金额九千六百万，客户暂停合作之后，我们在当地的办事处已经关了，前期投入的全部成本——办公场地、人员工资、市场推广费用——加起来三千一百多万，全部打了水漂。”
王建国在旁边听着，脸色越来越难看，但没有打断李梅。我注意到他左手在抖，不是气的，是真急了。
“科威特那边更麻烦。”李梅舔了舔嘴唇，“阿里先生的团队本来已经进入了合同细节谈判阶段，预计合同金额六千八百万。你走之后，马明辉接手谈判，第一轮就把报价搞错了，比原来的报价高了百分之四十。阿里先生的团队当场离席，第二天就发函通知我们无限期延期谈判。这个项目的成本已经投了将近一千万。”
我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像是在听别人家的故事。
“国内这边也不乐观。”站在王建国身后的一个副总开口了，我扫了一眼，是分管国内业务的张副总，以前在公司里跟我没什么交集，“国内有两个大客户，本来都谈得差不多了，结果不知道从哪里传出去的消息，说鼎盛海外业务崩盘、资金链有问题。客户连夜改了主意，一个签了竞争对手，另一个直接通知我们暂停合作。”
“损失多少？”我问。
张副总犹豫了一下，看了看王建国，得到默许后才报出数字：“两个单子加起来，合同金额两点三个亿。”
我掏出手机，打开计算器，慢悠悠地按着数字。手指在屏幕上点了几下，然后把结果亮给他们看。
“加起来，大概是四点八亿？”
六个人的脸色同时变了。王建国的脸最难看，从黑里透出一种灰败的颜色来，像是被人抽干了血。
“方洋，”李梅咽了口唾沫，“这还不是全部。因为核心业务大面积萎缩，公司裁了三批人，海外事业部直接关了，中东办事处的办公室和设备全部折价转让。加上供应商那边连锁反应，好几个大供应商催着结款，银行的授信额度也被压缩了……”
“所以到底亏了多少？”我打断她。
李梅咬着嘴唇，跟王建国交换了一个眼神，最后挤出一个数字：“截至目前，公司账面亏损四千八百万。如果算上应收账款和违约金，实际损失超过一个亿。”
四千八百万。我当初的年终奖，从八百八十万被压到九万。现在他们亏了四千八百万。这个数字上的巧合让我觉得有点好笑，大概这就是命。
“知道了。”我把手机揣回口袋，重新握住行李箱把手，“说完了？那我走了。”
“方洋！”王建国急了，一把抓住我的行李箱把手，声音大得像是在吵架，“你不能走！哈立德那边说了，除非你回来，否则他们的合作绝不再续！沙特那边也是同样的态度！还有科威特的阿里先生，人家明说了，只认你方洋一个人！”
我低头看了看他抓在我行李箱上的手。那只手以前保养得很好，指甲修得整整齐齐，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粗大的翡翠戒指。现在戒指还在，但手指瘦了一圈，皮肤也粗糙了许多。
“王总，我就是一个普通打工人，没那么大的本事。”我把他的手从行李箱上拿开，动作很轻，但很坚定，“你们公司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方洋，别这样！”李梅急了，声音尖锐得破了音，“我们知道年终奖的事是我们不对，我们可以补偿你！你现在回来，以前的事一笔勾销——”
“一笔勾销？”我重复着这四个字，看着李梅的眼睛笑了，“李总监，你记不记得去年我在迪拜垫了十二万差旅费，你拖了五十三天才给我报销？那时候你怎么不说一笔勾销？”
李梅的脸色白得像纸。
“还有你，王总。”我转过身看着王建国，“我离职那天去你办公室递辞职信，你是怎么说的来着？‘年轻人不要冲动，你走了能去哪儿？’我当时说我要环球旅行，你笑了，笑得特别大声，还说我该出去见见世面。现在，我见完世面回来了。”
王建国的嘴唇哆嗦得更厉害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去了二十七个国家，飞了三十九段航程，看了沙漠的日出、北极的极光、非洲的动物大迁徙。”我把行李箱往前推了一步，“十个月的时间，我学会了怎么让自己开心，也学会了一个道理——有些人，不值得你为他拼命。”
我的声音很平静，连一丁点怒气都没有，但王建国却像被人扇了一巴掌，整个身体都僵住了。
“方洋，你到底要什么？”李梅几乎是吼出来的，“你开条件！多少钱？什么职位？你说！”
“我一分钱都不要。”我转过身，一边走一边说，“我只是不想再跟你们有任何关系。”
“你不能走！”王建国的声音在我身后炸开，带着一种近乎崩溃的尖锐，“方洋，你是不是就是要看着鼎盛死？你是不是就是等着这一天？你早就算好了对不对？”
我停住脚步，但没有回头。
“王总，你说错了。我从来没有算过。”我回过头看着他，表情很平静，“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年初公司给我九万三千八，我就值九万三千八的付出。你们觉得我不值钱，那我就走。现在你们发现没了我不行，那是你们的事。我没有义务为你们的短视买单。”
说完这句话，我钻进出租车，对司机报了地址。车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看见王建国还站在原地，像一个被抽掉所有支撑的木偶，在凌晨机场的冷风中微微晃动。
出租车驶出机场高速，窗外的路灯一盏盏向后退去，城市的夜景在车窗外铺展开来。司机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操着一口京腔问道：“老板，刚从国外回来？”
“嗯。”
“那几个人追着你干嘛？看着像有急事。”
“他们公司快倒闭了，想让我回去救火。”
司机大叔从后视镜里又看了我一眼，这次多看了几秒，然后把视线收回去，一边开车一边慢悠悠地说：“老板，你不回去是对的。这年头啊，知道留人的老板早就把人留住了，等人走了才知道急的，那就是没把你当回事。”
我没说话，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出租车下了机场高速，拐进市区，路上的车渐渐多了起来。凌晨的城市还在沉睡，只有环卫工人的洒水车慢悠悠地驶过，留下一道道湿漉漉的车辙。
到家之后，我洗了个澡，把十个月没住过的房子重新打扫了一遍。擦桌子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是哈立德发来的消息。
“方，听说你落地了？王建国带人去机场堵你了？”
我回了一个字：“嗯。”
哈立德发了一长串大笑的表情，然后跟了一句：“他跟你说了什么？”
“让我回去救火，说条件随便我开。”
“你答应了吗？”
“没有。”
哈立德沉默了几秒，然后发来一条语音。我点开，他的声音带着中东商人特有的狡黠和笑意：“方，你做得很好。如果你轻易答应回去，你在他们眼里就没有价值。让他们再急几天——不，再急几个星期。等他们真正山穷水尽的时候，你开什么条件他们都会接受。”
“我不打算回去。”我打字回他。
“我知道。”哈立德的回复很快，“但你不需要真的回去。你只需要让他们觉得——你有可能回去。这个‘可能’本身，就是你现在手里最大的牌。”
我看着这条消息，沉默了很久。
哈立德说得对。我不需要回鼎盛，也绝不会回鼎盛。但我要让王建国知道，他当初扔掉的是什么。不是因为我记仇，而是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一点公平。
鼎盛亏的那四千八百万，就是公平的代价。
我把手机放下，继续擦桌子。窗外的天边已经开始泛白，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十个月的环球旅行画上了句号，但这个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睡到自然醒。环球旅行十个月，时差早就乱成了一锅粥，身体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正常作息了。我躺在床上翻了个身，拿起手机准备点个外卖，然后就被屏幕上密密麻麻的通知吓了一跳。
七十三通未接来电。
一百二十六条微信消息。
我来不及细看，门铃就响了。叮咚叮咚叮咚，按得又急又密，像催命一样。
我趿拉着拖鞋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人——王建国的老婆，周敏。
周敏穿着一件驼色大衣，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脸上的妆容精致得体，但眼神里藏不住的焦灼让她整个人看起来紧绷绷的。她左手拎着一个爱马仕的袋子，右手还提着一盒茶叶，看包装就知道不便宜。
当年我在鼎盛的时候，周敏来过公司几次，每次都是一副老板娘视察的架势，看都不看我们这些普通员工一眼。有一次我在电梯里碰到她，喊了声“周姐好”，她连眼珠子都没转过来。
现在，这位老板娘站在我家门口，笑容堆了满脸，嘴唇动了好几次才挤出一句话：“方总，冒昧登门，实在不好意思。”
“你怎么知道我住哪儿？”我靠在门框上，没有让她进门的意思。
“李梅告诉我的。”周敏的笑僵了一瞬，随即又恢复了，把手里的袋子和茶叶往前递了递，“这是给你带的——”
“不用了，我不喝茶。”我没接。
周敏的手尴尬地悬在半空中，放下也不是，继续举着也不是，最后自己弯腰把东西放在了门口的地垫上。她直起身子，深吸了一口气，眼眶突然就红了。
“方总，我家老王他……他昨晚从机场回来之后，一宿没合眼，坐在书房里也不说话，就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周敏的声音开始发颤，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今早起来，我看他头发都白了好些。方总，我知道他以前对不住你，年终奖的事是他糊涂了，可你能不能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
她说着说着，声音就哽住了。眼泪终于从眼眶里滚落下来，在精致的妆容上划出两道水痕。
“周姐，你先别哭。”我的语气很平淡，抽出鞋柜上一张纸巾递给她，“鼎盛的事我已经很清楚了。你回去跟王总说，不是我不肯帮，是我帮不了。我已经离职十个月了，公司的业务我不了解，客户那边我也说不上什么话。”
周敏接过纸巾擦了擦眼泪，声音还带着哭腔：“可客户那边点名要找你啊！哈立德先生说了，只要你回去，合同马上续签！方总，老王说了，只要你愿意回来，什么条件都行——股份、职位、薪资，你开口就算！”
“股份？”我重复了一下这两个字。
“对！股份！”周敏以为有戏，眼睛一下子亮了，语速也快了起来，“老王说了，可以给你干股，百分之——不，百分之五！还有副总裁的位子，薪资翻三倍！”
我靠在门框上，看着周敏迫切的表情，忽然觉得这一切特别荒诞。
当初在鼎盛的时候，我带海外事业部三年，把营收从零做到四个多亿，年终奖要给我八百八十万，结果被砍成九万。王建国坐在老板椅上，翘着二郎腿，笑我年轻不懂事。现在公司快黄了，他老婆拎着爱马仕的袋子跑到我家门口，又是股份又是副总裁，好像这些都是天上掉下来的恩赐。
“周姐，我昨天跟王总说得很清楚了，现在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我不会回去。”
“可是——”
“没有可是。我说完了。你请回吧。”
我后退一步，轻轻把门关上了。
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听见周敏在门外站了很久，最后高跟鞋的声音才慢慢远去。我从猫眼里看了看，她把那个爱马仕的袋子和茶叶留在了门口，自己空着手走了。
我打开门，弯腰把东西拎进来，放在鞋柜旁边，打算回头让快递给她退回去。
鼎盛集团总部的地址我还记得——市中心那栋玻璃幕墙的高档写字楼，二十三到二十六层，当年我每天上下班刷卡的地方。现在这个地址，在我手机里已经沉到了通讯录的最底下。
我走进厨房给自己煮了杯咖啡，端着杯子走到阳台上。十个月的环球旅行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发一会儿呆，什么都不想，就看看天看看云。今天的天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
手机又震了。这次不是周敏也不是王建国，是一个我以前在鼎盛带过的下属，叫小唐。我走之后他也辞了职，现在在另一家公司做业务。
“方哥，江湖救急！听说你回来了？有个事想请教你，方便接电话吗？”
我拨了回去。小唐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带着一股子激动：“方哥！你可算接电话了！你不知道，你走了之后咱们海外部那帮兄弟全散了。马明辉那个傻——那个人接手之后，把整个部门的制度全改了，提成砍了一半不说，还搞什么末位淘汰。半年之内，海外部的老人走光了，全换了一批应届生，啥都不懂，连信用证和托收都分不清。”
“你找我什么事？”我打断他。
“哦对！”小唐回过神来，“方哥，我现在的公司也在做中东市场，听说你把鼎盛的客户全带走了？哈立德那个大单是不是要跟你个人签？”
“别瞎说。”我喝了口咖啡，“我离职十个月了，客户怎么决定是客户的事。”
“得了吧方哥，圈子里都传遍了。”小唐的声音压低了一些，带着一种分享秘密的兴奋感，“鼎盛中东全线崩盘，国内单子也丢了好几个，王建国都快疯了。大家都在说，这事只有方洋能搞定，就看方洋什么时候出山。方哥，你要是真跟哈立德签约了，带我一个呗，我给你打下手，不要底薪都行！”
“行了，少拍马屁。”我笑了一声，“有事说事。”
“真没啥事，就是想问问你最近什么打算。还有就是——”小唐顿了顿，“方哥，你要是有空了，咱们几个以前的老同事聚一聚呗。大家都很想你。”
挂了电话之后，我靠在阳台栏杆上，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忽然觉得这世界挺有意思的。
我在鼎盛的时候，除了年终奖被压榨这件事，平时在同事中间人缘并不算多好。因为我不爱社交，不参加团建，不跟领导喝酒，也不跟同事打麻将。在他们眼里，方洋就是个闷头干活的怪人，业绩虽然好，但不会来事。
现在倒好，我走了之后，这些人一个个冒出来，有的说想我，有的想跟我干，有的纯粹是来看热闹的。好像我忽然从一个透明人，变成了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这就是职场的真相——你的价值从来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是由那些需要你的人决定的。当他们不需要你的时候，你连九万块都不值。当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是四亿生意的关键先生。
我喝完最后一口咖啡，转身回屋。
不管外面闹成什么样，今天我有三件正事要办：补觉、倒时差、去超市买菜。
下午三点，我又被一阵门铃声吵醒了。
这次站在门外的是张副总。他一个人来的，没带礼品，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看起来比凌晨在机场时精神了一些。
“方总，不打扰吧？”他的态度比周敏自然多了，脸上带着一种“我就是来聊聊”的轻松表情。
我让他进来了。
张副总叫张建国——对，跟王建国同名不同姓，以前在公司里大家都叫他张副总或者老张，从不敢直接叫建国，怕跟老板撞名尴尬。他在鼎盛待了八年，算是最老的员工之一，平时跟王建国关系很近，但跟我也没什么过节。
“喝茶吗？”我问。
“不用不用，坐坐就走。”老张在沙发上坐下，环顾了一下我的客厅，“你这房子不错啊，自己买的？”
“嗯，去年付的首付。”
“厉害。”老张点了点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切入正题，“方洋，我今天来，不是代表公司来的，纯粹是个人想跟你聊聊。”
“聊什么？”
“聊聊鼎盛现在到底有多惨。”老张苦笑了一下，“王总肯定不会跟你说实话，李梅那女人更不会。但你以前也是鼎盛的人，我觉得你有权利知道真实情况。”
他顿了顿，像是在组织语言，然后一口气说了出来。
“海外事业部关了之后，裁员赔偿金发了两批，第三批到现在还没发出来。供应商那边欠了将近三千万的款，有两家已经起诉了。银行那边更麻烦，鼎盛去年扩产的时候贷了一个亿，抵押的是王总名下的房产和公司的固定资产，现在银行风控部门已经来过了，说如果下季度报表还不好看，就要收紧授信额度，到时候资金链就彻底断了。”
“这么严重？”我靠在沙发背上。
“比你想的严重。”老张的表情很严肃，“王总现在到处找钱，能借的都借了，连他老丈人那边的亲戚都借遍了。他老婆——就是周敏——把她那辆保时捷都卖了，换了一辆三十万的大众。方洋，你是没看见，她来公司的时候开那辆大众，门口保安差点没认出来。”
我想起周敏上午来我家时还拎着爱马仕的袋子，原来那是最后的体面了。
“所以公司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中东那边的合同能续上。”老张看着我的眼睛，“而中东那边唯一的条件，就是你。”
“所以你也是来劝我回去的？”
“不是。”老张的回答让我有些意外，他摇了摇头，“我是来跟你说实话的。回不回去，你自己决定。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不回去，鼎盛撑不过这个季度。到时候王总个人破产，公司被银行接管，几百号人失业——这些都是正在发生的事，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你希望我救他们？”
“我希望你心里有数。”老张站起身，整了整夹克，“方洋，不管你怎么决定，我都能理解。当初年终奖那事，确实是王总做得太绝了。你把中东市场从零做起来，公司上上下下都看在眼里。他给你九万，等于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打你的脸。换我我也走。”
他走到门口，回过头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不过方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鼎盛真的倒了，对你是好事还是坏事？”
门关上了，老张的脚步声在楼道里渐渐远去。
我坐在沙发上，盯着茶几上那杯没喝的白开水，反复咀嚼着老张最后那句话。
如果鼎盛真的倒了，对我是好事还是坏事？
鼎盛倒了，中东的客户群龙无首，哈立德肯定会把合同签给我或者我指定的公司。以我在中东这几年积攒的人脉和口碑，自己单干或者跟别人合作，都不会比在鼎盛时挣得少。从这个角度看，鼎盛死了，我反而能活得更滋润。
但是——如果鼎盛真的死了，那几百号普通员工呢？
海外事业部那些新人，虽然什么都不会，但也是辛辛苦苦找的工作。国内销售部那帮人，其中有不少是我当年招聘进来的。还有行政、人事、技术、后勤——这些人跟年终奖的决策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打一份工挣一份工资。
如果鼎盛倒了，他们统统都要失业。
王建国一个人做的决定，凭什么让这么多人陪葬？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乱成了一团。这十个月来我一直很平静，从迪拜到马丘比丘，从冰岛到好望角，我从来没有因为鼎盛的事失眠过。但今天，老张那番话，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湖面，荡开了层层涟漪。
晚上七点，我出了门，打了个车去市中心。司机问我去哪儿，我说随便转转。
出租车在城市的车流里穿行，霓虹灯的光影从车窗外掠过。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天意，司机开着开着，居然路过了鼎盛集团所在的那栋写字楼。
我抬头看去。
二十三层的灯还亮着。当年我们海外事业部的办公室就在那一层，靠东边的那排窗户。我记得那些窗户的位置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无数个加班的夜晚，我都是看着窗外的城市灯火熬到天亮的。
现在那些窗户里还亮着灯，但坐在里面的人，已经不是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了。
“师傅，停车。”
我下了车，站在写字楼对面的马路上，仰头看着那栋熟悉又陌生的大楼。初春的晚风吹在脸上，带着一丝凉意，我裹了裹外套，在路边的花坛边上坐了下来。
手机震了一下，是哈立德发来的消息。
“方，跟你说个事。今天下午鼎盛那边又给我打了三个电话，这次不是王建国，是一个自称是他老婆的女人。她说话倒是挺诚恳的，说了很多以前的事，还说王建国现在很后悔。我没答应她什么，但我觉得应该告诉你。”
我回了一条：“你怎么想的？”
哈立德秒回：“我怎么想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方，我们是朋友，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但我想提醒你一件事——你现在手里握着的，不仅仅是鼎盛的命门，更是你自己的未来。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做出让自己后悔的选择。”
哈立德的这条消息，我看了很久。
他的意思我懂——鼎盛的死活跟我没关系，我应该把眼光放在自己的利益上。趁机跟哈立德签约，或者跟别的公司合作，把鼎盛的客户全部接过来，自己当老板。这才是一个成熟理智的成年人应该做的事。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起那些人的脸。
小唐发来的消息里提到的那帮老同事。当年跟我一起在中东跑业务的兄弟们——四十多度的沙漠里一起中暑、一起熬夜改方案、一起为了一个合同喝到胃出血。我走之后他们全被马明辉折腾跑了，各奔东西。
还有那些留在鼎盛的普通员工，他们什么都没做错，他们只是被王建国的短视绑架了。
我坐在花坛边上，吹着冷风，手机屏幕亮起又熄灭，熄灭又亮起。对面大楼二十三层的灯光在夜空中安静地亮着，像一只不会说话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我。
不知道坐了多久，手机又震了一下。这次是老周，那个同行朋友。
“方哥，江湖传闻，王建国在四处托人找你。他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连你大学同学都找了。听说他放话说，只要你能回来谈，让他下跪都行。”
我看完这条消息，站起身来，最后看了一眼那栋写字楼的二十三楼，然后打了辆车回家。
出租车上，我打开了手机备忘录，开始打字。不是发给任何人的消息，只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车窗外城市的灯光快速后退，我一行一行地写着，写了删，删了写，到家门口的时候，备忘录里只剩下一句话。
“要不要救鼎盛？——我的答案是，不救。但不救，不等于报复。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拿走不该拿的东西，要付出代价。代价付够了，再来跟我谈。”
我关掉手机，付了车费，上楼睡觉。
这一觉，睡得比过去十个月任何一天都要沉。
第三天一早，门铃又响了。
我打开门，这次站在门外的是王建国本人。他没有带任何人，孤零零一个人站在我家门口，身上的西装皱巴巴的，领带歪到了一边，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跟机场那天晚上比，又憔悴了一圈。
他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包的皮子磨得发白了，看起来用了很多年，跟他当年开迈巴赫的身份完全不搭。
“方洋，”他的声音沙哑得像是几天没喝水，嘴唇干裂起皮，“能让我进去坐坐吗？”
我侧身让他进来了。
王建国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动作很轻，像是怕坐坏了什么东西似的。他把那个破旧的公文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交叠在上面，指节泛白。
“你这是什么包？”我给他倒了杯水，放在茶几上，随口问道。
王建国低头看了看那个包，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笑：“十一年前，鼎盛刚成立的时候，我用的第一个公文包。头几年跑业务，就靠它装着合同到处跑。后来公司做大了，换了好的，这个就一直放在办公室柜子里。”
他把包的拉链拉开，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茶几上，往我这边推了推。
“这是什么？”我没碰那个信封。
“一张银行卡。”王建国低着头，不敢看我，声音闷闷的，“里面有四百四十万。是我个人账户里现在能动的所有现金。”
我靠在沙发上，看着他。
“年终奖的事，”王建国抬起头，眼眶红红的，眼神里有种我从来没在他脸上见过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虚伪，是一种被生活揍扁了之后才会有的深深的无力感，“当时会上讨论年终奖方案，财务算出来你应该拿八百八十万，我看了那个数字，心里咯噔一下。方洋，我跟你说实话，不是因为公司拿不出这笔钱，是因为我——我觉得你太年轻了。”
“太年轻？”
“你那年才二十七，来公司三年就拿了八百多万的年终奖。我当时想的是，让你一下子拿这么多钱，万一心态飘了怎么办？万一你拿着钱走了怎么办？我当时觉得——我觉得你是公司培养的，你的业绩是公司平台给你的，所以年终奖少给点，以后再补，也说得过去。”
我端起自己的水杯喝了一口，没有说话。
“我让你李姐按职级和工龄重新算了一版年终奖，把业绩占比的权重砍掉了一大半。”王建国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在对水杯说话，“算出来九万三千八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签了字。因为我觉得——你不会走。因为我觉得，走了你也找不到更好的。”
王建国又停了，这次他抬头看着我，眼眶红得像是要滴血：“我错了，方洋。不是我低估了你的价值，是我高估了自己的判断力。我以为鼎盛的招牌够硬，平台够大，没了谁都照样转。你离职那天我笑你，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你，是因为我蠢。蠢到以为一个把公司营收扛在肩上的人，可以随随便便被替代。”
他从公文包里又掏出一个东西——一份文件，连同那个牛皮纸信封一起推到我面前。
“这份是股权转让协议。鼎盛百分之八的股份，我免费转给你。银行账户里有四百四十万，是我的私房钱，不是公司的钱，算是我个人对你的补偿。我知道这些不够——远远不够。但我现在能拿出来的，只有这些了。”
我看着茶几上的信封和文件，还是没有碰。
王建国盯着我，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次，最后牙一咬，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还有。”
他站直了身体，在茶几和沙发之间那块不到一平米的空间里，双膝一弯，直直地跪了下去。
“我求你。”
三个字，说得很慢，很重。
我没有拦他。
他就那么跪在我面前，膝盖落在瓷砖地板上，发出闷闷的一声响。他的背微微弯着，肩膀在发抖，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但他咬着牙没让它掉下来。
一个曾经坐在老板椅上笑着签下我辞职信的人。
一个曾经觉得九万块就能打发我的人。
一个曾经在公司年会上意气风发地说“鼎盛离了谁都照样转”的人。
现在，跪在我面前。
我看着跪在地上的王建国，沉默了很久。
客厅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钟表的秒针走动声。窗外的光线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那些白发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四百四十万。”我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平静，“你觉得加上百分之八的股份，就能把我这十个月的委屈买回去？”
王建国跪在地上，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不是钱的问题，王总。”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把杯子放回茶几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当初你给我的不是九万三千八，你给我的是一记耳光。你在告诉我，我的三年青春、我的中东奔波、我为我爸治病时垫付的差旅费、我四十五度高温中暑晕倒后爬起来继续见客户的倔强——所有这些，在你眼里只值九万三千八。”
“我知道错了……”王建国的声音哽住了。
“你知道错了不是因为你觉得对不起我。”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你知道错了是因为鼎盛快倒闭了，是因为中东的客户都不理你了，是因为你发现没了方洋，你的公司一文不值。如果鼎盛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你会来找我吗？你会跪在这里吗？”
王建国低下了头，没有回答。
答案我们两个人都心知肚明。
“你起来吧。”我说。
王建国没动。
“起来。”
他慢慢站了起来，动作僵硬得像一个生锈的机器人。他重新坐回沙发上，双手撑着膝盖，脊背弯得厉害，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几岁。
“我现在不答应你任何事。”我把他推过来的信封和文件推了回去，“补偿的事，我考虑考虑。公司的事，我也考虑考虑。但不是因为你跪了，而是因为我想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知道错了。”
王建国抬起头，眼神里闪过一丝微弱的希望。
“你回去吧。想清楚了，我会给你打电话。”
他站起来，把那个破旧的公文包夹在腋下，往门口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欲言又止。
“还有事？”
“方洋，那个——”他舔了舔嘴唇，“我老婆昨天来你家，她是不是……是不是说什么不好听的话了？”
“没有，她挺客气的。”
王建国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松弛了一点点。他拉开门，走出去，然后转过身，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
“方洋，谢谢你。不管最后你回不回来，我谢谢你今天让我进这个门。”
门关上了。
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杯已经凉透的水，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情绪。是痛快？是难受？是解恨？好像都不是，又好像都有。
我拿起手机，翻到哈立德的聊天界面，打了一行字。
“哈立德，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是我，你会回去吗？”
哈立德的回复很快就来了，只有一句话。
“方，真正的赢家，不是把对手踩在脚下，而是让他心甘情愿地为你让路。”
我看着这行字，忽然笑了。
哈立德这个老狐狸，说了等于没说。但他的话里藏着一层意思——不管你做什么决定，都要让自己站在最有利的位置上。
我把手机放下，走到阳台上。楼下的车流穿梭不息，城市的喧嚣从远处传来。春天快来了，空气里已经有了一丝暖意。
我深吸一口气，忽然觉得，这十个月来堵在心里的那团东西，好像松动了一些。
不是因为王建国跪了。
是因为他终于承认了——承认了那些他以为理所当然的付出，其实从来都不廉价。
这才是公平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