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加达交通部外的示威现场，42 岁的万迪展示了他的工作记录：日均 10 小时在线，收入却不足 15 万印尼盾（约合 12 新元）。这仅相当于雅加达法定最低时薪的 60%，更讽刺的是，平台系统显示他每单收入的 20% 已被抽成。"我们像数字时代的奴隶，算法决定我们的生死。" 这位从业五年的司机道出抗议者的普遍焦虑。
合并风暴加剧了从业者的生存危机。根据路透社披露的并购细节，Grab 将接手 GoTo 除金融外的全部印尼业务，形成市场占有率超 85% 的超级平台。印尼运输工人联盟主席莉莉・布吉亚蒂指出："垄断意味着议价权的彻底丧失，当平台掌握绝对话语权，抽成比例、接单规则都可能成为压榨工具。"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国家线上出租车联盟的调研显示，部分订单实际抽成已突破政府规定的 20% 上限。
平台方的回应则呈现出资本逻辑的冰冷理性。GoTo 声明强调 20% 抽成是维持运营的 "必要成本"，包含系统维护、订单补贴和事故保险。Grab 印尼负责人更直言："市场竞争本就残酷，效率决定生存。" 这种说辞在雅加达通讯部前的抗议者看来，不过是资本扩张的遮羞布。示威者高举的 "算法不仁" 标语，揭示出零工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 —— 平台通过技术手段将经营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却拒绝承担雇主责任。
这场抗议的特殊性在于其 "双重诉求" 特征。从业者既要求政府强化监管，将抽成比例明确写入法律，又呼吁赋予 "平台合作伙伴" 特殊劳工地位。这种诉求的矛盾性恰恰暴露监管困境：印尼《零工经济保护法》虽规定平台需为从业者购买意外险，但超过 310 万注册司机中，仅 12% 获得完整保障。政府监管的滞后性，使得平台得以在 "技术中介" 的外衣下规避雇主责任。
经济学者指出，这场抗议实质是数字经济转型期的阵痛显现。印尼网约车市场年增长率达 22%，但从业者收入过去三年累计下降 18%。平台通过并购实现规模效应时，往往伴随算法优化带来的接单量稀释。当 Gojek 与 Grab 的订单分配算法完成整合，预计将有 30% 从业者面临日均接单量减少的困境。
总统府前的抗议者帐篷上，"我们要生存，不要施舍" 的标语格外醒目。这场持续 72 小时的示威，最终以通讯部承诺召开多方听证会暂告段落。但深层次的问题仍未解决：如何在平台经济发展与劳工权益保护间找到平衡点？当资本的全球化扩张遭遇本土劳动者的生存诉求，印尼政府正站在数字经济治理的十字路口。
全部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