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禁摩20年又续期,这次的民意征集能当真吗,我就想问三个理儿:你问对人了吗、超标车还给骑吗、最后能晒出意见本让大伙看看

天津禁摩20年又续期,这次的民意征集能当真吗,我就想问三个理儿:你问对人了吗、超标车还给骑吗、最后能晒出意见本让大伙看看不,别让通勤刚需的老百姓白费口舌

这两天,我的邮箱里躺着一封已发送的邮件,收件方是天津相关部门,内容是支持摩托车解禁。发完之后,我盯着屏幕愣了几秒,心里冒出一句话:有用吗?不知道。但我还是把姓名和身份证号端端正正地写上了。为什么?因为在这次征集意见的规则里,你不实名,人家压根不把你当个数。洋洋洒洒写几千字,感情充沛、逻辑严密,最后没附上身份证号,连统计的门槛都进不去。这就是现实。

天津禁摩20年又续期,这次的民意征集能当真吗,我就想问三个理儿:你问对人了吗、超标车还给骑吗、最后能晒出意见本让大伙看看-有驾

这件事的起因不复杂。天津禁摩,从2006年开始,中环路以内区域禁止摩托车通行,一禁就是20年。政策每5年自动延续一次,每次延续前会有一个征求意见的流程。今年,又是这个五年节点。消息一出,本地的摩友群、通勤群、社区论坛里,讨论就没停过。有人热血沸腾,说这次一定要争取解禁;有人冷眼旁观,说别费劲了,20年都没变过,这次能翻出什么浪花。

说实话,我理解那股热血,也理解那盆冷水。但我更在意的,是这场征集意见本身,有几个绕不过去的坎。这几个坎不迈过去,你流程走得再热闹,最后也只是一场戏。

第一个坎,也是最根本的一个:你问对人了吗?

禁摩政策影响最大的群体是谁?不是周末骑着哈雷去郊区兜风的那拨人,也不是把摩托车当玩具的发烧友。是每天早晨七点,要从河东奔到南开上班的小伙子;是住在中环线边上,每天骑电动车过桥到和平区送外卖的大哥;是家里只有一辆汽车,但两口子上班方向完全相反,得有人倒三趟公交的小媳妇。这些人才是通勤刚需群体,他们每天早上睁开眼就要面对一个问题:今天怎么跨过那条禁摩的线,准时到公司。

那么,征求意见的渠道,真的触达到这些人了吗?我翻看了一下这次征集意见的公告,渠道是电子邮件和信函。没错,白纸黑字写着邮箱地址和邮寄地址。这就有意思了。你想,一个每天忙着讨生活的人,他有多少概率会专门去政府网站下载一个表格,填上自己对禁摩政策的意见,再附上身份证复印件,然后发邮件或者跑一趟邮局?这个动作,对很多通勤刚需的老百姓来说,门槛不低。不是他们不想说,是这套流程和他们日常的生活节奏,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反过来说,哪些人会特别积极地响应这种征集?有时间、有精力、有强烈表达意愿的人。这本身没问题,任何公共讨论都需要这样的人。但问题是,如果最终收集上来的意见,主要来自某几个特定圈层,而真正天天被禁摩政策影响着出行选择的那群人,他们的声音因为渠道门槛而被稀释了,那这份“民意”,到底代表了谁?

第二个坎,说出来你可能觉得我在抬杠,但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在讨论摩托车该不该解禁之前,你能不能先告诉我,超标电动车还让不让骑?

这不是岔开话题,这是逻辑上的前置问题。现在天津路面上跑的那些电动车,有多少是严格符合新国标的?大家心里都有数。很多家庭当年买电动车的时候,就是冲着它不需要驾照、不用上牌、骑着方便去的。后来新国标出来,各地给了过渡期,天津也给了。但过渡期结束之后呢?超标车是全部淘汰,还是继续默许上路?这个问题,直到今天,在很多市民心里都是一笔糊涂账。

你想想,一个每天靠超标电动车通勤的人,他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不是你解不解禁摩托车,而是他屁股底下这辆车,明天还能不能合法地骑出门。如果突然有一天,超标车严查了、不让骑了,那他才有了一个迫切的需求:我需要一个替代工具。这个时候,摩托车解禁对他来说,才是一个真实的选择题。否则,你问他支不支持解禁,他心里想的是:我骑电动车好好的,摩托车解不解禁跟我有啥关系?

这就是症结所在。政策不是孤立的,出行选择是一个整体。市民心里有一本账,他会在汽车、公交地铁、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之间,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通勤距离、时间成本,做出一个最优组合。你现在不把超标电动车的政策说清楚,就等于把这本账里的一页给撕了,然后问他另一页怎么写。他能写出个啥?他只能凭着想象写,或者干脆不写。那征集上来的意见,又有多大参考价值?

第三个坎,可能是我最想较个真的地方:结果出来了,你能晒出来让大家看看吗?

我发邮件支持解禁,我写了姓名和身份证号。那么,我的这条意见,最终是被统计进了“支持”那一栏,还是被归类为“其他”,或者干脆石沉大海?我不知道。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相关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后,应当公布意见的采纳情况及理由。话是这么说的,但落到具体执行上,往往变成了一句话:“本次征集共收到XX条意见,其中支持XX条,反对XX条,经研究决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在意的是,你能不能把“谁说了什么”亮出来?我不是要求把姓名身份证号挂网上,那是泄露隐私。但至少,你可以把每条意见的核心观点脱敏后公开,让大家看看,都有什么样的人在关心这件事,他们分别持什么立场,理由是什么。比如说,有一位住在河西区、每天通勤到和平区的市民,他支持解禁,理由是公共交通太挤、开车太堵、电动车冬天续航撑不住。另一位住在中心城区的老住户,他反对解禁,理由是担心噪音和安全隐患。这些具体的声音,如果都能摊在阳光下,那最后的决策,无论是什么结果,至少过程是有说服力的。

怕就怕什么?怕就怕从头到尾,你只看到一个冷冰冰的总数,看不到一个个鲜活的人。那会让参与的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我的意见被投进了一个黑洞。写不写是我的事,看不看是人家的事,采不采纳更是天知道。这种感觉一旦蔓延开来,下次再有什么征集,还会有多少人当真?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细节。这次征集意见的截止时间是8月10日。对,就给了这么一段窗口期。这段时间里,有多少通勤刚需的市民,能在刷到这个消息之后,抽出时间来整理思路、组织语言、准备材料,最后发出一封符合要求的邮件?很多人可能看到新闻的时候正在挤公交,心想晚上回去写,结果加班到九点,回家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起来,又重复昨天的路线。等他再想起来的时候,可能8月11号了。

这就是普通人的日常。政策制定的宏大叙事里,那些堵在路口等三个红灯的焦躁、地铁换乘通道里被挤掉鞋的狼狈、冬天骑电动车冻得膝盖生疼的滋味,往往很难被装进一封格式规范的意见书里。但它们真实存在,每天都在发生。

还有一个话题,在本地论坛上被反复提起:禁摩20年,交通改善了多少?这个话题很尖锐,但确实有人在问。2006年禁摩令出台的时候,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缓解交通拥堵、减少交通事故、降低尾气污染。20年过去了,天津的机动车保有量从当年的100多万辆增长到了现在的超过300万辆。拥堵消失了吗?没有。早晚高峰的中环线、南京路、曲阜道,该堵还是堵。尾气问题,现在的主要矛盾早就不是摩托车了,而是庞大的汽车保有量和工业排放。至于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和汽车的事故率,现在才是交通管理的大头。

有人就说了,既然禁摩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那当初的禁令是不是该重新评估一下?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全对。毕竟摩托车和汽车的安全系数确实不一样,肉包铁和铁包肉的差别摆在那里。但至少,这些讨论说明,市民在思考政策的逻辑连贯性。你不能说我禁了20年,不管效果如何,反正就继续禁着,连讨论的空间都不给。那这就不是管理,是惯性。

惯性是最省事的,但也是最容易积累矛盾的。五年一续,每次都是同样的流程,同样的结果,会让很多人觉得,这个征求意见就是走个过场。我身边的几个朋友,一听到这个消息,反应出奇地一致:“别折腾了,没用。”问他们为什么不试试,回答说:“你写了能咋地?上次写了,上上次写了,有变化吗?”这种情绪,比反对的声音更值得警惕。反对至少说明还在乎,觉得还能争一争。这种连说都懒得说的心态,才是对公共参与最大的消解。

所以,我这次还是写了那封邮件。不为别的,就为让自己觉得,我对这座城市的出行问题,还有说话的欲望。我写上了我的姓名,我的身份证号,还有我那几句可能压根没人细看的话。我在邮件里说,我支持有条件解禁,比如分时段、分排量、加强驾驶培训考试、严格违章处罚。我不是在喊口号,我是真的在提供一个讨论的起点。

但我也清楚,一封邮件,改变不了什么。真正能改变点什么的,是这套征集机制本身,能不能往前迈一步。问问自己,问对人了吗?告诉市民,超标车的前路到底怎么走?最后,把结果大大方方地亮出来,让每一个写了身份证号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一条意见,哪怕它被归类为“未被采纳”,哪怕后面跟着一段解释的理由。这,才是把人当回事。

天津这些年的城市治理,在很多方面都挺用心的。老城区的更新、海河沿岸的改造、公共交通的投入,大家看得到变化。那在出行政策这种关乎几百万人每天怎么上下班的事情上,能不能也多花点心思,把听取意见这件事做得再实一些?别让“公开征求意见”这几个字,从制度要求变成了条件反射,从听取民声变成了走过场。

最后再说一句,那个征集邮箱,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我去查了一下,这次的公告在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官网上挂着,邮箱地址是tjjgjdcglk@126.com,信函邮寄地址也有。你如果对禁摩政策有话说,不管支持还是反对,只要你有通勤的切身体会,或者对出行安全有你的担忧,你都可以写。记住,写上姓名,写上身份证号,要不然不算数。至于写了有没有用,这事儿我不敢打包票。但至少,你发出了你自己的声音,那封躺在发件箱里的邮件,是你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参与过这座城市公共事务的证明。这本身,就有点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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