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公安警察队伍逐步建立。在建国初期,由于国家经济基础薄弱,警务工作缺乏专用的交通工具。那时,公安人员在日常巡逻和办案过程中,基本上没有警用车辆可用。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自行车才逐步成为公安干警的标配交通工具。随着时代变迁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警用车辆种类日益丰富,品牌和车型不断扩展。今天,警用车辆的配置已经十分全面,涵盖了从轿车到特种装备的各种类型,可谓多样化、齐全。
回顾近五十年来中国警用车辆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若干阶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公安系统开始普遍配备自行车。当时,自行车不仅是社会大众最常见的出行工具,在大城市里尤其如此。在那个年代,一辆自行车对普通家庭而言也不是轻易能够获得的。凤凰牌和永久牌是当时警用自行车的主流,这两者都产自上海。永久牌的出现时间略早,结构上也多以“二八大杠”著称,这类车型在当时深受警察青睐。图中所见的“二八大杠”,就是那个年代上海街头的典型警车形象。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两轮摩托车和带侧斗的三轮摩托车陆续进入警用装备序列。幸福XF250普通摩托车是其中的代表,但更为常见的则是长江750三轮侧车摩托。长江750其实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宝马R75军用摩托的国产化仿制,最初于1957年定型,首先供应部队。至七十年代,公安部门才开始使用。在后续发展中,长江750的警用版本配备了更为实用的前面罩和风挡玻璃,同时采用蓝白分明的警用标识。这些红白相间的长江750型摩托车在公安队伍中一直服役到九十年代,最终因警用轿车广泛应用而淡出历史舞台。
与长江750同期,幸福牌摩托车于1960年代登场。其造型受到捷克佳娃250摩托车的启发,但国产后的幸福250在细节上进行了本地化调整,例如更平整的车座和加强的发动机外壳。虽然该车型主要面向民用市场,但部分公安部门也采购作为警务用车。从普及度上长江750更具代表性。
时至八十年代,中国公安警用车辆步入“四轮时代”。北京BJ212型越野车成为各地公安分配轿车的首选。BJ212于1965年面世,原为军用越野车型,部分设计参考苏联嘎斯-69。进入八十年代,警用BJ212由软顶逐步更新为硬顶版本,并统一加装警用涂装。自此以后,BJ212在我国警界服役了逾二十年,直至本世纪初逐步为轿车类警车取代。
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下,八十年代后期又引入了天津大发面包车。这类小型面包车既用作警力运送,也承担押送任务,在当时十分普遍。天津大发,由天津夏利与日本大发公司合资生产,在八九十年代国内出租车市场极为流行,自然而然成为警务部门的重要车型。直至桑塔纳、方头捷达等轿车普及,大发面包车才逐渐被替代。
九十年代,桑塔纳轿车几乎成为我国警用轿车的象征。由中国与德国大众合资生产,桑塔纳在中国市场影响巨大。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基层县区,能够驾驶桑塔纳轿车的,多是公务系统骨干或企业管理者,普通民众难得一见。其地位之高,使得“桑塔纳”甚至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理想的标杆车型。进入新世纪,桑塔纳作为警用主力车辆,配备统一的蓝白涂装,持续服役至2010年前后后被逐渐淘汰。
部分地区公安还配备了诸如哈飞松花江等国产微型面包车。虽然进入21世纪,这些车型的数量大为减少,但在一些基层单位依然可以见到它们活跃的身影。同一时期,方头捷达轿车也开始出现在警用车队伍中。随着车型逐步国产化,更加经济耐用的圆头捷达逐渐普及,无论是警车、出租车还是驾校教练车市场都可见其踪影。即使到了今天,这些老款捷达仍在一些中小城市继续服役,充分说明其在中国市场的强大生命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飞速进步,越来越多的合资及国产车型涌现,社会整体汽车保有量显著提升。尽管警用车辆层出不穷,但公安机关并未采用类似美国那样的专属统一车型制式,而是多数采用民用车型进行改装。与早期BJ212、桑塔纳、捷达为主导的时期不同,如今的警用车型繁多,包括卡罗拉轿车、哈弗H5越野车、红旗H5轿车等。特警装备也更加多样,例如基于军队装甲车平台改造的警用防爆车辆,以及针对反恐任务研制的“剑齿虎”防暴装甲车。针对道路交通管理,现代交警部门还配备了高速巡逻用的专业摩托车。
经过近半世纪的发展,中国的警用车辆体系已经极为完备,各类车型丰富多元,整体实力不逊于西方国家警力的装备水平。警用车辆的不断革新与社会发展密切呼应,既见证了时代的进步,也体现了公安机关高效执法与应急保障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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