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盟委员会在2025年底提议将2035年新车”零排放”目标调整为”减排90%“时，整个汽车行业为之震动。这一政策调整意味着原先计划的彻底燃油车禁令被实质性地推迟和弱化，插混车、合成燃料车甚至高效燃油车都获得了继续生存的空间。欧盟官员曼弗雷德·韦伯的言论”燃油发动机禁令属于严重的产业判断失误”更是凸显了欧洲在电动化道路上的战略犹豫。从曾经的激进引领者到如今的步步后退，欧洲究竟经历了什么？
欧盟的环保雄心曾经令全球瞩目。2021年，欧盟首次提出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新车的目标，展现出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坚定姿态。然而短短两年后，这一雄心便开始动摇。2023年，欧盟为合成燃料车开了豁免绿灯；2025年3月放宽合规节奏；10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释放对生物燃料开放的信号；直至年底直接将”零排放”目标下调为减排90%，连明确的禁售日期都未保留。
这种政策退坡的背后是多重压力的交织。能源危机的持续影响让欧洲各国对能源安全更加敏感，电动化转型所带来的能源结构调整成本显得愈发沉重。同时，传统汽车产业的游说力量不可小觑，德国、意大利等汽车大国持续施压，担心过快的转型会导致产业空心化和大规模失业。民意反弹也是重要因素，消费者对电动车的接受度不如预期，尤其是在充电基础设施不足的地区。
政策调整的具体表现令人印象深刻。新规中10%的排放缺口可通过低碳钢、合成燃料等抵消，但这些技术目前成本高、产量低，实际可行性存疑。更有甚者，欧盟已将2030年小型客货车的减排目标从50%降至40%，这种对商用车的让步未来可能复制到乘用车领域。政策的连续性受损，让投资者对欧洲电动化前景产生疑虑。
欧洲车企在电动化转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大众汽车集团2025年的业绩数据颇具代表性：全球交付新车超898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交付约98.31万辆，同比增长32%，占比达到10.9%。然而在其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大众却遭遇连续两年下滑，2025年交付量同比下滑8%。
这种分化凸显了欧洲车企的困境。一方面，它们需要维持传统燃油车业务以保证现金流和利润，大众在中国燃油车市场仍保持超过22%的份额就是明证。另一方面，又必须投入巨资研发电动平台和新技术，双重负担让企业财务承压。宝马集团2025年第一季度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分别下滑7.8%和26.4%，大众汽车营业利润同比下降36.9%，这些都是转型阵痛的具体体现。
相比之下，中国车企的竞争优势日益明显。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柯对欧盟政策调整的回应充满自信：”推迟燃油车禁令将损害而非帮助欧洲汽车制造商”。这种底气来源于中国企业在电动化技术、供应链成本和市场规模上的全面领先。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前11个月，纯电动汽车仅占欧盟市场份额的16.9%，而混合动力汽车占34.6%的市场份额，仍然是欧盟消费者的首选。
供应链依赖问题更是欧洲的心病。在电池材料领域，欧洲对中国依赖度极高，本土化产能建设严重滞后。规划中的16家本土主导电池厂中，12家已搁浅或取消，即便所有在建项目如期投产，到2030年欧洲本土产能也仅能满足一半的锂盐需求。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产能上，更体现在成本上：中国工业电价比欧洲低40%以上，人工成本仅为欧洲的1/3至1/4，整体电池制造成本比欧洲低15%至20%。
欧洲电动化转型的技术瓶颈首先体现在充电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德国每百公里高速公路仅配备4.2个快充桩，全国公共充电桩总数不足62万个，却要服务超过500万辆电动车，车桩比高达23:1，远高于中国的3:1。这种供需失衡导致充电排队、故障频发成为常态，严重影响了用户体验和购买意愿。
电网容量不足和审批流程冗长进一步加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困难。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近一半充电站因缺乏电力连接而闲置，德国、西班牙等国因环保评估或行政要求导致充电站建设周期延长。尽管欧盟通过《替代燃料基础设施法规》，要求到2025年在主要交通走廊每60公里部署一座150kW以上的快充站，但目前的建设速度远跟不上规划目标。
技术路线上的摇摆不定也让欧洲电动化战略缺乏连贯性。氢能战略的回潮对纯电路线形成了分流，但氢能本身的发展同样面临挑战。德国联邦审计署的报告指出，国内新能源战略落实进展远未达成目标，产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程度持续攀升。欧洲钢铁巨头安赛乐米塔尔曾计划将德国两座钢厂改造为氢燃料熔炉，即便已获得13亿欧元补贴，最终还是选择放弃。
在核心技术创新方面，欧洲企业同样落后于中美日同行。固态电池等下一代技术研发进度不如预期，智能网联汽车的技术积累相对薄弱。大众汽车不得不通过与地平线合作成立合资企业，在中国自主设计与研发系统级芯片，这从侧面反映了欧洲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短板。
欧洲电动化政策的转向将对全球产业链产生深远影响。短期内，欧洲车企可能获得喘息空间，能够继续依靠燃油车业务维持利润，但长远看可能进一步拉大与中国车企的技术差距。比亚迪李柯的警告不无道理：如果欧洲汽车制造商将资源投入到燃油车的销售上，它们将面临进一步落后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风险。
对中国车企而言，欧洲的政策调整既带来挑战也蕴含机遇。一方面，欧洲市场准入可能面临更多壁垒，欧盟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就是例证。另一方面，欧洲电动化进程的放缓给了中国企业更多时间巩固技术优势和完善全球布局。已经有中国企业凭借成本和技术优势进入欧洲充电设备市场，如道通科技、盛弘股份等通过本土化策略提升竞争力。
欧洲的能源战略也将因电动化放缓而面临调整。原先基于快速电动化的电网改造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可能需要重新评估，氢能等其他低碳技术路线的重要性可能提升。但这种多元化的技术路线是否能够形成合力，还是会导致资源分散和效率低下，仍有待观察。
从全球视角看，欧洲的政策调整加剧了全球汽车产业路线的分化。中美欧在电动化进程上显现出明显差异，这种分化不仅反映了各经济体不同的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也体现了对能源转型路径的不同理解。未来全球汽车市场可能出现更加多元化的技术路线并存的局面，而非简单的电动化一元论。
欧洲的电动化道路走向何方？是暂时调整以积蓄力量，还是战略彻底转向？欢迎分享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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