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95万 vs 131.34万！安徽汽车产量首超广东，背后原因并非简单逆袭。
安徽汽车产量超广东：统计口径改变背后的产业真相与区域共赢新局
安徽为何能取代广东成为汽车新科“产量第一”？关键因素出乎意料。
安徽登顶汽车产量榜首，中国汽车产业多点开花格局正在形成。
中国汽车工业的区域格局，悄然间翻开新的一页。2025年上半年各省汽车产量数据近期引发关注，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变化是：安徽省以149.95万辆的汽车产量，超越了广东省的131.34万辆，在排行榜上位列第一。这是自2016年以来，广东首次在半年度的汽车产量统计中失去榜首位置。
这个消息迅速传播，引发了各种解读。有人惊呼安徽实现了“弯道超车”，有人感叹广东传统优势产业面临挑战。然而，数字跃升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首先需要从一个关键的技术性调整说起——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
统计规则的客观调整，是导致排名变化最直接的原因。从2025年开始，汽车产量的统计原则，从过去的按“企业法人所在地”归属，改变为按汽车的“实际生产地”归属。这是一个更符合经济现实、更能准确反映全国产能地理分布的调整。简而言之，车是在哪里流水线上最终组装下线的，产量就计入哪个省份。
这一规则的改变，对像广东这样车企总部集中但产能早已全国布局的省份影响显著。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比亚迪。比亚迪的总部位于深圳，是广东乃至中国汽车工业的标杆企业。但经过多年发展，比亚迪的生产基地早已遍布全国，如在西安、长沙、合肥、常州、济南、郑州等地都建有规模庞大的整车工厂。在旧的统计口径下，这些外地工厂的产量，大部分都计入企业总部所在地广东。但在新的“生产地”统计原则下，合肥比亚迪工厂生产的车辆计入安徽，长沙比亚迪工厂的产量计入湖南，郑州工厂的产量计入河南，以此类推。
这种“挤出效应”在数据上表现明显。广东省2025年上半年的汽车产量同比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而安徽省、湖南省（同比增长265.4%，部分得益于长沙比亚迪）、河南省（同比增长93.6%，部分得益于郑州比亚迪）的产量则大幅提升。因此，排名的变化，首先反映的是统计规则趋于精准合理，是对既有全国产能分布的一次“真实性还原”，而非简单的产业实力“逆转”。
当然，如果我们把安徽的崛起仅仅归因于统计口径的“红利”，那无疑是对安徽自身在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领域艰苦布局和卓越成绩的忽视。安徽能够承接住这份“统计红利”，并借此登顶，其根本在于它已经具备了强大的产业基础和集群生态。
回溯安徽，特别是合肥市在汽车产业上的布局，可以看出其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执行力。早在2009年，合肥就入选了国家“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播下了产业的种子。2020年，在蔚来汽车面临巨大挑战时，合肥市果断伸出援手，进行了被业界称为“最牛风投”的战略投资，不仅稳住了蔚来，更极大地提升了安徽在新造车势力中的影响力与产业链地位。
与此同时，安徽本土的汽车龙头企业奇瑞集团，在新能源转型上持续发力，推出了多个畅销车型系列，贡献了安徽省内近一半的汽车产量，成为稳居C位的“压舱石”。大众汽车（安徽）公司的成立和稳步推进，则引入了国际巨头的技术和标准。再加上合肥比亚迪基地这样的高产项目落地，安徽已然形成了传统车企、新造车势力、外资巨头同台竞技，乘用车、商用车、专用车全覆盖的多元化、活力十足的产业生态。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是产量数据得以支撑的坚实底座。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广东的汽车产业走向衰落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产量数据的相对变化，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广东汽车产业的成熟与强大。当一个地区的产业巨头发展到一定阶段，将其生产能力向更具成本优势、更贴近目标市场的区域布局，是一种全球化企业的普遍且高级的形态。丰田、大众等国际巨头莫不如此。
对于广东而言，特别是珠三角地区，虽然部分整车制造环节外迁，但产业链的“大脑”和“中枢神经”依然牢牢扎根于此。企业的研发中心、设计中心、总部管理、资金结算、品牌运营等高附加值环节，以及像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这样的增量部件巨头，依然集中在广东。比亚迪全球研发中心落户深圳，小鹏汽车总部在广州，这些都意味着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和利润的核心环节仍在广东。这就像是苹果公司，虽然绝大部分iPhone在中国组装，但其核心价值和利润仍回流美国加州总部一样。广东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从“产能在本地”到“产能在全国，核心在广东”的转型升级，这是一种更高级的产业竞争形态。
事实上，广东并未松懈，而是在更高的维度上展开竞争。例如，在智能网联和自动驾驶这个决胜未来的赛道上，广州已经开放了超过1200条、总里程超数千公里的自动驾驶测试道路，无论是开放数量还是里程均位居全国前列，为小马智行、文远知行等自动驾驶企业的测试和商业化运营提供了优越环境。深圳也在法律法规层面积极探索，为高级别自动驾驶的应用扫清障碍。这种对前沿领域的聚焦和投入，体现了广东旨在掌控未来产业主导权的雄心。
安徽的进取与广东的升维，共同描绘了一幅中国汽车产业良性竞争、梯度发展的生动图景。这不再是过去那种“你死我活”的同质化竞争，而是在国家统一大市场背景下，基于各自比较优势形成的差异化分工与合作。安徽凭借其战略性前瞻布局、完善的产业配套和积极的政策环境，在制造端实现了规模性突破。广东则依托其深厚的工业基础、开放的市场环境和强大的创新能力，不断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强化其技术输出和生态构建的能力。
这种格局的变化，对于中国整体汽车工业而言，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表明中国汽车产业不再过度依赖于某一两个区域的“单点支撑”，而是形成了多点开花、梯次衔接、更加稳健和富有韧性的产业体系。中西部省份的崛起，与沿海发达地区的转型升级，共同推动着中国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稳步迈进。
因此，看待安徽汽车产量超越广东，我们无需过度解读为“偷袭”或“颠覆”，而应视为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十足、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成效显现的一个缩影。这并非一场“零和博弈”，而是一次基于规则优化的“真相浮现”，是一次各自发挥所长、共同做大蛋糕的“双向奔赴”。未来的竞争，将不再是简单的产量数字比拼，而是技术创新能力、产业链协同效率和全球化运营水平的综合较量。在这场持久的竞赛中，安徽、广东以及中国其他富有活力的汽车产业集聚区，都将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辉煌未来贡献各自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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