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学车1995
在那个难忘的盛夏
追逐时代的脚步
作者：赵柏生
至2025年，我学车拿驾照整整30年了。叹时光匆匆，知生命易逝。
1995年夏天，正是盛夏3个月，我在学车场度过。说是3个月，其实真正上车学车的时间寥寥无几，因为8人一组一个师傅一辆车轮番上车，一天能轮到几回呢，一共又能有多少时间在车上呢。况且一周只三天学车，不是一三五就是二四六。
我们的8人一组全是本单位不同部和处室的同事，其中3人来自我们北欧处 ,全处倾巢出动。隔壁就是我们顶头上司周部长（欧洲二部）的办公室，他没多说，他的容让，他的温和待人善解人意至今仍温馨地留在我的心中。
2018年，我与老周（右）几年没见后再次见面
学车的次日，打开办公室的门，传真机下的传真件聚集成堆，拉开即成长龙。接下来的一天必将忙得昏天黑地，上厕所都得颠着小步。
记得大约1998年以后才开始使用电子邮件和外方联系的。
那时，计划经济的桎梏还未完全摆脱，市场已蠢蠢欲动显现活力, “活动的力量”。官的级别，依然是尊贵的强弱指标。
国旅总社（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从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后国家旅游局，再后文旅部）分裂而来，后者，在历史上，曾是外交部的延伸和附属服务机构，我的理解。鉴于此历史渊源，国旅总社在机构设置上带有较强的官方色彩。
大致始于1982年前后，也就是我大学毕业分配至国家旅游局的时段，国旅总社开始脱离的进程，政企分开真正实施。
我在国家旅游局外事处呆了半年。当时的处长是程文栋，早年北外意大利语专业毕业，在中国驻意大利使馆服务多年，曾为韩克华大使的秘书，后升为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再后被任命为驻意大使。他理解，一位外语专业的毕业生，该去企业锻炼，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当一名官役，专跑使馆送照会为因公出国人员办签证。半年后，我的关系被转到了国旅总社。至今，我心存感激程处长。
那时，两套班子在一个楼内办公，两个人事处在一个办公室内，真如亲兄弟一般筋骨相连，而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依然藕断丝连。
曽担任中国驻意大利特命全权大使的程文栋
办公楼也算小有名气，在东长安街6号，即北京饭店的正对面，王府井大街的南头，现为国家移民管理局。
外事处的办公室在北面一层，从窗口望去，视线跨越东长安街，恰好看见北京饭店新楼（东楼）的大门口。
1956年和2022年的东长安街6号
印象中80年代的北京饭店就是这样的。网图
我报到后，办公室同事说，程文栋是当时局内最年轻的处长，时年38岁。那年头，处长是很金贵的头衔，能荣为处长的大多都还长着老革命的面孔。程处长和蔼可亲，逢人见笑容，我这名副其实的二把刀，还在办公室内给他理过一次发呢。
国旅总社从事业单位脱壳而来，胎盘上带着旧时的痕迹，血液里也流淌着如此的基因。最上层的“社”一级官称为“社长”，后来慢慢演变成总经理。中层称为“部”，业务涵盖几大洲。基层名为“处”，具体到更细分的国家市场。至于如何比配政府的官员级别，我就不太懂了。
细说以上，为说明学车的不易。
部长大约是到达了某个等级，由社管理层背书，学车是单位制度上的应允，也算是某种特权。有人会问，有钱不就可以学车吗？答案还真不行，社会上没有付费学习的驾校，学车无门。就如更早些的80年代，绿皮火车上的软卧需要单位证明才能购买，不够级别不能买，有钱也不行，空着也不卖。
温饱之后，普通人的欲念丛生，其中也包括买车和开车。能买一辆车，驰骋于大街小巷，平时上班，周末游玩购物，那才是现代人的生活啊。
1985年我第一次因公赴美时被激发出来的不敢想象（拥有私家车），仅仅用了十年，居然成了可能。要知道，那时的一台21吋彩电就被称为大彩电。我那次访美的一个“大件指标”买了这样一台日本彩电，为父母脸上增添了光彩，邻居们的眼中流露艳羡。
那是一个还显贫瘠的时代，但经济发展年年一个小台阶，往前看风光无限，人心有向往，生活有盼头。
做梦也不会想到，10年后的1995年夏天，我学会了开车，那年冬天，我家买了第一辆车，牌子是欧宝，是德国的品牌。次年儿子3岁上了幼儿园，坐总社班车无法接送，有车就自由方便很多。
摄于约2001年，接送儿子上下学有了交通工具
能否逾越级别的屏障，学会开车，跻身于类官员的行列，享受令人羡慕的现代生活呢。能。僵硬的体制板块已现松动，缝隙间游动着私欲的蝌蚪，血脉里奔腾起富裕的渴望，社会如解冻时刻的大江大河倾泻而下，冲刷着河道，激荡了人心。旧时的规矩终究难以掌控人心所向，于是，学车的希望之星火被点燃了。
北京国旅和我们合作，从业务流程上说，是我们的下级，接待我们组的国外旅游团。他们主动向我们示好。好像也不是什么正规驾校，但他们有一些相关关系，比如教学司机，学车场地，路考部门，发照单位等等。这样，学车就成了可能。正规？非正规？那时处于变革中，“活动的力量”至关重要，也是当年的活力一种。回忆当年，小岗村民签订“生死契约”，率先实行“大包干”，由“非法”走向合法，温饱了饥渴的农民，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我记得每人的学车费是3500元，另外3千元押金。
早上8点，在建国门外的赛特购物中心集合，大车前往位于通县的学车场。那年，京通快速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全程路面坑洼颠簸，时常需迂回绕道，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
天气热啊，每天我用2升可乐瓶装满凉开水带上。烈日炎炎，无遮无挡，太阳发了淫威，把身上的水分吸尽了。中午过后，水已见了底，赶紧在周围的移动小贩处再补充1、2小瓶水，这就差不多了。
待上车的同事们就坐在左边的棚子里避阳
一起学车的人中间有一位48岁的大姐，她算赶上末班车了。那时学车的最大年龄截止到50岁。对新生活的渴望大约不是年龄能约束的了的。遇上了好时代，谁愿意辜负呢。
更为离奇的是，若干年后在我们小区健身中心游泳的、我呼为顾大叔的一位长者，亲自告诉我，他为了学车将他户口本上的年龄改小了整整10岁。他今年大约过90岁了吧。前年还和顾大叔互致问候。
学的是卡车，名为1041型，查了一下，果然我的记忆还算靠谱。
里面坐着我，那时心里有多少渴望啊
自动挡那时有还是没有，我真是记不准了。应该有，是刚刚萌芽吧，市面上少见，常人一般不知。但据资料，国际上自动挡车早已有之，国内也在50年代就有了，但社会上大约是到2010年前后才开始普及的，那是我学车15年之后的事了。
学习手动挡，开始时最难的莫过于油离配合。
起步时踩下离合器挂一档，然后轻踩油门，同时缓慢抬起离合器至半联动状态，车辆开始移动后完全松开离合器。每换一次挡都得照此办理，直至到达你需要的理想档位。减挡也是如此。油离配合不到位，熄火就是惩罚。
钻杆，绕桩，倒库，过狭窄条型路，哪样都不容易。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大多讷于行动。教我们的当地农民司机白师傅，一位挺淳朴的农村人，实在见不得我们这样的笨拙，在付驾驶座上时常呵斥一声，嘟囔抱怨，他心里一定在想，这些书呆子，能干啥。我被如此对待几次后，逆反感陡起，心想，你来学学外语试试，恐怕更不行吧。
好似冥冥之中有人护佑，8人路考全部过关。这“冥冥”即是那股“活动的力量”。
我们依然对白师傅心存感激，这一辈子享用不尽的技能，总算到手了。记得我们8人凑了1千块钱，向白师傅表达谢意，还在周边的餐馆请他吃了一顿饭。至今，他那谦卑而欢喜的面容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那年金秋10月，我拿到驾照啦。我们终于跟上了时代的脚步。
1978年，邓小平和那一批睿智与富含情怀的领导人时不我待地恢复了中断了10多年的高考，我们上了大学。1979年改革开放正式启动。1981年中国女排第一次历史性地首夺冠军。女排精神“顽强拼搏”成了时代强音，鼓舞人们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上。
同样在那一年，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在中国上映。每周六晚上，上海我家邻居张伯伯家的9吋黑白电视机前席地坐满了邻居们，静静地期盼着每周一集的播出。现在看来那么微小的屏幕，却是如此震撼地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剧中的人情，人性，以及爱的玫瑰芬芳，让我们沉醉痴迷难以自拔。10多年的精神饥渴，心田干涸，如逢沛雨甘霖。
一集过后是又一个星期的期盼。
历史的脚步震响中华大地，也改变了每一个人的命运和生存状态。
赛特购物中心于1992年开业，轰动了京城，带来了全新的现代商品。国人赞叹，感概商品价格如此昂贵。但国人的内心是喜悦的，他们看见愿景正在向他们走来。假以时日，一切都可企及，梦想可能成真。高楼如雨后春笋。外国人蜂拥而至。生活每天都有变化。那扇通往未来之门已经打开。
每次学完车，在赛特停留片刻，走在明亮时尚的商店里，心里歌声荡漾。买一块上好的火腿肉，把好生活带回家。
我们开车驰骋大地。90年代和00年代，去了东北，去了大连，去了上海，去了郑州。2022年夏天，我们和疫情躲猫猫，被疫情驱赶，时时改变行程，我们完成了甘肃青海华北行。下一年又补上了甘南行。
2024年末，来到澳洲，第一次右舵驾车，与家人一起从悉尼开往墨尔本，在众多小镇停留，在沿途Lookout（观景台）领略山海旖旎风光
还有难忘的2019，我和妻子驾车由北向南奔跑在美国加州绵延90英里的大苏尔，左看山势巍峨，右观大洋无边浩渺。
从1983年春节坐着绿皮火车回家探望父母，北京-上海13次列车耗时23小时，到90年代初的夕发朝至 - 指的是下午发车，第二天早上抵达，也要17个多小时，再到高铁时代的不足5小时。
国家在奔跑，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中。
回望几十年从一个贫穷落后缺吃少穿时代迈向一个全新的时代，学车是其中一件值得记住的事情。它让我们明白，原来23小时的绿皮火车是可以变成5小时不到的高铁速度的。
学车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水到渠成，开往未来，和未来的未来……
作者简介
赵柏生，1974年上海新虹中学毕业，1975年到江苏大丰的海丰农场务农。1978年考入华东师大外语系英译专业，1982年分配至国家旅游局。1987年到夏威夷大学旅游学院学习一年，后转至中国国际旅行总社和港中旅国际旅行社工作，直至退休。2019年在美出版散文集《人跋涉 心相随》。
全部评论 （0）